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建立後，秦文化成為其文化結構的關鍵部份，尤其在秦人後裔的墓葬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漢朝皇帝所屬的楚文化同樣構成了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
1998年11月，西安北郊漢墓出土的仿銅陶禮器，其外觀裝飾華麗、色彩濃重，彩繪了雲氣和三角形圖案。在長安漢墓中發現的釉陶壺肩部和釉陶奩腹部，裝飾有山川、動物和雲氣等圖案，這些元素與秦文化風格迥異，反映了楚文化的影響。
多數研究者認為，這些隨葬品上的紋飾靈感來源於楚文化中的漆木器裝飾紋。
由此可見，漢初器物的造型與紋飾融合了楚文化、演變後的秦文化以及其他五國文化，從而塑造出了大漢的器物文化特色。在文化融合過程中，無疑對先前的秦朝以及五國的文化藝術品收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和制約。
西漢時期，新興的文化促使當代藝術品和實用品成為主流。然而，漢代墓葬出土的器物中，不乏前朝遺物，這證實了西漢時期收藏活動的實物證據。
例如，2012年3月寶雞市渭濱區石嘴頭村出土的175件文物，這一批文物分別來自周代青銅器和漢代兩個朝代，時間上竟然相差了近千年。據考古人員推斷，這很可能是一位漢代古董收藏家的墓，他的藏品和隨葬品一起跟他下葬，這種情況在其他漢墓中也有過發現。另外，據考古人員推斷，這也可能是一個窖藏，收藏著古代人的藏品。
再如，2015年12月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上萬件文物中包含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青銅古器。這兩座西漢墓葬中存在的古器對研究漢代的文物收藏歷史面貌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根據【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西漢時期，為了適應集權制，漢武帝在公元前134年采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主張。根據這一主張，皇家學府將儒家傳授的五經作為統一的教材。
儒家地位的獨尊，對社會秩序與價值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對於士人階層。其中，儒家對玉器的推崇尤為顯著，影響了玉器的流行與發展。儒家經典【詩經】中的句子「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反映了這一觀念，而孔子更是將玉的美德與君子的品德相提並論，提出了「玉德」概念，認為玉具備類似於君子的十一美德。
歷代文獻中關於「玉德」的論述不盡相同，但普遍認可的觀念包括十一德、九德、五德等不同的說法。
西漢時期，禮儀玉、裝飾玉和陪葬玉等玉器尤為盛行，這反映了當時主流意識形態對玉器發展的影響。古玉收藏在這一時期極為普遍，對玉器的珍視程度可見一斑，從帝王到諸侯王，再到權貴士大夫，尊玉和藏玉成為了一種時尚。
據【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聞，其山多玉石」。新疆和田玉，因其卓越的玉質，被大量開采，為西漢玉器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外，青銅器、漆器和陶瓷也是當時權貴們日常使用或用於陪葬的重要物品。
漢代帝王不僅註重器物收藏，更重視檔案典籍的整理與保存。為此，在宮廷內外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如石渠閣、蘭台閣、東觀閣等，用於存放檔案典籍。西漢時期，還建立了麒麟閣和天祿閣；東漢時期，則有石室、宣明、鴻都等機構，它們因保管皇家檔案典籍而聲名遠播。這些機構既是漢王朝的檔案庫，也是皇家藏書之地，同時還是學者校勘經籍、進行著述的重要場所。
漢代建立「天祿閣」「石渠閣」和「蘭台閣」，這三個機構實際上是皇家的三大圖書館和文物館。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建立了「秘閣」，專註於搜集全國的珍貴書法和繪畫作品。歷代朝廷沿襲此制，設立專門機構求購書畫。
漢獻帝時期，成立了「黃門畫室」，專門為朝廷大臣繪制肖像，同時聚集了眾多畫師和書法家，不僅創作新作，還研究前人作品，並對宮廷用器進行設計和裝飾。
隨著時間推移至後漢，書法藝術受到社會的重視。士大夫階層開始熱衷於收集名家之作，將名家手跡視為珍貴的收藏品，用於欣賞和研習。
東漢時期，甘肅酒泉人張芝，被後世尊稱為「草聖」。盡管他的父親張奐是一位名將，但張芝無心入朝為官，而是專註於書法研究。他的草書造詣深厚，對後世影響深遠，培養出了王羲之、張旭等書法名家。
史書記載，東漢的張衡、蔡邕等人在科技發明上有著顯著成就，同時在繪畫藝術方面也技藝高超。作為朝廷重臣，他們擁有收藏藝術品的物質基礎。由於繪畫創作需要模仿和學習前人作品，因此，他們參與收藏活動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東漢末年，因董卓之亂所暴露出的東漢宮廷收藏品也是相當豐富。漢獻帝被迫西遷期間，混亂中，士兵使用繪有圖案的緣帛作為行囊和帳幕。在遷移過程中，盡管宮廷收藏的許多縑帛書畫遭到破壞，仍有七十余車隨行。然而，因暴雨導致路基損毀，行進困難時，遺棄了所有剩余物品。這在中國繪畫史上是一次空前的損失。
對於西漢以來的皇家收藏和剛剛興起的中國繪畫藝術，無疑是滅頂之災。隨後，諸侯割據和軍閥混戰使得社會秩序混亂。盡管戰亂使民眾生活困苦，但士族和王室貴族的收藏活動並未因此停止，他們透過繪畫和書法來緩解情緒。
在群雄割據時期，部份地方軍閥為了籌集軍餉，將目光投向了古代墓葬的盜掘。據記載，曹操曾指使士兵公開盜掘。三國蜀漢人陳琳在【為袁紹檄豫州文】中寫道：「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慕突，無骸不露。」這一行為在歷史著作【魏氏春秋】、【三國誌·魏書】中都有引述。
盡管後世對於曹操是否盜墓的爭議一直存在，但在東漢群雄爭霸、資源大量消耗的情況下，依靠盜墓來換取經費的現象已經相當普遍。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亂世之中，盜墓所得的銅器除了被用於鑄造銅錢和制造兵器外，還被一些有錢的貴族和富商收購或收藏。
曹操建立魏國後，作為文武兼備的「梟雄」，對宮廷內的典籍與書畫作品收藏給予了高度重視。在他的時代，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宮廷書法家和畫家，包括鍾繇、邯鄲淳、胡昭、韋誕、劉德升、師宜官等書法大家，以及曹髦、楊修、徐邈、桓範等知名畫家。
鐘繇，字元常，河南長葛人，曾任太尉，是魏文帝時期的傑出人物。他被尊為小楷字型的創始人，與晉代的王羲之齊名，被後人合稱為「鐘王」，這足以證明他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非凡。
在繪畫領域，曹髦（字彥士，亦稱曹丕孫）以其在位期間（254~260年）的高貴鄉公身份，對繪畫藝術做出了顯著貢獻。他不僅是一位業余畫家，而且在人物史實畫方面有著深厚的造詣。他的代表作包括【祖二疏圖】、【盜跖圖】、【黃河流勢圖】、【新豐雞犬圖】和【黔婁夫妻圖】等，這些作品至今仍有傳世之作。
曹髦在嘉平六年（254年）被司馬師廢黜曹芳後立為帝。他不滿足於成為司馬氏操控的傀儡皇帝，曾試圖帶領親信反擊司馬昭，但不幸失敗並遭殺害。盡管他的仕途生涯短暫且以悲劇收場，但他在書畫藝術上的貢獻卻是不朽的。
另一位是曹操曾極度賞識的謀士楊修，不僅文才出眾，繪畫技藝也頗為精湛。相傳，他為曹操繪制扇面時，不慎點染成蠅，其作品有【西京圖】、【嚴均平像】和【吳季劄像】等傳世。
在魏國，曹植（192~232年）是著名的文學才子，為曹操的第三子，字子建，出生於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後被封為陳王，謚號「思」，因此被世人尊稱為陳思王。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學成就聞名，自幼才華橫溢，十歲時即能揮筆成章，其文風華麗而雄健，後人贊譽他為「繡虎」，並有【曹子建集】十卷傳世。
在歷史記載中，關於曹植本人是否親自從事繪畫活動的資料不多，但他對繪畫藝術的見解和評論卻顯示了他對這一領域的深刻理解和獨到見解，使他成為當時的先鋒派代表。曹植的繪畫觀點主要反映在其著作【畫贊序】中。【畫贊序】是對畫像中人物評價的一種文體，起源於漢代。
曹植繼承了西漢的傳統，撰寫了包括庖犠、女媧等始祖、聖君、隱士在內的31篇畫像贊，其中【畫贊序】是中國繪畫評論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第一篇專門論述繪畫的珍貴文章。
另外，曹魏時期的碑刻，尤其是【範式碑】（亦稱【範氏卿碑】或【漢廬江太守範式碑】），不僅是當時書法的直接體現，而且確立了魏碑在中國書法和碑帖收藏史上的重要地位。該碑刻使用隸書，立於魏國青龍三年（235年）正月，共12行，每行字數在6至15字之間，原位於山東濟寧。由於長期缺乏保護，該碑曾一度遺失，直至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重新發掘，但僅存上半部份。
【範式碑】自北宋以來便被記錄在金石學著作中，南宋洪適的【隸釋】更是全文收錄了此碑文，彰顯了其歷史價值和重要性。該碑文字型繼承了漢末成熟期隸書的風格，結構嚴謹，筆法剛勁而富有力度，體現了漢隸的古樸與淳厚。
三國時期的東吳，位於今日的湖北、湖南、浙江、江西、江蘇等長江以南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素有人文薈萃之美稱，文化繁榮，收藏之風盛行。
吳國的君王出身貴族，其宮廷藏品頗為豐富。盡管三國時代繪畫藝術開始興盛，但以繪畫成就而言，吳國尤為突出。文獻資料顯示，東吳早期著名畫家曹不興的作品至今仍享有盛名。
曹不興，亦名弗興，吳興（今浙江湖州）人，生卒年不詳，被譽為「佛畫之祖」。他擅長繪制龍、虎、馬及人物，有落墨為蠅等傳奇故事。他的佛畫成就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相傳其所畫龍頭令謝赫嘆服不已。雖然他的畫跡今已不存，但之後的著名畫家衛協直接師承其法。
衛協在黃武年間（222~229）享有很高的聲譽，與曹不興並稱為吳中「八絕」。除了曹不興善畫外，還有皇象善書，嚴武善弈，趙達善算，鄭嫗善相，劉敦善星象，宋壽善占夢，吳範善候風氣。
吳國早期除了曹不興之外，還有吳王趙夫人，她是吳丞相趙遠之妹，也擅長書法和繪畫，成就頗高。相傳，孫權曾經哀嘆魏蜀未平，渴望有人能畫出各國山川地形圖，趙夫人便將自己所畫的江湖九州山嶽地形圖交給了孫權，並且在方帛上繡上五嶽列國地形圖。有人評價，趙夫人的繪畫開啟後世山水畫先河，在當時影響很大，被人們譽為「針絕」。
另外，吳國書法藝術在當時也備受重視和推崇，現存的三國孫吳碑刻僅有四塊，分別是【禪國山碑】、【天發神讖碑】、【谷朗碑】和【葛祚碑】。其中，【葛祚碑】因其是現存第一塊楷書碑而具有特殊的書法地位，受到後世書家的推崇。
更值得一提的是，東吳中晚期，王室組織能工巧匠，對陶瓷進行了開拓性的創造，燒制了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高溫釉下彩繪瓷器。這批具有皇家禦用性質的珍貴瓷器，於1983年在南京市雨花台區長崗村三國東吳M5墓葬中首次出土。
在2002年至2004年的考古發掘工作中，南京城南秦淮河船板巷旁的皇冊家園建設工地、大行宮地區新浦新世紀廣場建築工地及南京圖書館新館工地這三處地方，也先後發現了一批孫吳時期的釉下彩繪瓷器和殘片。
這些東吳高溫釉下彩繪瓷器的出現，無疑對兩晉陶瓷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三國之一的蜀國，其宮廷所藏書畫及史料記載較為匱乏。相傳，丞相諸葛亮不僅在軍事上有著卓越的才能，還精通繪畫藝術。諸葛亮的藝術才華在其子諸葛瞻身上得以延續，諸葛瞻亦以繪畫技藝聞名。
劉備的謀士李意其，在史籍中也被提及為繪畫能手。盡管蜀國可能匯聚了眾多書畫藝術家，但因地理位置偏僻、長期戰爭以及史料散佚，這些藝術成就未能得到充分記錄，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