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5年生人，上大學之前是在農村出生長大的，先後經歷了農村發展的兩個時期：一個是人民公社大集體時期——主要是文革後期，另一個是家庭聯產承包單幹時期。由於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並親身參加過許多農業勞動，所以，對從小到大的農村有一些經歷和體驗。
大集體時期，土地和生產資料都歸村集體所有。那個時候的村集體叫做生產大隊，文化大革命時期變成了大隊革委會。革委會統一管理黨、政、工、農、商、學、兵，並設立相應的機構專門負責，如生產隊，民兵連，婦委會，治保會，副業隊，等等。生產由生產大隊負責。生產大隊下設若幹生產小隊，每個家庭被編入各小隊中，群眾都是生產隊社員。生產隊社員大致被劃分為三類：一是整勞力，二是半勞力，三是五保戶。成年壯年健康男子一般劃分為整勞力，婦女和未成年人被劃分為半勞力，五保人員一般不參加勞動。我那個時候未成年，還是學生，所以，被列為半勞力。因為我父親是工人，不參加生產隊勞動，我們兄弟姊妹都還未成年，所以，我們家被全部列為半勞力。
整勞力和半勞力的待遇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的生產勞動情況采用記工分制，整勞力出一天工10分，半勞力出一天工6分；半天減半（不足半天，一般按半天算）。
每年的勞動任務都要由公社下達到各生產大隊，然後，由生產大隊再下達到各生產小隊。每天的勞動任務都是由各小隊長進行分配。那個時候最熱鬧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六七點鐘，所有社員都要到小隊部門前集合，等待著著小隊長的到來。等小隊長把生產任務一一分配完畢之後，分頭行動。領著好活的，一臉高興；領著不願幹的活的，一臉的沮喪。我一般是禮拜天和放假的時候去參加勞動，跟著母親去分配活。無論分配什麽樣的活母親從來沒有什麽怨言。我一般是放牛，割草，薅草這幾項，活也不重，所以也沒有什麽怨言。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放牛，自由自在地，不用出什麽力，還可以逗牛玩。騎牛也是那個時候學會的。
每年年底是評定工分，分配收益的時候。生產小隊會計會把一年的收成刨掉各項支出後的收益情況向社員進行公布，然後，算出每戶家庭的勞動貢獻，並根據勞動貢獻來確定是向生產隊交錢還是分錢？那個時候糧食是平均分配的。如果勞動貢獻不夠平均數，那麽需要向生產小隊交錢以補足虧空；如果勞動貢獻大超出了平均數，那麽就可以分錢。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家從來就沒有分過錢，總是向生產小隊交錢。錢開始是每年從父親的薪金裏擠出來的，後來，資本主義尾巴不割了，可以養豬了，母親就每年養一頭豬，賣掉後用來交錢。我們家全年的口糧基本上就是靠這一頭豬來維持，我們出的力，掙的工分還不如這一頭豬。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單幹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革委會都撤了，成立了黨組織。公社改成了鄉，大隊改成了村委會，生產小隊沒有了，土地、生產資料和集體的結余全部都分到了每個家庭裏。好東西都被隊裏的幹部拿走了，破爛東西都分了下去。我們家除了幾畝地，連破爛也沒有分到。地也不是什麽好地，要麽離家的距離很遠，要麽就是嶺上的石頭渣子地。
父母親很發愁，什麽農具也沒有，勞動力也缺，地怎麽種？好在父母都是勤勞的人，能出力，手也巧。父親不知從哪裏弄了一些破銅爛鐵，把一些基本的小農具都做出來了。大的農具就借一借，給人家點好處。然後，他們起早貪黑，基本上天天紮到地裏，不停地勞作。我和兄弟姊妹們利用放學後和禮拜天、節假日的時間也幫父母幹活。
就這樣，我們家每年收的糧食都吃不完，交完了公糧，就囤著；囤多了就賣。我們兄弟姊妹外出上學的糧票全是靠賣糧食賣出來的，直到取消了糧票以後，家裏還存了很多。不僅如此，我們家每年養的豬賣了錢也攢下了，以前吃飯時的地瓜餅子都不見了，全是饅頭。還有一個，每天再不用見生產小隊幹部了，看他們臉色，聽他們嘟囔。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但他們很多人的收成還不如我們，好地好農具也代替不了勤勞。
後來，隨著我們兄弟姊妹都進了城，父母也進到城裏，轉了戶口，土地交回村裏，房子、農具也都處理了，農村就永遠離開我們了；我也再沒有回去過。但農村生活的那段記憶，我至今還非常清晰，銘心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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