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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新變局:中國如何避免被隔離在全球之外?

2024-02-21財經

紅海危機持續,全球供應鏈告急。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中國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方式也正在發生潛在改變

文 |【財經】記者 江瑋 鄒碧穎

編輯 | 王延春

紅海危機持續,全球供應鏈告急。

2023年11月中旬以來,也門胡塞武裝在紅海對「與以色列有關的船只」實施打擊,多艘貨輪在紅海、曼德海峽及附近海域遇襲。丹麥咨詢公司海運情報近日釋出報告認為,此次紅海航運受阻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嚴重沖擊,超過了新冠疫情初期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

供應鏈問題從未像現在這般重要。 它不止一次出現在七大工業國組織公報裏;2023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90%的發言嘉賓均提及產業鏈和供應鏈問題;關於供應鏈的討論和報告層出不窮;世界上首個以供應鏈為主題的國家級展會也在2023年末於北京舉行。

鋰電池材料、動力電池殼體、汽車電池傳感器、汽車芯片、底盤線控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汽車整車⋯⋯在首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上,智能汽車鏈的近百家參展商試圖向觀眾呈現一部復雜精密的新能源汽車是如何在上下遊各環節的密切合作中誕生的。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宣稱,不到40秒的時間,就能下線一台車。特斯拉展台工作人員對【財經】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上海超級工廠已實作95%以上的零部件本土化率和超過95%的自動化率。根據特斯拉方面公布的數碼,其簽約的本土一級供應商已經超過400家,其中超過60家供應商已經進入特斯拉全球供應鏈體系。「特斯拉在中國的成功更大層面上是我們中國供應鏈的成功。」特斯拉公司制造副總裁宋鋼在鏈博會期間表示。

成本與效率曾經是影響供應鏈布局的最重要因素。但在地緣政治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下,供應鏈的安全和韌性被前所未有地重視。 在產業回流、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政策影響下,如今全球供應鏈的發展相較前些年呈現出區域化、本土化和碎片化的趨勢。

經合組織(OECD)中國經濟政策研究室主任馬吉特(Margit Molnar)對【財經】表示,全球價值鏈(GVCs)擴張的放緩近年來相當顯著,以至於有人將其稱為全球價值鏈的「解體」。但她認為,跨國公司重新調整價值鏈以追求更大的效率,新的價值鏈和新的價值鏈來源國開始浮現。「只要這是出於追求效率的目的便是可取的。」

然而, 供應鏈的重構在當下的世界已經不可能只由效率來決定。

普華永道在2023年對100多家跨國企業高管進行的調研顯示,近八成受訪企業認為出口管制、制裁、關稅戰和貿易戰等地緣局勢不明朗是在中國面臨的最大供應鏈挑戰。盡管有七成受訪者表示沒有考慮將供應鏈移出中國,但仍有三成受訪企業正在考慮或者已經將部份供應鏈遷出。

中國貿促會釋出的【2023全球供應鏈促進報告】則顯示,2015年,全球供應鏈還主要表現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緊密聯系。但是 到2020年,全球供應鏈區域化分布,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供應鏈、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供應鏈和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供應鏈。

盡管全球供應鏈正在重塑,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仍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在價值鏈中的角色將隨著價值鏈本身的變化而變化,但它不太可能減弱。」馬吉特說。

供應鏈去中國化?

2023年12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在出席國際經濟學會全球大會時說,疫情、沖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不斷加劇的緊張局勢,覆寫了全球經濟關系的遊戲規則。美國要求「友岸外包」,歐洲呼籲「去風險」,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各國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擔憂正在塑造著全球的經濟政策。一些國家正試圖實作其供應鏈去風險並加強國家安全。但是,如果不加以適當管理,那麽代價很容易超過好處。

戈皮納特指出,過去五年中,地緣政治風險上升,資本和貨物的自由流動所面臨的威脅加劇。關稅和出口限制在內的一些措施直接指向了貿易和投資。其他不涉及跨境的措施則間接影響了貿易流動,例如對特定國內部門提供的財政和金融支持,以及本地含量要求等措施。去年,各國推出了約3000項貿易限制性措施,這個數碼幾乎是2019年的3倍。2023年11月,美國白宮成立供應鏈韌性委員會,提出投資關鍵產業鏈。美國2022年8月透過的【通脹削減法案】中對本土化生產的要求使更多的外國投資者決定選擇美國。

美國一家投資咨詢公司合夥人此前對【財經】表示,地緣政治、疫情和對供應鏈不穩定的擔憂使得中國企業的美國客戶要求它們在美國具備生產能力。

半導體供應鏈的美國本土化趨勢尤為明顯。 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芯片與科學法案,希望透過補貼、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推動芯片制造「回流」美國。法案提出,投入527億美元設立半導體生產激勵措施等四個基金和15億美元的公共無線供應鏈創新基金,對美國本土芯片制造提供優惠和補貼,減少對國外供應的依賴。法案同時規定,獲得美國芯片資金的實體不得在中國或其他受關註的國家參與實質性擴大半導體產能的重大交易。

與此同時,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概念開始興起。 2020年,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簽署美墨加協定取代過去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從貿易政策的層面推動近岸外包。而拜登上台之後則進一步提出友岸外包,強調與美國的盟友加強供應鏈合作。

墨西哥憑借地理優勢以及與美國的經濟融合度,成為這波供應鏈調整浪潮中最大的受益方之一 。美墨加協定下,從墨西哥出口到美國和加拿大的諸多產品可以享受極低關稅乃至零關稅。2024年1月,基於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的電動汽車稅收抵免新規生效,多項優惠必須以在美國本土或者北美制造、組裝為前提。過去幾年,來自美國、亞洲和歐洲的眾多企業宣布落戶墨西哥,尤其在汽車行業。2023年,墨西哥超過加拿大和中國,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

在亞洲經濟體中,越南成為供應鏈重塑過程中新的投資勝地。印度則因為其不斷擴大的消費市場和充足的勞動力成為另一個替代選項。

2019年前後,富士康、日本東芝、南韓三星下遊制造廠商,Nike、Adidas的代工廠等企業逐漸遷徙至越南。據越南計劃與投資部外國投資局統計數據,截至2023年12月20日,越南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超366億美元,同比增長32.1%。據越南媒體報道,2023年,在越南3555億美元的出口額中,越南外資企業出口額達2599.5億美元,占其總出口的73.1%。越南已經躋身世界貿易規模最大的20個經濟體之一。

中印越電子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2023年接待了七八個中資企業赴越南的考察團,他對【財經】表示,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之後,歐美的客戶要求中資企業在海外有生產基地,如果不走出來,這些中方供應商就可能被換掉。這與2015年前後中國企業主動去海外尋找機會落戶越南的選擇不同。「目前在越南投資千萬以上的企業大部份都是被動走出來,千萬以下投資規模的主要是作為供應鏈上的企業跟隨出海。」楊述成說。

為了繼續獲得美國客戶訂單,中國供應商必須選擇來到越南建廠生產。過去幾年,蘋果公司大幅調整了將供應鏈集中在一個國家的策略,開始分散化供應鏈。從富士康到立訊精密、歌爾聲學等,這些處於蘋果供應鏈上的公司在過去幾年紛紛在越南設廠。負責代工蘋果無線耳機的立訊精密已決定對越南北部的工廠追加3.3億美元的投資。

順應趨勢,越南也以自身優勢主動吸引外資的到來。越南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外商投資優惠政策,包括所得稅減免。越南還與包括歐盟、日本、南韓在內的各方簽署了十幾個自由貿易協定,使得在越南生產的產品可以享受優惠關稅出口至其他市場。

跨國企業選址,優先考慮的因素是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力供應。越南擁有9700多萬人口,5400多萬青壯勞動力,平均年齡為32歲。楊述成表示,近年來越南勞動力成本有所上漲,但人工成本是中國水平的三分之二。不過,越南的廠房租金、用電成本都高於中國,中資企業在越南的供應鏈仍不完善,采購和物流的成本高,因此綜合成本仍高於中國。「雖然對越南的投資熱情高漲⋯⋯中資企業在越南這兩年,盈利的並不多。」楊述成說。

然而, 當地緣政治因素成為企業決策的最重要考量,成本與效率便成了可以被犧牲的因素。 2021年2月,拜登政府發起供應鏈審查專案,透過為期100天的審查,對半導體、新能源電池、關鍵礦物和醫藥用品四大關鍵領域的供應鏈彈性進行評估。此後又透過一系列行政命令和立法以及國際合作重塑供應鏈體系。

作為美國結束【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的替代產物,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四大支柱中包括了供應鏈。印太經濟框架14個成員率先就供應鏈達成協定,要求彼此確定供應鏈中的關鍵行業與關鍵產品,加強發生危機時的協調和應對機制,更好地辨識、管理和解決供應鏈瓶頸。IPEF被普遍認為是減少對中國依賴的一種方式。

一位日本企業代表對【財經】坦言,政治因素的確對他們的供應鏈布局帶來影響,他們開始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尋找海外供應商以備不時之需。「但因為價格、質素和供應商關系,不是一天兩天說替換就能替換的。」

中國的新角色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中國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方式也正在發生潛在改變。如果留心觀察, 近年來,中國企業的出海步伐持續加快,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的布局也處於調整中。

盡管國內市場飽和、投資低迷,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的熱情卻高漲。 據商務部、外匯局統計,2023年1月-11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4個國家和地區的7149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814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8.4%。這一增速遠高於2023年國內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速6.5%,亦遠高於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0.4%。

「我們出口美國的產品比例比較大,現在很多訂單,從中國拉出去再組裝。我們以前零配件給埃及的合作夥伴,他們自己組裝、自己賣。我們現在(在埃及)成立公司了,組裝完以後去輻射周邊。」佛山一家家電企業負責人告訴【財經】,他們的東南亞工廠也是類似定位,中國工廠提供配套部件,裝機環節遷移至東南亞,不像之前那樣直接出口整機到國外。

這家家電企業明確了新的國際化戰略,上述負責人告訴【財經】,他們希望大力發展跨境電商、打造推廣自主品牌,計劃在埃及設立新的生產基地,東南亞未來也要規劃設立生產基地,實作研發和營運的本地化。「國內家電行業已經從增量階段轉成存量階段了。東南亞、印度、非洲,相對於中國,可能還處於2000年甚至20世紀90年代的家電需求水平。」

戈皮納特在上述發言中指出,大型電子產品制造商加快了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的步伐。越南的大部份投入品來自中國,大部份出口則流向美國。此外,墨西哥在2023年成為對美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但許多在墨西哥設廠的制造商都是瞄準美國市場的中國企業。根據墨西哥私人工業園區協會的數據,未來兩年將有五分之一的新企業來自中國。

e-works研究院釋出的【2023中國制造企業出海現狀調研報告】指出, 企業出海前十的熱門地分別是美國、德國、印度、日本、越南、俄羅斯、南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 2024年1月,獵聘大數據研究院釋出的【2023年度就業趨勢數據報告】顯示, 2023年,中國企業出海招聘職位同比增長40.41%,其中新能源行業出海招聘職位占比最多。

「中國在價值鏈中的角色將隨著價值鏈本身的變化而變化,但它可能不會減弱。」馬吉特表示,中國勞動密集型、附加值較低的行業或工藝將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年輕人口較多的國家。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比越南、墨西哥或土耳其等許多競爭對手更快。這表明中國有必要向更高附加值、更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生產邁進。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一份全球價值鏈GVC指標預測,到2035年,中國出口中的國內成分提升到93%-94%,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下降到46%-48%,在價值鏈中的上遊程度進一步提升到0.28-0.39。巧合的是,這三組數據和美國在2017年的指標基本類似。

全球化並沒有終結,仍具有其生命力和韌性。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俞建拖近日指出,全球價值鏈活動在2022年達到了歷史新高,外部增加值在世界商品出口總額中的份額占28%,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地緣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沖擊雖然對價值鏈活動構成了沖擊,但全球價值鏈整體還是表現出了韌性。要辯證地看待當前全球價值鏈的區域化。

值得註意的是,越來越多跨國企業也在作出調整,實施「在中國、為中國」的策略。

美國霍尼韋爾公司早在20年前就已經著手推進本土化戰略。「如果要在中國紮根,要更好地為中國客戶服務,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中國本地為本地,我們叫‘東方服務東方’。」霍尼韋爾中國總裁余鋒對【財經】表示,最近幾年圍繞供應鏈格局產生的變化對霍尼韋爾的影響不大,因為他們很早就把研發放在中國,很早就在中國建廠。

「我們在中國實作的銷售收入絕大部份是中國團隊研發和在中國制造的。」余鋒說。

在鏈博會的現場,日本材料制造商AGC公司展位的螢幕上顯示:Made in China by AGC to the World(由AGC在中國制造,走向世界)。AGC集團中國總代表、中國日本商會副會長上田敏裕表示,成為從中國連結世界的供應鏈裏不可或缺的存在,是AGC的願景。

AGC相關負責人對【財經】表示,無論是市場還是采購的上遊供應,中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中國有完善的產業鏈,在中國生產產品,很容易和相關公司對接,客製更合理的產品效能。「對AGC而言,中國既是重要的市場,也是重要的供應商來源。」

「中國的優勢在於它能夠以有競爭力的價格生產非常廣泛的產品,處在一個快速增長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基礎設施等。」馬吉特說。中國工信部的統計顯示, 中國工業擁有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2022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GDP(本地生產總值)比重為27.7%,占全球比重約30%,制造業規模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能夠為全球供應鏈的各個環節提供合適的供應商和制造商。

目前,通用電氣醫療(GE)每賣出兩個CT機就有一個是在北京工廠生產的。無錫工廠是GE全球最大的超聲波相關的制造工廠,生產制造各種超聲波的產品,包括呼吸機、麻醉、心電圖和病人的監護儀等醫療器械。這家工廠200公裏範圍內有超過300家供應商。GE全球40%的超聲波產品都是產自無錫。而上海工廠則占據GE全球造影劑產品的60%。

「我們有超過70萬工作人員在中國,我們希望能紮根中國市場。」首屆鏈博會上,GE全球副總裁史達健(Kenneth Stacherski)亦表示,GE在中國服務超過2000萬名患者。GE在北京、上海、天津、無錫等地都有制造工廠,成都和深圳的制造工廠也正在建設當中。到2023年三季度,GE在中國制造的產品占該公司中國銷售收入的80%。

在帝斯曼-芬美意全球物流營運總負責人Emiliano Quintela看來,企業必須有一個穩健的解決方案來確保順暢執行。世界必須互聯互通,建立起一個敏捷的供應鏈條,讓貨物串聯起來。帝斯曼-芬美意在全球有3個分發中心(包括中國),輻射60個國家和地區的生產鏈條以及120個國家和地區的產品供給。「疫情期間很多國家實施封控,那時我們讓中國成為一個樞紐,在中國生產,再透過全球網絡把產品運往全球,如此縮短了供應鏈條。」

普華永道的報告顯示,中國部份要素成本已經遠超東南亞國家,但中國勞動效率高、物流領域競爭力強以及關稅水平整體較低,使得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仍具有較高的吸重力。

供應鏈脫碳之後

實際上,多變的國際關系、地緣政治之外,更為深遠的影響在於全球供應鏈脫碳。

2015年,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透過巴黎協定,旨在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2攝氏度,最好是1.5攝氏度之內。為了實作控溫目標,巴黎協定要求全球盡快達到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峰值,以在本世紀中葉實作全球氣候中和。自那時起,越來越多的公司提出碳減排、碳中和目標,並透過供應鏈傳導到鏈條上各環節的企業。沃爾沃采購與物流副總裁李海對【財經】表示,如今對供應商的評估多了一些新的維度,比如可持續和韌性。


在可持續方面,沃爾沃希望在2025年實作供應商百分百使用綠電。沃爾沃目前在華有777家一級供應商,已有大約30%的供應商能夠達到這一要求。

「能不能做到,就看有沒有下功夫去推動,願不願意投資。現在使用綠電已經變成競爭力,如果現在不做,以後可能會失去這個業務。」 李海說。他坦言,建設綠色供應鏈的挑戰之一在於成本,但可以透過其他方案把實作可持續目標的成本降下去,比如提高生產率。

值得註意的是,對300多家跨國公司的一項調查發現,76%的受訪公司設定了自身組織營運的碳中和目標,其中90%的公司到2030年實作此目標。帝斯曼-芬美意中國區總裁周濤介紹,2023年該公司在中國所有的十幾家工廠的綠電使用比例已經達到40%。

諾和諾德於1997年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外資企業在華研發。而今的天津生產基地,作為全球五大戰略生產工廠之一。過去五年,諾和諾德持續投資近37億元,拓展天津生產基地的生產管線、立體倉庫以及智能化、綠色發展的智能化改造專案。

對於供應鏈脫碳,諾和諾德中國副總裁林敏表示,2017年諾和諾德在中國設立了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為諾和諾德中國持續打造和秉承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制定了下一步的重點。

阿斯利康生產營運全球高級副總裁溥思同(Tony Pusic)介紹,阿斯利康在1993年進入中國,2001年無錫的工廠投入營運,如今已經成為阿斯利康戰略性的供應基地,為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生產供給產品。這些年,中國已成為阿斯利康的第二大市場。

「到2030年,我們會把整個供應鏈的碳排放量減半。我們努力進行綠色電力采購,探索森林碳匯以及綠色供應鏈的建立,希望能夠盡快地達到碳中和。」溥思同說。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曾分析,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碳中和」納入核心戰略,更願選擇能共同履行社會責任、實作綠色低碳發展的供應商合作,透過對產品進行綠色設計、使用可回收材料和可再生能源、進行清潔生產等,推動供應鏈上下遊企業減排。

可以預計的是,在未來,脫碳將對中國配套上下遊企業提出更高挑戰,也會對中國產品進入其他國家產生一定影響。 無論是「在中國為中國」的工廠,抑或是「在中國為世界」的工廠,都不能脫離「碳中和」的語境獨善其身。脫穎而出者有之,出局者亦將有之。

顯而易見的變化已經開始。2023年歐盟立法透過碳邊境調節機制,要求進口商報告所進口商品對應的直接與間接碳排放量,並從2026年開始正式征收碳邊境調節機制下的碳費用,即「碳關稅」。「碳關稅」在初期僅覆蓋水泥、電力、化肥、鋼鐵、鋁和氫六個行業相關產品,但未來可能會延伸到更多行業,從而大幅提升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的成本。

如何在氣候目標與自由貿易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項新的挑戰。 盡管歐盟表示碳邊境調整機制是為了減少碳泄漏的風險,但反對者認為這是變相的貿易保護。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方面對【財經】表示,碳邊境調節機制增加了貿易摩擦風險。「一旦各國、各地區維護本土利益,都采取對等、類似的貿易保護措施,勢必增加交易成本,減少市場競爭,帶來貿易摩擦風險。」

減碳機制和企業成本、經營掛鉤,正在推動全球供應鏈再布局。 2023年8月,中國電池企業欣旺達宣布將在匈牙利投資人民幣約19億元,建設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工廠一期,主要從事鋰離子電池、動力電池系統制造及銷售等。這將是欣旺達在歐首個自有生產基地。

欣旺達方面對【財經】表示,布局主要是基於匈牙利汽車工業發展歷史悠久,聚集了大批整車企業,加之其地處歐洲中部的樞紐性地位,便於欣旺達快速響應客戶需求,完成本地化生產。其次,匈牙利正在響應歐盟要求積極推動汽車制造業向電動化轉型。此外,歐盟對於在歐盟銷售電池相關的碳足跡和電池護照等要求,也是欣旺達在歐洲設廠的考慮之一。

歐盟的新電池法於2023年8月正式生效。新電池法對所有在歐盟市場出售的所有類別電池進行全生命周期監管,除了要求提供電池碳足跡聲明,歐盟的新電池法還引入了電池護照的資訊披露要求。到2026年,動力電池必須持有電池護照才能在歐盟銷售。

「隨著氣候目標的確立,新的價值鏈正在建立,舊的價值鏈將被改進。」馬吉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