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當過多年教師的緣故，我到了美國，就對美國的教育投入了特殊的關註。
美國的教育的確是很特殊，跟中國的教育比較起來，似乎是不像教育的教育。
先從幼兒的教育說起。美國的幼稚園，孩子們就是個玩兒。
玩兒，是孩子的天性。現在，許多中國的幼兒教育家，卻生生地把這一條從根本上「改革」了。不知是從什麽時候起，幼稚園擔負起了小學的教育功能，以傳授知識為主了。什麽小博士幼稚園，小神童幼稚園的金字招牌紛紛掛出，讀英語，學漢字，心腦算，變成了幼稚園的主課，孩子的玩兒，被擠在了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不知道什麽時候，哪位大專家，丟擲了一個「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偽命題，各種課外輔導班應運而生，讓家長和孩子疲於奔命，金錢掏幹，時間耗盡。小學生的近視眼都到了恐怖的比例。美國則不同。有孩子的家庭，都和幼稚園聯網，家長坐在家裏就能看見孩子在幼稚園的一舉一動。我註意觀察了大孫子安迪（已經在中班）在幼稚園的一天。除了吃飯睡覺，安迪的一天就是玩兒了，沒見到老師教過一點什麽知識。
我問兒子，孩子上了小學呢？
兒子說，小學的知識量也很少很少，孩子沒有作業，學校也沒有考試。有時，孩子的書包都不往家拿。
那初中呢？
兒子說，初中比小學稍稍緊張一點兒，但和中國初中教育的緊張程度比一半都不如。高中一般都是就近入學，沒有嚴格的擇校中考（只有極特殊的學校需要看成績），學生和老師都沒有那個緊張的動力。
高中是升入大學的門檻，總是應該緊張一點了吧？
兒子說，應該說比較緊張了，但和中國高中生準備高考的恐怖程度差得很遠很遠。因為大學招生沒有入學考試，只靠平時的學習成績和某些方面的專長錄取，用得著我們高考時那樣通宵達旦的復習嗎？
我不信，我要親自考察考察。
我家西邊一公裏，就是一座規模很大的高中。有空的時候，我就在校門外觀察，看看美國的高中生是怎樣迎接高考的。我教過高中畢業班，能有一個準確的比較和判斷。
我無法和他們語言交流，但從學生的個頭和成熟程度， 我可以判斷哪一撥是畢業生。
這些畢業生，是一臉的輕松，一臉的從容。籃球場足球場棒球場橄欖球場，都開心地玩兒著，他們說著笑著，跟在幼稚園一樣的快樂。他們的高考成績已經寫在平時的成績單上了，現在何須多余的緊張呢！晚上5點鐘放學，他們說說笑笑地走出校門，回家去看喜歡的電視節目了。
地球的兩面，教育方式竟有這樣大的差異！
一次兒子家辦個小party（聚會），來了二十多個中國人。飯後，我和他們談起了中美教育之比較的話題。他們都在中國名校畢業，在美國讀過碩士博士，個個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分析得有據有理。我這個當了多年老師的人，只好當做學生聽課。
他們先從中國的歷史說起——
孔聖人的辦學方向還不是十分清晰，只是把他的學校當成一個講「仁」布「禮」的平台。「學而優則仕」，在他的頭腦裏還是朦朦朧朧。學生到底該怎樣學，什麽標準算優，古書上沒有記載，因為他的心裏沒數。
中國的科舉制度誕生了。一個「考」字，成了判定「優劣」的唯一標準。考考考，中國考了一千多年。書裏自有黃金屋，書裏自有顏如玉，讀書人的進身之路，只靠一個考字。考試不僅僅成為了一種國家行為，而是變成了社會一種文化，考場成了文人的比武之地。用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像鋼筋和水泥凝固在一起。孔聖人的「學而優則仕」，後人用實踐做了明確的註解。
他們又談到了中國的現在——
他們都是在考試中考出來的，考近了京城，考到了國外，知道考試能給一個青年人的未來帶來什麽。農家的子弟，想離開貧困落後的世代生存之地，不考行嗎？一個下崗工人的子女，想進入機關公務員的行列，不考行嗎？大家都知道，考試有太多太多的弊端，古代的範進中舉瘋了，今天有落榜的青年跳樓自殺了。可是我們想一想，中國現在的這個國情，哪一個罔顧事實的決策者，敢拆開這道還算是公平的堤壩呢？如果這道堤壩一旦決口，高考腐敗和選人唯親的禍水到處蔓延，那些個希望的小苗還有生長的空間嗎？中國現在又必須是一個用「考」字支撐的國家。
他們又進行了中美教育結果的比較——
他們說，應試教育有得有失。中國人註重考試，學生的知識基礎比較紮實，在國際的數學物理化學競賽中，中國屢屢獲得金獎就是證明。基礎教育階段，中國一個普通學校的普通學生，轉到美國較好學校的較好班級，都是前幾名的尖子生。就說「托福」的出國考試吧，年年都有滿分的中國考生。美國人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奇跡，甚至懷疑過。反過來，過多過嚴的考試，也把學生的思維凝固了僵化了。
已知的知識在書裏，未知的知識在書外。牛頓的「萬有重力學說」和愛因史坦的「相對論」哪個在標準答案裏？愛迪生如果用書本框住自己的頭腦，一生能有那麽多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發明嗎？中國的學生從幼稚園考到高中畢業，考了十幾年，把人考累了考煩了，上了大學，才想起玩一玩，又回到了孩子玩的時代，癡迷於看手機打遊戲。美國的學生從幼稚園玩到高中，玩夠了玩膩了，覺得自己變成了大人，應該學一點安身立命的本事了。要論小學教育和中學教育，中國絕對是世界前列，但到大學後期和研究生階段，中國學生的創新能力就明顯落後了。在美國的清華北大學子若幹，在科技領域出類拔萃的人才鱗毛鳳角，多數人都幹著技術性的「匠活」。
回國後，我收集了大量資料，來驗證他們的「比較理論」。
恢復高考四十多年，全國出了3000多名省市高考狀元，在科學領域大有建樹的人卻不多。按理說，恢復高考四十多年了，全國各類學校培養了4000多萬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可是像錢學森李四光那樣傑出科學家有麽？有幾個行業領域的風雲人物，在應該成才的隊伍中也是占比太小。經濟條件比我們差得很遠的開發中國家都獲得了幾項諾貝爾獎，我們則只有屠呦呦一人。
我們的很多科研成果，都是在別人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沒有賈伯斯的蘋果，有現在的華為智慧型手機嗎？沒有別人的互聯網，有現在的騰訊微信嗎？很多顛覆世界的科研成果，我們還很少很少。
錢學森老人晚年，最關心的就是國家的科技創新問題。他沒有說出更多的什麽，心裏一定把現行的教育制度看得很透很透。
我們又很無奈，丟掉了考試的這個指揮棒，14億人的大教育還能找到它的大方向嗎？
我還是充滿希望。中華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民族，不缺大能大賢，也不缺解決困難的辦法。秋天樹木脫去枯葉，春天就一定發出新芽！
中國新的「四大發明」，就在時間的前面等著我們！
作者簡介 ： 王延忠，1946年出生，黑龍江省望奎縣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退休前為綏化市北林區戲劇創評室專業編劇。1978年開始創作，發表和上演戲劇作品【冤家親】【黃愛玉上墳】等40余部三次獲政府文藝大獎，獲國家級一等獎二次，二等獎二次，其代表作【馬紅眼上當】由東北的八十多家劇團搬上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