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从哈尔滨市南岗利民小学（在老巴夺烟厂对面的小黄楼，开始时校长是王正民）毕业，升到市第六中学读初中。当时哈尔滨市只有五所中学，1948年由「从德女中」易名为哈尔滨市第六中学，地点在南岗区邮政街和北京街交口位置。因学校前身为女子中学，故二年级以上班级基本都是女生。校长是李松涛（后为市教育局局长），据说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当时就住在学校主楼正对楼梯的小房间里。1950年春天，市里决定在六中的校址上成立第七中学，而六中则搬到霁虹桥東侧现在的第三中学位置。搬家时的桌椅板凳都是我们学生自已肩扛手抬搬过去的，那时也没有搬家公司一说。虽然年令很小也很累，但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新校舍太好了，大红房子古建筑，房间也大，还有大操场。大家都知道这是李松涛校长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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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班主任是位男老师，性格很温和，平时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对学生的态度上都很好。记得有一次帶全班同学去香坊机场附近一块玉米地，抓一尺多高玉米叶子上的虫子。田地面积很大，干到地头时天也快黑了，这时老师宣布收工，都集合要走了，老师突然说虫子没抓干净，往回走重新抓，要求认真仔细点。很快，一个同学高声说：老师，我捡到一支钢筆。老师接过来说「这是我丢的，收工回家」。直到这时同学们才明白老师让重新抓虫子的意图了，还是老师心眼多。不久之后的一天，我们正在上课，教导主任杨树坡突然进教室，宣布我们班主任老师是国民党特务，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走了，在其家里还捜出了电台，据说他老婆都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特务，没过几天就在八区广场给枪毙了。当时八区广场靠近铁路的路基斜坡比较高，有时开完批斗反革命特务分子大会后，就直接拉到斜坡处就地枪决。记得有一次土匪在太平桥挷架了一个初中生还撕了票，窝点在景阳街，公安机关破案后，抓了一批土匪，开完批斗大会，直接把四十多名土匪在斜坡处给枪毙了。因为我们学校离的很近，有时在教室就能听到枪声。后来，枪决犯人的地方改到新阳路上的松江拖拉机厂的那个斜坡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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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中苏关系非常好，学校成立了中苏友协小组，组长是音乐老师田乃愚。田老师人很温和，亲和力强，年轻，人缘好，记得个子也很高。她很喜欢我，我自然就成为组员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周可以在儿童电影院免费看一场原版苏联电影，后来有了中文字幕。据说田老师离开学校后去了中苏友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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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都很贪玩。有一次我（团支部宣传委员）和陈维卿（团支部书记，后来是天津一个设计单位的领导）、杨义邦（体育委员，后来是国家化工部副部长）放学后跑到动物园翻墙进去玩儿，打了一些未成熟的核桃，回来后才发现核桃皮是掉色的，书包都染绿了，洗都洗不掉。当时我家在大方里铁路官房最東头，是这一条街唯一不是铁路员工的家庭，走一曼街需四十分钟才能到学校。尤其冬天，天黑路遠，没路灯，道又不平，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害怕极了。那时学生上下学是没有家长接送的。有时，从霁虹桥下进到哈尔滨火車站扒火车到滨江站，跳下車回家，但这事是不敢告诉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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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吋，一次正在上课，突然宣布紧急集合去省医院化验血型，这时我才知道我是O型血。当即留下十几个同学为省委一位干部抢救献血，因为年纪小献血不多。后来血站还给了几块錢让買猪肝吃。我把钱给了妈妈。从那时起，我知道了献血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