在古蜀文化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祭祀活動場所中出土了數量巨大、種類豐富、制作精美的玉石器，這些塵封千年的古蜀王國秘寶無論在玉料的選擇，玉器的形制，還是玉器的使用上都極具鮮明的地域特色與個性特征，與同時期中國其他區域的玉文化面貌有所區別。
多年來，筆者及其團隊透過玉料的監測分析、玉礦產地來源調查、器物造型特征、加工技藝及與其他區域出土玉器的對比觀察與研究發現，以三星堆、金沙為代表的古蜀玉器從其緣起到發展的過程中又都曾受到其他區域多元玉文化因素的影響與沖擊，從器物類別、玉器組合、加工技術以及裝飾特征等方面都明顯繼承和保留了許多 外來文化因素 。
這些外來文化因素的植入體現出長江上遊的古蜀文化與周邊地域文化之間一直存在著密切地交流與往來，同時也直接推動了古蜀玉文化的發生與發展，古蜀玉文化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不斷承襲、吸收模仿、吸納融合、創新創造，從而走向了繁榮。
01 三星堆-金沙遺址玉石器出土情況
三星堆遺址最早發現的一批玉器是1929年廣漢燕家院子的一個玉石器坑所出，據說當時出土玉器的數量達三、四百件之多。以後在三星堆遺址月亮灣、倉包包等地點陸續又有零星玉石器出土；1986年，三星堆遺址內發現兩個震驚中外的大型祭祀坑，其中出土的玉石器數量多達600余件；1997年末，三星堆遺址仁勝村墓地中再出土玉石器61件。此外在三星堆遺址內外還先後采集數十件玉器；2020-2021年隨著三星堆考古新一輪的發掘，在原1、2號祭祀坑周圍再次發現6個新的坑狀堆積，雖然目前考古發掘仍在進行中，但發現玉器的數量已有數百件。
從上述情況統計， 三星堆遺址出土玉器數量應有數千件不止。 三星堆出土玉石器制作精美，體型巨大，具有十分鮮明的地域特色，其發現也使人們第一次認識到了古蜀國制玉工藝的繁榮與發達。
發現於2001年的金沙遺址，是繼三星堆文化消亡後接踵而來的十二橋文化中心遺址。目前該遺址內已經出土了3000余件玉器，1600余件石器，其巨大的體量、豐富的種類和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再次彰顯了古蜀玉石器制作業的發達與昌盛。
金沙玉器主要發現於遺址東南部的「梅苑」地點東北部，該區域文化堆積層厚，延續時間長，出土遺物最為豐富。該地點也是遺址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器物等級最高的一處。從2001年初發現時的機挖溝中采集清理出玉器546件，考古發掘出土玉器2229件。金沙遺址範圍內其他發掘地點出土玉器數量極少，種類極其簡單，器形也都較小，制作也較為粗糙。
近年來，對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玉器均進行了多次的科學與分析，結果顯示三星堆出土玉器玉料以閃石玉為主，其他玉料包括 蛇紋石玉、大理巖、石英、長石 等；金沙玉器材料也是以透閃石（軟玉）為主，還有少量的陽起石、透輝石、斜長石、閃長石、滑石、大理石、綠泥石、葉蠟石、綠松石、瑪瑙以及含水磷酸鹽、碳酸鹽的多金屬礦物。
金沙遺址出土的石器質地據礦物學鑒定結果顯示，其石質有蛇紋石化橄欖巖、蛇紋巖、蛇紋石大理巖、砂巖、板巖等。以三星堆、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閃石為主，同時還有少量的陽起石、透輝石、斜長石、閃長石、滑石、大理石、綠泥石、葉蠟石等，這一結果表明 古蜀玉器的材料種類豐富，選料較為廣泛 。
透過對成都平原西北龍門山脈一帶玉料分布情況的初步調查，以及與中國其他區域礦源產地玉料標本進行的初步對比，基本明確了由三星堆-金沙為主體的古蜀玉器絕大部份玉料應為 就地取材、就地制作 而成，一部份材料的來源可能為 成都平原西北的龍門山脈 ，還有一部份可能是 在遺址附近周圍的河漫灘地和山間谷地中采集而來 ，兩個遺址中 僅有極少數玉器是由外部其他區域文化直接輸入 。
02 三星堆-金沙遺址玉石器中的跨文化特征
由三星堆、金沙遺址共同構成的古蜀玉器無論是玉料的選擇、玉器的形制、還是玉器的使用都極具鮮明的地域特色與個性特征，明顯區別於同時期其他區域的玉文化面貌。具體區別可從以下玉器類別的對比觀察中窺其一斑。
2.1玉璋
玉璋最早的標本可能出現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山東龍山文化中，後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陜西神木石峁遺址中也發現了數十件玉璋；在二裏頭文化三、四期之際，玉璋已明顯成為當時禮儀活動中的核心禮器，其後更隨著二裏頭文化向西向南擴充套件輻射，在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湖南、湖北、廣東、福建、香港及越南等地區都有相當的發現。
而四川地區可以說是目前全國出土玉璋最多的地區，三星堆遺址已出土玉璋數十件，金沙遺址中出土200余件，兩個遺址出土玉璋的數量超過全國其它遺址或地點出土玉牙璋數量的總和，表明玉牙璋在古蜀王國時期蓬勃興起，發揚光大，是古蜀玉器中表現最突出，數量最多的一類器物，在當時的宗教祭祀活動中占據著顯著的地位。
三星堆玉牙璋從首部形態可分出斜凹弧首（圖1a）、V字形首（圖1b）、斜直首三類（圖1c）三種。凹弧首牙璋形態上整體與山東龍山文化、石峁文化、二裏頭文化所出牙璋相類似。
▲圖1（a-e） 出土玉璋
例如，1號坑出土的一件凹弧首牙璋，其闌部上下牙飾均做出雙獸首形，闌間還雕出四個細長的平行小齒，這種作法與二裏頭75YLⅦKM7∶5玉璋（圖1d）基本相似，僅器身較M7∶5寬短些。這類張嘴雙獸首式玉璋早年在廣漢三星堆燕家院子中就有發現，在金沙遺址中也陸續有出土。
其中，金沙最精美的一件玉璋其闌部裝飾較為復雜，兩側對稱雕刻出一對立體蹲獸，好似在互相對峙，形象生動，制作精細，器表打磨得極為光滑（圖1e）。這類裝飾繁復，獸首高昂的玉牙璋與二裏頭四期玉璋的形態非常相近（圖1f）。
▲圖1(f) 出土玉璋
V字形首玉璋通常一側刃尖低，一側刃尖長，形成內凹的刃部，深淺不一，刃口多打磨尖薄銳利，拋光細膩考究。這種形態的玉璋過去曾在石峁遺址中發現1件（圖1g），但在三星堆玉璋中占有的數量最大，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
2號坑中一件斜直首玉璋圖案中兩山之間插有這種形制的玉璋（圖1h），2號坑出土的一件跪坐小銅人像手中還握持著一件這樣的銅璋；2020年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中，再次出現持V形玉璋的青銅人像，且有銅人像衣服和「豬鼻龍」銅器上都鑄有玉璋造型，清楚地展示了這類璋的使用方法及其玉璋在古蜀祭祀活動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斜直首玉璋在中國其他地區幾乎不見，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這類璋平面多呈平行四邊形，或一端略收碎形成柄，均無闌，有的柄部或下部有穿孔，過去曾有學者稱之為「邊璋」。這類璋通常在器身中間留出一空白帶，在兩端陰刻細密的平行線紋和網狀紋，還有的在平行線紋間飾以雲雷紋（圖1i），這種裝飾技法及風格也與二裏頭文化玉器的裝飾風格非常相似。
▲圖1(g-i) 出土玉璋
在金沙遺址早期祭祀活動階段（約當公元前1200年前後，三星堆一、二期之際）中，祭祀禮器主要以石璋、石璧為主，其中石璋的體型一般寬大厚重，首部多呈斜凹弧形，刃尖一端低，一端高，主闌和附闌出單牙或雙牙，闌間常有兩組較矮的齒突，除極個別者外，兩闌間常陰刻多組弦紋，每組弦紋由二條或三條直線紋組成，弦紋上還塗抹朱砂（圖2）。
這些石璋體現出極其一致的制作風格，經微距拍攝對比分析，發現與二裏頭VM3∶4玉璋存在非常相似的特征，可以說兩者在形態和一些制作技術上，都有著相同的工藝傳統，顯然應是受到了中原二裏頭文化玉璋的輻射與影響。
▲圖2 金沙遺址出土石璋（鄧聰拍攝）
2.2玉戈
玉戈始見於中原地區二裏頭文化三期，繁盛於商代，是三代時期玉禮器的主流器型，春秋以後少見。
玉戈也是古蜀玉器中的重要品種之一，三星堆祭祀坑中有一類玉戈體形寬大，中部較厚，三角形前鋒銳利，上下邊刃打磨較薄（圖3a），整體造型與二裏頭文化、二裏崗文化、盤龍城遺址（圖3b和圖3c）以及江西新幹商墓出土玉戈相近。金沙遺址現已出土玉戈50余件，類別大致與三星堆相同（圖3d），其中部份玉戈為典型二裏頭文化及二裏崗時期玉戈的形制，與晚商時期出土的鑲嵌銅柄類玉戈有明顯差異，其余各型則具有鮮明的地方特征。
▲圖3 出土玉戈
2.3玉琮
古蜀文化三星堆時期出土玉琮目前見諸報告的主要有：四川省博物館收藏的1件，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的2件，三星堆博物館收藏的1件，1986年一號器物坑出土的1件，三星堆倉包包地點采集小石琮1件，2021年新發現的3號、4號坑中出土3件，造型多為單體素面不分節槽的形式，僅3號坑發現一件琮上刻劃有神樹紋（圖4a）。
金沙遺址中現已出土27件玉琮，另還有3件石琮，它們全部出土於金沙遺址祭祀活動場所裏，可以說是目前國內除良渚文化、齊家文化以外出土玉琮最多的一處，說明玉琮在金沙宗教禮制系統中占有極其特殊的地位。
▲圖4（a-b）出土玉琮
在金沙遺址中發現的27件玉琮中，最引人註目的十節青玉琮（圖4b），其形制與江蘇武進寺墩（圖4c）、吳縣草鞋山（圖4d）、邱城墩遺址、上海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的玉琮形制十分吻合，可以確認金沙遺址出土這件十節玉琮從材質、形制、工藝和紋飾等諸方面都具有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風格。
▲圖4（c-d）出土玉琮
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中發現的絕大部份玉琮多是呈方柱體或扁方體，內孔通常較大，孔壁較薄，器表不分節槽，素面無紋（圖5）。這類玉琮總體造型風格表現出與齊家文化玉琮形制相近的特征（圖6），但所用玉材卻大多為本地玉料，因此可以認定這類古蜀玉琮應是受到了黃河上遊地區齊家文化玉琮造型風格的影響，其制作年代則與三星堆、金沙遺址自身的年代相當，應是蜀地先民在商周之際利用本地玉材，就地模仿制作的產物。
▲圖5 金沙遺址出土玉琮
玉琮作為一種觀念的載體，以良渚文化玉琮為典型代表，是一種具有強烈族群意識的禮儀性神器。後來隨著良渚文化的衰亡，已逐漸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地位。商周時期除成都平原以外的其他地區發現較少，其形制也已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從殷墟婦好墓、新幹商代大墓再到張家坡西周墓、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出土的玉琮多為矮體短射，四隅常有凸起的四個凸棱，在凸棱上有的琢出蟬紋或鳥紋，有的則配以橫豎的陰線紋或幾何形紋，玉琮形制逐漸簡化並失去它原初的重要意義。
但從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相當數量的玉琮情況看，卻還仍然具有明顯的 禮器性質 ，是祭祀活動中的重要物品。張光直先生在【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一文中曾談到玉琮在陶寺等遺址中出現時說「玉琮，是顯示一種獨特的宇宙觀的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儀式用具」，它在其他地區的發現不是偶然的，「無疑的，它代表這種宇宙觀穿越區域的傳遞，或甚至代表以這種宇宙觀為特征的一個全作用圈的底層」。
因此從典型的良渚文化十節玉琮及大量不分節槽的方柱體玉琮在成都平原的發現，說明長江上遊的古蜀文化與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黃河上遊的齊家文化之間應有著密切的來往與交流，從而才有了這一跨文化觀念器物的傳播與影響。
▲圖6 齊家文化出土玉琮
2.4玉璧
玉璧是中國古代祭祀活動中的重要禮器，在中國各地分布較為普遍，延續時間也較長。新石器時代以良渚文化、齊家文化出土的玉璧最為典型。玉璧在良渚文化中居於較顯著的地位，在良渚晚期的顯貴墓葬中，有時甚至出現數十件玉璧隨葬的情況。
齊家文化中玉璧也是最常見的一類玉器，通常有兩種造型：一種為扁平圓形，中央有孔，一般直徑約7~40cm，個別的達五六十厘米，均為素面，兩面制作平整光滑（圖7a）。這類璧有時還常與玉琮一起形成組配使用，通常為一璧一琮。第二種為多聯璜玉璧，即由3個扇面形玉璜聯綴而成，每個玉璜兩端各穿一孔，用來穿綴。齊家的玉環，有稱璦者，或也有稱大孔璧，一般環面較窄，環面徑小於孔徑。
▲圖7（a-d） 出土玉器玉璧
在古蜀文化祭祀活動中，玉璧也是極有代表性的一類器物，且數量較大。其中三星堆仁勝村墓地出土玉璧形器與良渚文化早期玉璧較為接近；上世紀三十年代燕家院子和月亮灣地點中有發現扁平素面厚體類的玉石璧，如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的3.1-439玉璧（同時還收藏有3.1-113玉琮，圖7b和圖7c），其材質與造型特征具有典型齊家文化玉器風格，因此極有可能是由外域流轉傳入蜀地。
古蜀文化中數量最多是有領玉璧（圖7d），僅金沙遺址祭祀區內目前就已出土近80件，此次三星堆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裏又有不少有領玉璧出土。有領玉璧根據領部的高低可分出高領和矮領（實為在內孔兩側邊緣起一周凸起的脊）兩種，後者主要見於金沙遺址（圖7e）。
▲圖7（e-f） 出土玉器玉璧
高領璧與良渚文化（圖7f）、齊家文化的玉璧完全不同，而與商代殷墟、江西新幹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同類玉器特征非常相似，應是商代玉璧的主要流行樣式，但目前又以古蜀文化中出土有領玉璧的數量最多，因此不排除這類器物的生產地就是以蜀地為主，然後再向中原或其他地區輸出的可能。矮領玉璧環面常較窄，環面徑一般小於孔徑，這一點與甘肅省永靖縣新坪鄉出土的一些大孔璧（圖7g）有相似之處。
另外，金沙遺址出土的有領玉璧當中，還有一件外緣有四組凸出齒飾（每組五齒）的牙璧（圖7h）。四牙璧過去只見於陜西神木石峁和延安蘆山峁。但金沙這件外緣無尖牙，又是在有領璧形器上雕出四組五齒飾的裝飾特點不見於其他地區，具有明顯的本地特色。
▲圖7（g-h） 出土玉器玉璧
古蜀文化中還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石璧。三星堆有許多石璧出土時按從大到小的序列依次壘疊。如1987年真武倉包包出土的二組石璧，其中一組有11件，發掘者定為A型石璧，直徑從20.3~7.1cm不等，從大到小，呈依次遞減變化，發掘者稱之為「列璧」（圖8）。這類石璧一般孔徑較大，孔寬超過環面寬，且器中部一般較厚，周緣較薄，周邊不甚規整，孔多單面管鉆完成。B型石璧共計10件，形體較小，仍是從大到小遞減，厚薄不均，是利用A型石璧芯再次管鉆而成。有的石璧芯能與A型石璧套合，器形直徑兩面不等，外緣呈現管鉆的螺旋紋，這表明在制作時曾利用大石璧的內芯繼續加工成小石璧。
金沙遺址祭祀區早期祭祀活動中也出土了許多形制相似，大小不同的石璧，埋藏情況多種多樣：有的從大到小，依次排列；有的與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一起放置；
有的與石餅形器和石璋一起堆積。古蜀文化中此類石璧的流行以及管鉆取芯並保留璧芯的作法似與甘肅皇娘娘台、青海喇家遺址中曾出土過的玉石璧及玉璧芯等情況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圖8 三星堆出土成組石璧
2.5玉鉞
玉鉞是 先秦社會中象征君王政治軍事權力，體現威武的儀禮性用器 。【尚書·牧誓】曾經記載武王討伐商紂王時，「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天子舞樂中有執朱幹玉戚（鉞）以舞【大武】，表明了鉞的重要地位。
▲圖9（a-c） 出土玉鉞
三星堆遺址中目前僅發現一件玉鉞（戚），為1976年廣漢高駢出土。在金沙遺址內出土的4件玉鉞均制作精細，凸顯出使用者的地位與等級。其中一種外形為「風字形」的鉞（戚），兩側扉牙尖細上翹，錯落有致的組成了三組山字形冠，刃部兩端也略微上翹（圖9a），這一特征與二裏頭75ⅦKM7∶2帶扉牙玉戚（圖9b）及山西黎城1號鉞形制（圖9c）最為相似；
另一種大孔似璧，刃部呈圓弧的鉞（圖9d）與二裏頭三期75ⅥKM3∶13（圖9e）和75ⅧKM5∶1中出土的兩件璧戚也非常相似，尤其是兩邊棱細而略上翹的扉牙飾，四段連弧形刃口的磨制方式都幾乎如出一撤，而與殷墟花園莊54號墓出土的一件璧形鉞（圖9f）從兩側齒牙到刃口的形制都有著明顯區別。商周時期這類器物形態漸向瘦長發展，制作也變得較為簡單，連弧形四段式刃的作法在商代後期就已消失。此件玉器的制作年代很可能早至夏代，或許就是二裏頭文化的制品流傳至金沙地區。
▲圖9（d-f） 出土玉鉞
2.6多孔玉刀
多孔玉刀最早見於距今5900-5500年的南京北陰陽營二期文化中，後在龍山文化中有較多發現，在二裏頭文化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以後又極少見到。長條形多孔玉刀則是齊家文化的一種特征性器形，如青海同德宗日遺址、青海喇家遺址、甘肅古浪縣峽口等地都有出土或采集。
古蜀文化金沙遺址中出土了一件四孔玉刀（圖10a），該器平面呈上小下大的梯形，灰白玉；平背，平刃，背部有四個單面鉆穿孔，器身寬大厚實，與喇家1981年征集的一件玉刀（L∶4）以及甘肅古浪縣峽口出土的大玉刀（圖10b）、青海同德縣巴溝鄉出土穿孔玉刀（圖10c）在形制上相似，同時也與二裏頭的多孔玉刀（圖10d）接近。
▲圖10（a-d） 出土多孔玉刀
其實在岷江上遊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四川茂縣營盤山遺址中也曾發現過2件雙孔玉刀，其中一刀背部平齊，中部有一大一小兩個單面鉆孔，近背部還有兩個未穿透的單向鉆孔，其形制特征與西北地區出土的一些多孔玉刀相似（圖10e）；其二刀為弧刃，其玉材呈深褐色，上布圓團塊狀的「布丁石紋」（圖10f），透過肉眼觀察其材料與齊家文化的玉料十分接近。
在1982年在四川廣元市青川縣永紅鄉都家壩（現青川縣沙洲鎮白水關社區都家壩）（圖10g）也發現一件與甘青地區密切相關的四孔玉刀，其體大厚重，制作精美，這些發現均表明西北甘青地區的玉文化對四川盆地曾經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圖10（e-g） 出土多孔玉刀
2.7玉箍形器
箍形玉石器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已有發現，如姜寨二期出土的Ⅷ、Ⅸ陶環就可以稱為箍形器了，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別時期，這種器物已大量出現，如寶雞福臨堡遺址出土的這種陶質、石質的箍形器。在巫山大溪遺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陶、骨、石、象牙、蚌質的箍形器。在良渚文化早期的趙陵山，中期的反山、瑤山墓地，良渚文化晚期的草鞋山、武進寺墩、福泉山等墓葬中均有出土。
二裏頭遺址中出土了一件玉箍形鐲（ⅢKM1∶4），圓筒形，兩端磨平，腰部微內凹。在安陽殷墟婦好墓中也出土了圓箍形器28件。在三星堆倉包包地點出土1件玉箍形器，1號器物坑中出土13件陶質箍形器，其大小不等、形制基本相同。
在金沙遺址中已發現8件玉質箍形器，均呈圓柱形，中空，微束腰，器壁薄，有的在器身上下口沿處各陰刻兩道細弦紋（圖11a），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立人手腕上戴有一裝飾，其形制和玉箍形器相似，表明這類箍形器是一種帶在手腕上的裝飾品。
總體來看，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箍形器在形制上與良渚文化（圖11b）及山東省廣饒縣傅家出土的同類器最為相似。
▲圖11 出土玉箍形器
2.8玉錐形器
1997年末，三星堆遺址仁勝村墓地中出土61件玉器。該墓地共發掘29座墓葬，其時代上限約當三星堆遺址一期後段，下限在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前段，相當於二裏頭二期至四期的年代範圍。可以說，這批玉器是目前三星堆遺址中出土時代最早的、也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中出土年代最早的一批玉石器。這批玉器玉材大多呈雞骨白，種類有蝸旋狀器、泡形器、璧形器、錐形器、鑿、矛、斧、斧形器等。
特別引人註意的是M5中出土的3件玉錐形器（圖12a），它們放置於人頭骨的左右和下方，器呈圓柱狀，器身最大徑在中部，頂端略細，有錐形榫，近錐尖端略粗，均通體打磨光滑。在該墓地其余的28座中不見玉錐形器，但在M21中人頭附近出土4件蝸旋形器（圖12b），2件蝸旋狀象牙器；M14、M7中各出土1件玉泡形器（圖12c）；此外在M8、M29還各發現1件玉璧形器。蝸旋狀器形制基本相同，大小不等，一面呈盤狀內凹，一面弧拱，形似蝸牛殼狀。外周均有一缺口，器中間一大圓孔，通體拋光。玉璧形器均體量較小，直徑不過4cm，璧一面平，一面略拱。
▲圖12 出土錐形器（a）、玉蝸旋狀器（b）、玉泡形器（c）
錐形器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典型器類，常「見於良渚文化大、中、小型各等級墓葬，在某種程度上，它跟管、珠一樣是玉器中最具普及化和最平民化的器類」。良渚玉錐形器經歷了從簡至繁至簡的發展過程。良渚的發掘者們將其分出A、B、C、D四種型式。
其中A型玉錐形器是良渚錐形器中最常見的形制，至少又可分為早晚三式。從形制上看，仁勝村玉錐形器與良渚文化中晚期出土的A型Ⅱ式、Ⅲ式玉錐形器最為相似，也與長江中遊地區石家河文化晚期遺存肖家屋脊AT1215②∶2玉笄、AT807②∶4玉笄、成都南郊十街坊M6出土的骨錐形器相似。同墓出土的玉泡形器與良渚文化反山十二號墓鑲嵌的玉圓形器、龍潭港M12∶21出土的圓形玉片有著一定的相似度，但區別在於前者器中間出圓穿，在墓葬中單獨出現，推測極可能為死者頭部或身體上的縫綴裝飾件；後者則無穿，系鑲貼粘合在其他器物上作為復合件使用。玉蝸旋形器則與二裏頭文化第二期的鬥笠狀白陶器（圖12d）、成都寶墩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的圓形骨器以及後續金沙遺址出土的銅螺形器（圖12e）相似。
以上這批玉器形制極為特殊，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寶墩文化其他遺址中從未見出土，尤其是錐形器在商代的三星堆遺址及後續金沙遺址大量的玉器中幾乎已不見蹤影，說明其顯然非本地制作，而是系域外的成品直接輸入。
▲圖12 出土鬥笠狀白陶器（d）、銅螺旋形器（e）
2.9玉石雕塑品及青銅雕像中的跨文化因素
在古蜀文化時期，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數量眾多、造型奇絕、體量巨大的青銅人物或動物雕像，還有許多陶塑動物造型，金沙時期又出現一批雕刻精美、技藝成熟的石刻圓雕作品，這些器物從質樸天然的造型特征、生動活潑的意趣韻味以及雕刻技藝的簡練與嫻熟，都表現出其時圓雕工藝技術的成熟與活躍，而其中的一些神髓筋骨竟讓我們穿越時空，不僅窺見到了長江中遊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更仿佛遙望到了來自更遠古的大溪文化的時代銘印。
▲圖13（a-e）三星堆出土小型陶塑作品
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小型陶塑作品（圖13）體現出與石家河文化小型陶塑品（圖13f）的一脈相承；一些青銅人像造型（圖14）與石家河文化玉神人頭像（圖15）也表現出某種驚人的神似（圖16）；還有三星堆那件碩大無比的銅輪形器（圖17a）與巫山大溪文化中玉輪形器（圖17b）之間的相似度；以及在金沙時期大量出現的石跪坐人像（圖18a）與大溪文化出土玉人形器（圖18b）、石家河鄧家灣出土陶人（圖18c）、秭歸柳林灣玉石跪坐人像（圖18d）也都具有某些相似性，這些物品表現出與同時期黃河流域文化迥異的文化面貌，但卻負載著長江上中遊地區從早到晚文化之間相承相續的淵源關系，也可以說是體現了一種共同的文化精神與工藝傳統。
▲圖13（f）石家河文化小型陶塑品
當在梳理成都平原先秦青銅文化時，我們還發現在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的幾件玉器、銅器、金器上常出現著一個影像（圖19），這一影像竟然與1959年大溪遺址出土一件玉人面形佩非常相似。這個影像過去在商周青銅器上也經常作為一種基本組合符號出現，曾被一些學者解讀為蟬紋、變形蟬紋或心形紋。然而對照大溪這件玉人面形佩，我們認為把它識讀為一個抽象的人面像似乎更為準確。這個臉呈橢圓形、大嘴張開並微微上翹，有時兩耳側還戴著牙狀裝飾、微笑著面對我們的形象，無比清晰地傳遞著某種特殊的文化涵意，而非一般性的裝飾性紋樣。
▲圖14 三星堆出土各式青銅人像（a-c）及銅獸面像（d）
關於大溪的人面形佩，李水城先生曾明確提出可能為「一種護身符性質的靈物」，並指出「原始宗教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從觀念上賦予一些創造物以靈性，將其視為神物，渴望透過它們得到神的庇護，這些石雕人物應該就是這種觀念下的產物，它們實際上擔負著禳災避禍的護身符的職能」；徐良高先生也曾提出「長江流域文化中存在一種歷史悠久的獨特的神鬼信仰文化系統」「且長江流域商周甚至更早時期文物上的神人形象應該就是古人觀念中的主要神祗，如太陽神或社神」。
▲圖15 石家河文化出土玉人頭像（a-b，d-e）及玉獸面像（c）
在三星堆和金沙這個影像或以金屬材質單獨出現，或刻於通神、禮神的玉禮器上，且總是居於器物的顯要位置，或以鏤雕，或以線刻，或以彩繪，或直接以此做為造型，顯然其對於古蜀人有著明確的表征與指向，應是氏族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符號，同時昭示著它可能是長江流域一個族群共同的歷史記憶或是部落族群重要的代表性圖騰符號。這個影像以後在商周銅器或演變或簡化為蟬紋或心形紋，從而產生了位置與使用情況的變化，但是它在長江上中遊地區顯然有著其獨特的精神文化價值與及其蘊含著特殊的宗教意義。
▲圖16 石家河文化玉人頭像與三星堆銅人面像對比
▲圖17 三星堆出土銅輪形器（a）和大溪文化出土輪形器（b）
此外，長江中遊從大溪文化開始就流行玉石類斧、錛、鑿等小型工具的組合形式，之後在長江上遊從史前的寶墩文化一直延續至商周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時期。大溪文化中綠松石裝飾品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也仍很流行，以上這些現象都清楚地表明成都平原先秦時期青銅文化與長江上中遊文化從較早時期就存在著廣泛的交流與來往，早晚文化之間應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與緊密聯系。
▲圖18
▲圖19 金沙遺址出土玉器、銅器、金器上常出現的影像
2.10古蜀玉器裝飾紋樣與技法中的跨文化因素
在古蜀玉器的裝飾紋樣中，以平行直線紋最為常見，還有網格紋、菱形紋、交叉紋、三角形紋、回字紋、雲雷紋、同心圓圈紋多重弧線紋、獸面紋、人形紋、昆蟲類動物紋等。
特別是在石璋、玉璋、玉戈的闌部常用二道至五道不等的平行直線紋組成基礎裝飾（圖20a）。斜直首玉璋器身兩面常以回字紋、雲雷紋作為主裝飾紋飾。其次玉戈的闌部還常見方櫃形裝飾（圖20d），內再刻劃菱形紋（圖20c）、交叉網格紋（圖20b）等裝飾紋樣，這一特點與二裏頭文化三、四期時玉璋、玉戈、玉刀的主體紋樣與裝飾風格基本一致（圖20e）。
除此之外，古蜀玉器還流行在器物的外表琢磨出立體的齒牙形裝飾，這主要表現在玉璋和玉戈的闌部，玉鉞的兩側及少量玉璧的外沿上，有的玉戈上下邊刃還出齒飾，這些齒牙繁簡不一，多根據需要加工而成，體現出對二裏頭文化流行的齒牙飾風尚的吸收與創變，且這一裝飾風格一直從三星堆沿襲到金沙時期。
▲圖20 古蜀玉石器裝飾紋樣與技法
03
跨文化因素下的交融與創新
位於四川盆地西部腹心的成都平原，周邊被重重高山阻隔。過去曾一度被認為是偏於一隅的「蠻荒之地」。唐朝大詩人李白曾描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宋代李之儀更有「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的深深悲嘆。現在隨著大量考古遺跡和重要文物的出土，讓大家日漸認識到古蜀文化從悠遠的神話傳說、政治面貌的巨變，到祭祀遺跡遺物的構成與組合，再到手工業制作技術、藝術風格的飛躍式發展，都包含著濃郁而深刻的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子。
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寶墩文化中，目前尚未發現有玉質禮器的使用，只見一些打磨精細的石質類手工業工具的使用。至夏代中晚期之時，在三星堆仁勝村墓地中發現了玉錐形器、玉璧形器等與長江中下遊的文化密切相關的器物，為我們傳遞出一個訊號，即 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中期之際，一股外來文化已滲入到了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區域。 雖然之前在遠早於寶墩文化的營盤山文化中已顯露出西北地區玉文化的一些影響，但在成都平原最早的這批玉器材料中我們尚未看到黃河中上遊地區玉文化的影響。無疑這只外來文化與長江下遊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有著極深的淵源，同時其中又包含著一些二裏頭文化的特質（從玉蝸旋狀器可見）。
在三星堆二、三期文化中，作為宗教禮儀性用器的玉器突然大量出現，其間相隨而來的還有先進的黃金制作技術、青銅器冶鑄技術。這一時期的玉器器型上以幾何形玉器，如璋戈鉞、琮璧環、斧錛鑿等方正規矩、神聖凝重的器物為主，幾乎不見同時期中原地區晚商文化中那些活潑寫實的動物形立體玉雕作品及金鑲玉嵌的組合玉器。 古蜀玉器明顯具有較多的黃河中下遊地區山東龍山玉文化，特別是二裏頭文化玉器組合的特質。 古蜀玉器在裝飾風格上整體崇尚簡單、素樸的作風，流行在器身外側雕琢凸起的牙飾，並在器身加刻平行直線紋、交叉網格紋等紋樣，明顯是保留了二裏頭文化的玉器制作傳統，甚或一些器物可能既為從外部地區直接輸入（如綠松石鑲嵌銅器、風字形鉞、璧形鉞、十節玉琮等），另一些器物則與二裏頭文化存在著較明顯的承襲與演變關系（如大量玉璋、玉戈、綠松石、石璋等）。因此，我們認為正是隨著夏代二裏頭文化的西漸進入成都平原，與三星堆古城內古族群的結合，才從根本上影響與改變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固有的文化面貌，從而形成了一個嶄新的、繁榮的三星堆文化，並帶動玉器及玉文化在成都平原的興起與繁盛，同時這一特質又再延續發展至金沙文化階段，從而構架出古蜀玉文化最耀眼奪目的一段歷程。
古蜀玉器制作精美，器上基本少見使用痕跡，大多數的玉器都不是實用之物品，甚或還有一些半成品或玉料，僅做簡單打磨與加工即用於祭祀活動中，因此 它們都是與古蜀王國的宗教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禮儀性用器 。古蜀玉器多為就地取材而成，部份玉器造型元素雖然可能來自域外，但在形制上又進行創新與變化，許多器物「取其形神而又不拘於形」，因此古蜀玉器整體上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無論是玉材的選擇，玉器的形制，還是玉器的組合，用玉的規模等都明顯區別於其他地區。如果說三星堆玉器在黃河、長江流域等外來文化的影響下，開創了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玉器制作的先河，並為隨之而來的金沙玉器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那金沙玉器又秉承三星堆玉器的優良傳統，並在此基礎上不斷融合、創新、發展，再將古蜀國的玉器制作工藝推向又一個高峰。
處於長江上遊的四川盆地，周緣群山環繞，雖然自古就是一個相對封閉、獨立的地理單元，但是在崇山峻嶺間又有若幹天然的通道被古人利用，道路雖多險阻但卻也自古暢通，人們隨著山谷或河流移動遷徙，盆地內由北向南與黃河流域，從東到西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由北向南與東南亞地區等早晚文化間都保持著緊密地交流與往來，因此古蜀玉石器既具有較強的獨特性又體現出文化上的多元性。近幾年來層出不窮的考古新證據已充分顯現出成都平原與中國其他早期文化間存在著廣泛而又密切的聯系與交流。從古蜀玉石器的組合、器類、紋樣裝飾等細節中已能窺見其玉器淵源的多元性，從黃河上遊的齊家文化，到黃河下遊的山東龍山文化；從夏文化再歷經商文化、周文化；從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到長江中遊的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來自四方八面的文化因子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匯聚，並被不斷吸收、吸納、包容、融合、發展並走向繁榮，從而為我們勾勒出中國古代玉文化中的一道「獨特而不獨立」的絢麗風景。古蜀玉器所體現出的眾多跨文化因素，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最生動的例證之一。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璋
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公眾號
論文｜王方
原載於【寶石和寶石學雜誌】（中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