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 西京研究院創始院長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員
中國當前的產能過剩是結構性的，並不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過剩，而是集中在可大工業化生產的、可貿易的部份。在大工業產能過剩的同時，不可貿易的教育、醫療、養老、高品質食品等商品和服務卻仍然供給不足。這與中國以國家主導的資本積累和工業化行程有重要的關系，導致長期以來重積累、輕消費，重國計、輕民生，重供給、輕需求。
而造成這些結構失衡的，是要素市場中的分配問題。居民獲得的收入占GDP比重長期過低，中產群體發展不夠，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等等，都是長期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要解決這一問題，盡快走出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的困境，必須要在分配側進行結構性改革。在發展願景層面，應該由過去以國家產業戰略為導向的產業規劃，轉變為強調以提高全民收入為導向的「收入倍增計劃」。 定期向社會公布收入倍增計劃，可以較好的提振預期、增強信心和穩定民心。這對當下處於人口老齡化加速期、經濟深度轉型期、社會價值觀重構期，需求不足已經是長期問題的中國至關重要 。
一、中國發展初期的積累型社會建構與國家資本的形成
作為一個後發的、依靠外部力量推動的工業化經濟體，中國在發展初期主要依靠國家力量來推動工業化行程。新中國成立初期，依靠蘇聯的經驗和支援，運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模式進行艱難的工業化，與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的工業基礎相比，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也出了很多的問題。 過於強調國家資本的積累而民生領域發展不足 ，出現了與蘇聯差不多一樣的工農業結構失調。過多的資源集中投到了代表國家重器的重工業領域，造成了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較長的時間處於備戰備荒的狀態，先是與美國交戰，後又與蘇聯交惡。緊張的戰備狀態讓國家喪失了幾十年的發展機會視窗，雖然圍繞軍工的重工業和基礎設施有一定的發展，但存在著嚴重的工業結構、城鄉結構失衡。所以當鄧小平開始布局改革開放的時候，多次感慨浪費的時間太多了，發展經濟時不我待。
在一個經濟落後的狀況下，主要矛盾是在供給側和生產端，擴大需求和消費是一種奢望——蛋糕都還沒做起來，奢談什麽吃蛋糕、分蛋糕。而當時要發展， 最缺少的是資本，最過剩的是勞動力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當然是要構建起一個積累型社會，以完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始資本積累。怎麽積累？新中國初期是靠蘇聯援助，六十年代靠「自力更生」，本質上靠的是城鄉剪刀差，透過轉移農村的剩余來支援工業資本的積累。然而靠這個辦法實在是太慢了，而且犧牲了廣大農民的利益，解決不了大量年輕人就業的問題。反觀那一時期的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到。1978年以前，中國GDP年均增長率近7%，而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率則不足2%，居民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存在明顯落差。與此同時，城鄉與農村居民收入差距長期保持在2.2-3.2倍之間，而且這一數據還不包含城市職工享受的住房、勞保以及物價等各種福利保障，以農補工的程度顯而易見。這一期間，政府加國企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常年保持在30%-40%之間，在大躍進期的高峰這一比例更是一度達到47%，對私營部門的擠占強度可見一斑。
中國要構建積累型社會，必須 第一靠市場化改革 ，依靠企業自發的積累； 第二靠吸引外資 ，依靠已開發國家輸入資本和技術。但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作為一個稀缺、精致、最有效率的基礎設施，也不可能是天上掉下來的，在一個傳統社會，必須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力量來進行建構。
二、積累型社會與國家資本對債務和投資的高度依賴
積累型社會是為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做準備的，當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時候，積累型社會和國家資本動員機制的各種矛盾就會暴露出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工業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以兩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為分割線。1997年到21世紀初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9年到2012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歐洲債務危機。 第一階段 ，20世紀最後的20年，是初級工業化階段，輕工業等滿足國內日常消費品為主，是過去短缺經濟的彌補階段。 第二階段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借助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形成「世界工廠」產業體系的階段， 第三階段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借助勢如破竹的城市化大力發展房地產業，內部消化過剩產能的階段。這三個階段，雖然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費對GDP的貢獻有了顯著提升，但是與已開發國家甚至是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較低，仍然表現出積累型社會的基本特征。這一特征已經越來越與中國新時代的發展格局不適應。在過去的20年間，中國資本形成也就是投資對GDP的貢獻平均在40%，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左右。而根據國際經驗，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占比平均在20%-30%，已開發國家則僅在15%-25%之間。2021年，中國資本形成占GDP比例一度高達4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7個pct。而資本轉化率明顯過高，必定會嚴重擠占居民消費需求。
累積型社會與國家資本動員機制，存在的一個缺陷是，總是周期性的產生產能過剩。因為第一，重工業占比太重，重資產、高杠桿率營運，具有較高的經營杠桿與財務杠桿「雙杠桿」效應，必須不斷做大規模和提高資產周轉率，否則就會虧損。第二，以政府為主導，特別是次貸危機後對地方政府放權，產生了巨大的錦標賽競賽效應。各級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從招商引資競賽到投資競賽，到發債競賽，加大了債務和產能過剩的問題。因為在越來越短的有限任期內，新上任的地方官員不發債反而是不理性的。這一趨勢在財政支出占比結構中體現的十分明顯。最近十多年以來，經濟建設費用在財政支出的占比持續保持在30%-40%左右的高位執行，而這是數值在改革開放前，平均值更是高達54%。與之相比，在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中，40%-45%則是用於健康、社保等收入再分配領域，兩國財政運用邏輯大相徑庭。第三，國企的預算與風險軟約束，導致即使產能過剩了，價格對供需的調節訊號也發揮不出來，國企會繼續生產。特別是上遊產業，比如鋼鐵企業，高爐不能隨便停，一旦停了再重新開機成本非常高。
這樣， 這個龐大的累積型社會的國家資本體系就像一個大怪獸，需要同樣龐大的需求來滿足以消化萬億計的工業產能 。目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經達到30%，但人口只占全球17.6%，消費只占全球13%左右。如此大的產能如何消化？一是對外輸出，在世界消化，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紅利；二是內部消化，在城市化的房地產和基建投資中尋找需求缺口；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削減落後產能，實作產業轉型升級，降低能耗和債務。前兩種途徑分別代表著前述的中國工業化行程的第二個和第三個階段。這意味著制造業在產能過剩的環境下毛利率會顯著下降中國自2015年開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原因是無論是外部的全球化，還是內部的城市化，都已經進入了強弩之末的階段，從需求側已經很難再消化掉如此龐大的產能，只能轉向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和新舊動能轉換。從效果來看，這一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特別是對外出口的產品結構方面，中國的大工業體系迅速抓住了疫情後貿易份額提升和能源轉型的機會，抓住時機進行產業升級，成為第一新能源汽車出口大國，過去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商品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的「新三樣」。這個過程我們也看到了國家資本與民營資本結合的巨大能量，「國有資本搭台，民營資本唱戲」，國有資本在國內搭建了先進的工業基礎設施，在海外搭建了「一帶一路」。但是 真正的主角卻是民營企業 ，在今天出口的新三樣中，還是完全以民營企業為主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個過程也伴隨著與世界節奏一致的債務浪潮。債務是未來資源的透支，這意味著中國巨大的產能不僅需要當期一代消化，還需要未來一代乃至幾代。如果說私人債務還有償還的約束，國企和地方債務則是不一樣的債務文化和偏好。風險大鍋飯，債務軟約束，國有資本或準國有資本透支國家信用肆意加杠桿，使得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與金融體系的產能過剩緊密捆綁在一起。產能過剩的另一面肯定是………。
三、從積累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變需要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危機倒逼制度變遷和社會轉型。如果中國的內需起不來，對中國卡脖子的就不僅只是尖端技術和關鍵材料，還有一個就是需求。中國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最有效率的物質基礎設施，可以快速生產出任何世界需要的一般工業品和日常生活用品，這對其它國家是很難的。但問題出在需求，如果沒有需求，在發達先進的產業體系都會因為需求不足而衰退乃至崩潰，因為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就無法實作價值轉換與產業迴圈。因此如果外貿依存度過高，過度依靠外迴圈來保持經濟韌性，並不是長久之計。中國要想擺脫需求側被其他消費型國家卡脖子，必須要建立起自己的內需迴圈體系。我們倡導構建的雙迴圈新發展格局，本質上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既讓技術卡脖子，又要讓需求卡脖子，不能讓兩頭在外受制於人。
然而自從提出構建以內迴圈為主、內外迴圈相互促進的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思路以來，卻戲劇性的發現最近四年，特別是疫情後，中國經濟的韌性繼續主要靠外迴圈來維持。從中國經濟增長動能的角度，外迴圈主要靠凈出口，內迴圈主要靠房地產和基建。疫情危機發生初期，全球供應鏈出現紊亂，供給不足成了主要矛盾。中國依靠成功的疫情防控政策最先恢復了供應鏈，出口創造新高，貿易份額也快速攀升，在疫情危機導致消費幾乎熄火的情況下，外迴圈起到了主要的邊際支撐作用，以至於讓高層產生了內迴圈可以去房地產化的幻覺，推出了足以殺死整個行業的「三條紅線」。所以時至今日，我們感覺在房地產不僅不拉動經濟，反而對經濟產生拖累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能保持足夠的韌性，外迴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今年一季度，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近乎一個百分點。考慮到出口鏈上的中小企業和較高的就業密集度，以及創匯的作用，就應該認識到在去房地產化的今天，出口乃至整個外迴圈的重要性。
然而要認識到，如果我們對外迴圈過度依賴，經濟執行就會充滿了較高的不確定性。一旦全球再次出現周期性衰退，出口出現收縮，那麽中國經濟通縮的態勢將會更加嚴重。另外，當前外部環境已經非常嚴峻，雖然歐美等幾個消費型經濟體當前在供應鏈上還離不開中國，但是最近幾年已經開始為脫鉤斷鏈做準備，開始興建自己價值觀圈子內的「小院高墻」。除此之外，俄烏戰爭、中東亂局等地緣極端沖突也在加劇國際政治動蕩，全球化衰落趨勢已經很難逆轉。歐盟正在籌劃對中國商品暴力加征關稅，北約在政治上也咄咄逼人。特朗普若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不惜一切代價切斷中美貿易鏈也是非常可能。這一切不確定性讓我們必須警醒對外迴圈的過度依賴，加快構建圍繞促進內需的國家戰略和需求管理政策。否則外迴圈一旦萎縮或崩潰，原本靠外部消化的產能一窩蜂擠入國內，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和產業內卷，中國經濟就會有陷入通縮和蕭條，甚至長期滯脹的可能。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加快推動中國經濟從積累型、生產型社會，轉向需求型、消費型社會，提高內迴圈或自我消化能力。關鍵的一步就是開始實施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改什麽結構？首先要改變收入結構，全面提高居民收入——無論是薪金性收入還是財產性收入。我們現在制定的各種政策，還是習慣性的傾向於供給和生產，這是過去中國長期處於短缺經濟時代的習慣。但是現在中國經濟已經先進的工業社會，供給和產能已經不是問題，問題是需求側，是消費不足。而需求和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前面提到的債務和資本積累過剩，微觀原因則是收入占比太低。2021年，中國住戶部門初次分配占總收入的61%，比世界平均值少了5pct。稅前薪金占GDP比例為39%，而美國人的這一數值則為54%，勞動報酬占比長期偏低這一事實已嚴重制約了國內消費。但這也說明………。
四、制定「十年」全民收入增長計劃，放到與「五年」發展規劃同樣重要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以來，從1950年開始制訂五年計劃，主要是為了加快工業化行程。當然這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改革開放以後，在市場經濟的語境下，「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到今天已經是十四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主要偏向供給側，謀劃和布局新的發展理念和現代產業政策，雖然也涉及到居民收入，但是並不是重點。在發展階段初期和工業化還不充分時期，供給不足是主要矛盾，全力搞生產提升產能，透過國家力量提高供給能力是應該的。但發展到今天，周期性的產能過剩，長期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因此應該將重點轉移到需求側，特別是有效的投資需求和持續的消費需求，全力提升內迴圈對產能的消化能力，既可以解決供需關系失衡的問題，又能透過高質素消費來提升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和滿足感。可以說消費型社會才是真正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以近三年GDP數值看，中國人均GDP大致相當於美國人均GDP的16-18%，而稅後人均薪金僅相當於美國的10-12%，也就是說在居民收入擡升領域，人均收入占比理論上仍有50%以上的可探索空間。
需求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但是再龐大迂回的投資都需要消費端來檢驗，否則就是無效投資。因為投資本質上就是延遲的消費。過去為了消化過剩產能，政府投資了很多低效和無效的專案。怎麽檢驗是否有效，就是看最終能否形成有效的消費，有些是商業性的，有些是社會性的，前者能形成利潤和投資收益率，後者有自己的評價指標，但無論如何消費端是最終的評價，「消費者是上帝」。從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來看，一個消費型社會是最終的彼岸，犧牲鄉村與農民利益的生產型社會、積累型社會並非是現代社會。只有消費型社會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因為只有人首先成為消費者，擁有消費者的權益和尊嚴，而不是只是宗法社會那樣國家富強的工具，才說明這個國家完成了現代化轉型。目前，中國政府支出約占GDP的35%左右，其中社會性支出占比在50-53%左右，而OECD參照組的平均水平為62%。換算為占GDP比例的話，中國政府社會性支出占GDP的比例為18%，比參照組低了7個百分點。2021年中國GDP曾經達到美國的70%，但對居民退稅和轉移支付等只相當於美國的36%。退稅和轉移支付占中國當年GDP的8%，不到美國的一半，人均從政府拿到的再分配收入僅相當於美國人均的8%。這也說明中國社會保障與福利領域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可以為居民能消費、敢消費的社會環境提供更強大的國家制度保障。
2023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為44%，根據國內眾多學術機構測算，中國當前階段理想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應該達到60%，而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這一數據差不多在70%左右，有的國家則更是高達80%。也就是說，距中國當前44%的占比現值，未來還有最少30%多的增長空間。以2023年數據計算，這意味著可以額外釋放16萬億的潛在購買力，相當於再增加30%的社零總額。如果施行，未來消費將對經濟的持久繁榮與居民獲得感的持續提升起到極大推動作用。
認識到這些，再考慮到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需求端的長期不足，在國家戰略和長期政策的制定上，應該圍繞需求和消費進行長遠的規劃。單純以產業規劃和推動供給曲線拓展為目的的「五年發展規劃」已經不能適應當下的階段，必須圍繞提升內需尤其是消費進行長遠謀劃，而根本的就是提升全社會民眾的收入。我們過去考核的是GDP增長率，但是對於中國當下已經有大量跨境投資和出海做生意的經濟體，GNP的考核可能更富有現實意義，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意味著我們的GDP統計方法，也需要適應時代需求從生產法改為支出法。最終，還是要制定「全民收入倍增計劃」，成為與「五年發展規劃」並列的指導性綱領。周期可以是五年，可以是十年，但是要圍繞民眾收入如何提高進行全面謀劃，並向社會公開，對穩定預期和提振信心至關重要，而這是長期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