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六期微觀面板數據，以「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政策的實施刻畫政府支持的電商發展，采用交錯雙重差分法考察了該政策實施對農村居民非農就業的影響。研究發現：該政策的實施顯著促進了非農就業，特別是「離土不離鄉」型和包容性非農就業。具體而言，該政策實施後，樣本農村居民非農就業概率提高了14.4%，本地非農就業概率提高了15.1%，外地非農就業概率降低了4.3%；該政策實施的非農就業效應在女性與中老年人群體，在低資本稟賦家庭，以及在原貧困縣、革命老區、中西部地區、電商潛力地區更強。從產業演化和組織激勵視角進行的機制分析表明：該政策的實施可透過促進鄉村企業發展與縣域產業結構升級降低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成本，以及透過形成同群經濟激勵與個體聲譽激勵增強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偏好。綜合來看，借力電商發展，多渠道引導和保障農村居民非農就業，促進形成本地農村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的均衡配置，有益於實作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
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活力的電商市場。電商進村政策，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數碼經濟」對「小農經濟」的重塑，在引發產業創新、最佳化與融合的同時，也改變了原有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之間的關系。而農村經濟結構與就業結構是一體兩面，伴隨著農村電商發展帶來的經濟結構轉型，農村就業結構也面臨著適應力調整。與此同時，薪金性收入占農村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斷提高，非農就業成為農村居民增收的主渠道，非農就業賦能農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性凸顯。農村電商發展帶來的農村就業結構變化，特別是本地非農就業機會的創造，對促進以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村經濟轉型，實作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鑒於此，為了更好地引導農村電商發展，服務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有必要對電商進村政策實施的就業效應及其機制作出深入考察與分析，以便從理論層面為決策提供參考。
以市場驅動為內生動力的電商資本下鄉，加之以政府支持為外生動力的電商資源進村，有利於促進以商品和服務為核心的商業集聚，帶動資金流、商流、人才流、技術流在縣域匯集，進而可能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和縣域產業結構調整，創造更多的本地非農就業機會，從而吸引農村勞動力參與本地非農就業，堅實鄉村振興所需的人才基礎。電商在中國農村的普及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註，但是，有關電商發展影響農村居民非農就業及其機制的研究仍相對缺乏，特別是在農村電商迅速發展、農村勞動力普遍向城市轉移的背景下，農村電商發展能否創造本地非農就業機會，激勵農村居民參與本地非農就業，提高農村勞動力配置效率的問題尚未得到檢驗。
首先，本文構建了電商進村政策實施推動農民就業轉型的理論分析框架。其一，電商進村政策實施透過推動縣域產業演化促進「離土不離鄉」型非農就業。其二，電商進村政策實施透過形成鄉村組織激勵實作包容性非農就業。從產業演化的視角來看，電商進村政策實施可能促進鄉村企業數量增加和縣域產業結構升級，為農村居民從事非農就業，特別是「離土不離鄉」型非農就業創造客觀條件。從組織激勵的視角來看，電商進村政策實施可能激發同群經濟激勵和個體聲譽激勵，從而形成農村居民（特別是弱勢農村居民）選擇非農就業的主觀激勵，產生包容性非農就業效應。
再者，基於微觀面板數據和縣級面板數據，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了電商進村政策實施對農民就業轉型的影響效應及其潛在機制。具體而言，本文透過分析電商進村政策實施對農村居民非農就業、本地非農就業和外地非農就業的影響檢驗了政策實施產生的「離土不離鄉」型非農就業效應；透過從微觀與宏觀層面探究電商進村政策實施對農村居民非農就業異質性影響檢驗了政策實施產生的包容性非農就業效應。在機制檢驗部份，本文還逐一檢驗了提出的理論機制假說：電商進村政策實施透過推動鄉村企業增長與產業結構升級降低了農民居民本地非農就業成本，以及透過激發同群經濟激勵與個體聲譽激勵增強了農民居民的非農就業偏好。
本文研究的邊際貢獻可能體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本文關註農村地區勞動力流失和內部差距較大的現實問題，考察電商進村政策實施對促進「離土不離鄉」型和包容性非農就業的作用，對電商進村政策實施能否提高農村勞動力配置效率、推動鄉村人才振興與共同富裕目標實作進行評估和探討；第二，從產業演化和組織激勵兩種視角切入，分析電商進村政策實施促進農村居民非農就業的理論機制，為電商發展影響農村就業結構轉型的相關理論研究貢獻新視角和經驗證據。
本文主要研究結論有三。第一，電商進村政策實施促進了「離土不離鄉」型非農就業。電商進村綜合示範使得樣本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概率提高14.4%，本地非農就業概率提高15.1%，外地非農就業概率降低4.3%。進一步地，電商進村政策實施提高了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時長，推動了縣域非農產業就業人數占三次產業就業總人數的比重。第二，電商進村政策實施有利於促進包容性非農就業的發展，表現為電商進村綜合示範對非農就業的正向效應對女性與中老年人群體以及低資本稟賦家庭更強，該效應在原貧困縣、革命老區、中西部地區、電商潛力地區也更強，從而有利於實作共同富裕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第三，機制分析結果表明：從產業演化的角度看，該政策實施透過促進鄉村企業增長和縣域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了農村居民參與本地非農就業；從組織激勵的角度看，該政策實施透過同群經濟激勵與個體聲譽激勵激發了更廣泛農村主體參與本地非農就業的動機。綜上所述，電商進村政策實施有益於縣域實作內源式發展，在創造更多本地非農就業機會的同時，激勵更多農村居民參與本地非農就業，夯實實作縣域鄉村振興所需人才基礎。
本文研究的政策啟示有三。第一，伴隨著電商在鄉村的滲透與發展，應關註農村電商發展過程中農村就業結構轉型和農戶的生計調整，引導農村勞動力在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之間實作合理配置。第二，可以充分借力電商進村綜合示範工作，匹配好電商賦能本地鄉村產業發展帶來的就業機會與電商激發農戶非農就業的內在需求，努力營造良好的生產與就業氛圍。第三，充分利用電商進村帶來的數碼紅利，助力弱勢農村居民非農就業轉型。為生計壓力與就業需求並存的農村居民給予就業指導。此外，應關註電商發展在相對貧困地區和革命老區的非農就業賦能優勢，在推進電商進村綜合示範工作時總結不同政策工具之間的關聯性和差異性，構建和完善政策體系，系統性推進區域勞動力市場的最佳化配置。
原刊於： 【中國農村經濟】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