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0日--10月10日湖南省博物馆首度与内蒙古博物院联袂举办的「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展」。此次展览是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文明系列」中的一次大型展览，将展示北方民族--契丹在建立大辽帝国前后的文物，主要反映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特色。
展品总数为114件（套），包括金银器、瓷器、玻璃、玛瑙、漆木、玉石等类器物，其中一级文物接近半数，金银器几乎占了整个参展文物的50%，曾经在日本引来百万参观人潮的陈国公主墓「黄金面具」也在其中。
展览由「马背上的民族」、「粗食华器」、「穿金戴银」、「生命的遐思」四大部分组成，分别展示契丹赖以生存的马具与猎具、宴饮伴歌舞生活方式的金银器与陶瓷器、形影不离的金银首饰、宗教信仰与丧葬习俗的多类型文物。
展品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辽代三大考古发现--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墓、耶律羽之墓出土的文物。
这批精美绝伦、极富生活情趣的文物，不仅形象再现了春秋战国至辽代勃兴时期契丹族千年的草原文化，同时也反映了契丹人在金戈铁马征战四方的同时，与北宋、西域诸国保持的密切联系，以及包容、开放，收精华纳于已身，不断丰富草原游牧文化的胸襟。让观众领略到粗犷豪爽的游牧民族柔情细腻的一面，并对契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特色及审美情趣有一番全新的认识。
展览精品
卧马形金牌饰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长4.6厘米、宽4.5厘米、厚0.1厘米，重28.1克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那素台出土
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佩饰。模铸而成，有两个桥形穿钮，可系挂佩带。草原民族随水草而居，在游牧和狩猎生活中，他们的生存空间较为宽阔，日常生活中讲究的就是速度。马善解人意，又善于奔跑，耐力好，适于长途行走而成为草原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此牌饰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传神，体现了东胡民族对于马的热爱与崇尚。
立人柄青铜短剑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长31.7厘米、宽4厘米
公元1958年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兵器，也可作割取肉食的器物，曲刃柳叶形短剑是草原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类剑。据资料可知此类剑有鞘，上部有方形耳，中有圆孔，佩带方法应属单耳吊挂式，佩于腰带上。此剑柄部铸成圆雕男女裸体立人像，形象大致相近，风格写实，体现出阴阳协调的意境，可能与部族信仰或宗教礼仪有关，是研究东胡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在男女的耳下方两侧各有长方形横穿，为穿挂或佩戴饰物所用。
人形金牌饰
东汉（公元25--220年）
长8.8厘米、宽5.5厘米; 长9、宽6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腰林毛都出土
通辽市博物馆藏
人面饰。人为圆脸，额头及颧骨凸起，宽鼻，是典型的蒙古人形象。此牌饰可能与萨满巫师的活动有关，中国古代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诸游牧民族，都曾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萨满法师多为女巫，作法时常常佩戴金牌饰，显示自己具有通达上天和祖先、沟通自然界万物之灵的法力。金牌饰具超常能力，故成为人们崇尚的圣物。人们佩戴牌饰作为保护神，希望以此带来福运和力量。
白瓷提梁鸡冠壶
辽代会同四年（公元941年）
通高30.4厘米
公元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鸡冠形皮囊壶，辽代早期产品。因早期鸡冠壶在壶的上部饰有鸡冠状孔鼻，故名「鸡冠壶」。辽代中期鸡冠壶演变成双孔，形似马镫，因此又被称为「马镫壶」。辽代早期有不少白釉皮囊壶，这与契丹族「青牛白马」的古老传说有关，相传契丹族男性始祖以白马为图腾。另外也与烧造精美白瓷的定窑有关，大辽建国之初数次攻破和占据定窑所在的定州曲阳县，俘获工匠，使其北上制瓷。
玉柄银刺鹅锥、玉臂鞲
辽代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
锥长17.8厘米、鞘长14.8厘米; 臂鞲长9厘米、宽3.4厘米
公元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狩猎用具。出土于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刺鹅锥锥尖为银制，柄为青玉磨制，鞘用薄银片卷成筒形，合缝处焊接，外表鎏金。鞘上部系银链，以便狩猎时随身携带。出土时置于驸马的腰际。玉臂鞲系有两条金链，链两端各用双股金丝连接。出土时置于驸马的左臂之上。 北方草原民族素有「驾鹰」的传统。他们手戴护臂，将驯服后的鹰置于护臂之上，策马奔腾于原野，一旦发现飞禽走兽，即抛出猎鹰，凶猛的猎鹰如离弦之箭，能迅速敏捷地捕获猎物。此类玉臂鞲即是契丹贵族所用的护臂物品，而刺鹅锥即是将捕获的天鹅等猎物刺死的工具。
八角形三彩砚
辽代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
直径22厘米、高12.6厘米
公元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头道营子乡埋王沟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文房用具。砚台作八角形，砚面呈「风」字形，与底座对扣成盒形。辽地天气寒冷，为防止冬季墨汁冰冻而特制，底座可置炭火以保持温度。构思奇巧，集美观与实用于一体，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也反映了契丹人不但尊崇并且锐意模仿汉族士人的文化修养。这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的路振所写【乘轺录】中即有记载: 「（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
鎏金双鱼形银壶
唐（公元618--907年）
高28.5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20.4厘米、底径15厘米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龙山乡牛子沟门村哈达沟窖藏出土
赤峰市喀拉沁旗博物馆藏
盛茶酒用具。壶呈双鱼形，双鱼合一口，腹部相连处有一条凹线，鱼尾外展，形成壶底。整个壶体线条柔美流畅，纹饰錾刻细致，十分美观。
由于「鱼」和富余的「余」谐音，因此鱼一直是富贵的象征物。同时，还引申出许多类似「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在古人的艺术创作中，鱼是运用广泛的一种传统吉祥图案。
双鱼形酒器在唐代较为流行，目前所见到的有双鱼三彩瓷壶、双鱼瓷壶等，都呈双鱼对腹联体状，寓意好运成双。这种形制的器物后也为辽代契丹人所仿效，成为人们喜爱之造型。
定窑白瓷瓜棱形注壶
辽（公元916--1125年）
通高12厘米、腹径10厘米、底径5.4厘米
公元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毫欠营子辽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注壶为定窑常见酒器，此件注壶口部作盘式向下凹入，圆心作板钮凸起，两侧有小孔，可流入液体，构思极巧妙。定窑始于唐代晚期，终烧于元，其器以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取胜，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为契丹人所喜爱。
契丹人生活在劲风多寒、霜雪苦多的漠北之地，其游牧生产，随季节迁徙，居无定所。在严酷的生产、生活环境中，酒助其御霜寒、缓疲劳，成为密切的生活伙伴。契丹人的豪放洒脱、激昂慷慨之情，尽现于杯壶之中。
白瓷注壶、温碗
辽（公元916--1125年）
壶口径4.8厘米、底径8.6厘米、高22.5厘米；碗口径19.6厘米、底径8厘米、高7.8厘米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白辛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酒壶和温碗成套使用，是辽代常见的酒具，设计巧妙。契丹人游牧和居住的大草原冬季漫长且寒冷异常，而碗里的热水可随时更换以保持壶里的酒温，非常实用。壶和碗均为白胎，施白釉，刻莲瓣纹，宛若一朵绽放的白莲花，美丽而圣洁，为辽代中期白釉瓷器精品，是契丹贵族结束游牧，追求生活品质的见证物。
契丹人好酒，常常痛饮，不醉不休，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两个孙子世宗耶律阮和穆宗耶律璟死于非命，皆因嗜酒如命，醉后被部下所杀。
高足玻璃杯
辽（公元916--1125年）
高12.5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3.8厘米
公元2003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酒器。此杯晶莹剔透，质地精良，是迄今内蒙古地区考古发现保存最好、质地最优的玻璃杯，式样与现代的西洋酒器极为相近，为伊斯兰地区常见的器物。高足杯多在贵族墓葬壁画里看到。有专家推测那时中国人用碗喝米酒，蒸馏酒还没有流行，用这种杯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它应是对外国器物的一种时髦的模仿，首先出现在贵族家里，而贵族们赶时髦的行为是要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鎏金高士图银杯
辽代会同四年（公元941年）
口径7.3厘米、底径3.9厘米、高6.4厘米，分别重226克、146克
公元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盛茶酒用具。通体呈七棱形，口沿一侧有椭圆形花式柄，表面模铸卷草，下带指扳，扳不封口。杯沿、折棱、足沿及开光边框均为联珠纹饰，开光内以鱼子纹为地，上平錾七位高士。他们均着广袖长袍，阔脸长髯，背倚竹树，坐于蒲团之上，作书写、把酒、执扇、饮酒、捧钵、抚琴、阅书状，表情闲适，神态各异，极具神韵，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下腹平錾缠枝花，足壁錾刻「山」字纹。通体鎏金。该杯造型源于中亚粟特系统器形，而杯柄部装饰简约，且柄部下不封口，联珠棱为焊接的做法均与唐代金银器有别，应视为契丹人的创新与发展。
玛瑙杯
高3. 1厘米、口径7.4厘米
公元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酒器。这件玛瑙酒杯以天然纹理取胜，雕琢细致，超凡脱俗，宛如丽质佳人，瑰丽夺目，属于上等红玛瑙制品，应为陈国公主生前挚爱之物。人们相信以其饮酒可辟邪袪毒，能给人带来快乐和信心，象征着幸福与甜蜜。在辽代早期，玛瑙器皿随契丹民族与中原、西域等各地贸易文化交流而流入辽境，深得辽人珍爱。至辽中期以后，契丹人在本地也开始了采集、加工玛瑙等生产活动，常用玛瑙制成生活用品与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