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的迅猛發展，對全球監管機構提出了新的挑戰。當前，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就人工智慧的治理，特別是監管方面達成共識，以防範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然而，目前全球監管格局呈現出碎片化的態勢，主要經濟體在AI及其治理的基本概念、價值理念和路徑策略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分歧。同時，各國也在激烈爭奪AI治理的話語權。
面對這一全球性的挑戰，中國需要在不斷完善國內AI治理體系的基礎上，采取更加積極的國際策略。具體而言，我們應推動全球範圍內的共治共享，透過加強國際合作，構建監管合作規則，加快國際標準的制定，以及創新多邊協調機制等方式，來持續提升中國在國際AI治理領域的影響力。這不僅能夠為中國AI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也將為全球人工智慧的永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自2023年以來，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慧（AI）在多個場景中迅速得到套用，其技術的不斷叠代升級背後潛藏的異化風險，為全球監管機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一背景下，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加快步伐，試圖在AI治理，特別是AI監管方面成為規則制定者。然而，目前全球監管格局仍然呈現碎片化和區域性的特征，各國在AI的基本概念、價值理念和路徑策略上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際監管協調的行程。
如何避免各國在各自不同的規則、術語和要求下實施監管，已成為全球監管機構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對此，中國應積極推動全球共治共享的理念，致力於構建監管合作規則，加快國際標準的制定，並創新多邊協調機制。透過這些舉措，我們可以不斷提升中國在人工智慧治理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為全球AI的永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全球主要經濟體加速AI監管探索
自2023年以來，全球各大經濟體對AI的監管步伐顯著加快，相關法規、指南和規範陸續推出或提上日程。部份國家甚至新建了專門的治理機構或委員會，形成了競相爭先的AI治理態勢。
首先，歐盟透過法律、法規和指令等全面實施了強有力的AI監管。2021年4月，歐盟提出了【AI法案】草案，該法案根據安全風險等級將AI系統分為四個類別，並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對於違規公司，可能面臨高達3000萬歐元或公司全球年收入6%的巨額罰款。2023年6月，歐洲議會批準了該草案，標誌著歐盟在AI監管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其次，美國則更傾向於采用「軟」監管方式進行規範引導。主要透過地方自治、行業規則和自願倡導等手段來推動AI的健康發展。2020年1月，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釋出了【AI套用監管指南】，提出了一系列風險評估與管理方案。2022年10月，又釋出了【AI權利法案藍圖】，明確了公眾應享有的五項核心權利。2023年以來，美國對AI立法的關註度不斷提升，同時鼓勵AI巨頭自願承諾應對AI風險。
第三，中國在AI監管方面采取了「軟」引導與「硬」約束相結合的方式。在硬性約束方面，隨著一【電子商務法】【數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釋出實施，AI領域的底層規則逐步得到規範。同時，國家網信辦等部門也針對生成式AI等套用場景制定了基本框架和強約束規則。在「軟」引導方面，中國釋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治理原則】等檔，提供了重要的倫理道德指引。2023年3月，國家數據局的組建進一步夯實了AI監管的組織架構基礎。
此外，英國、東協等國家和地區也在積極搶占AI監管的制高點。英國政府釋出了【創新型AI監管】白皮書和【生成式AI使用指南】，並計劃舉辦首屆AI安全全球峰會。東協正在起草AI監管準則，新加坡在其中發揮著牽頭作用。印度也正透過擬議的【數位印度法案】強化對AI的監管。
總體來看，全球主要經濟體在AI監管方面都在積極探索和實踐，以期在保障AI技術健康發展的同時，防範潛在的風險和挑戰。
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的主要困境
當前，全球AI監管合作在推進過程中遭遇了多方面的挑戰，主要包括監管的國家間不平衡、基礎概念與理念的分歧，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作用受限等問題。
2.1 監管碎片化與不平衡性凸顯
隨著各國對AI監管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監管方案之間的差異逐漸顯現，導致監管碎片化問題日益嚴重。加拿大國家治理創新中心釋出的報告指出，全球眾多國家向經合組織AI政策觀察站送出了與AI相關的政策檔或倡議，但其中存在大量的交叉和重復，缺乏統一性和協調性。同時，已開發國家在AI創新和套用方面占據主導地位，而開發中國家則相對滯後，這種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劇了監管的難度和復雜性。開發中國家在數據資源、演算法算力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的監管措施，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技術鴻溝不斷擴大。
2.2 監管方式分歧嚴重，互操作性亟待提升
在AI監管方式上，各國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首先是對AI定義、風險分類等基礎概念的理解不同，導致監管範圍和程度各異。例如，美國和英國在AI定義上就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分歧直接影響到行業規則的制定和立法行程。其次是在價值理念上的分歧，美歐等已開發國家強調所謂的「民主價值觀」，試圖將其引入全球AI監管體系中，而開發中國家則更關註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這種價值理念的分歧加劇了全球AI技術發展和監管治理的戰略沖突。最後是監管模式的分歧，歐盟傾向於采取強監管模式，而美國和英國則更傾向於弱監管模式。這兩種模式在風險防控和技術創新方面各有利弊，但難以形成統一的國際監管標準。
2.3 國際協調進展緩慢，國際組織作用有限
盡管經合組織等多邊機構在全球AI治理中發揮了一定的協調作用，但由於缺乏實質性的約束力，難以推動形成全球性的AI監管框架。經合組織【AI原則】雖然得到了多國的認可和支持，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效果並不理想。同時，由於缺乏有效的評估方法和強制性的國際條款，各國在踐行該原則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和不確定性。此外，其他國際組織在AI監管方面的作用也相對有限，難以為全球AI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綜上所述，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和困境，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尋求解決之道。透過加強溝通協調、推動國際合作、完善監管體系等方式，逐步建立統一、協調、高效的全球AI監管機制，為AI技術的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AI監管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然而，目前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著多重困境，包括監管碎片化、不平衡性、概念與理念分歧，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作用受限等問題。
二、 監管碎片化與不平衡性凸顯
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著監管碎片化與不平衡性的嚴峻挑戰。各國在AI監管方案上存在差異，導致監管標準不一致，監管效果參差不齊。此外，AI創新和套用主要集中在已開發國家，而開發中國家在AI技術采用、風險應對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進一步加劇了監管的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性不僅限制了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發展，也加劇了全球技術鴻溝的擴大。
三、 聯合國在AI治理中的挑戰與機遇
聯合國作為全球AI治理的重要平台，在推動國際監管合作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然而，聯合國面臨著權威性標準缺乏等挑戰，制約了其在AI治理中的有效性。盡管已有40多個國家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並依據【AI倫理問題建議書】制定宏觀層面的AI規範措施，但國際準則的制定仍然緩慢，協調機制有待加強。
與此同時，聯合國也面臨著機遇。2023年3月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籲各國政府實施【AI倫理問題建議書】，7月18日，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就人工智慧問題舉行高級別公開會，顯示了國際社會對AI治理的關註和重視。聯合國應抓住這些機遇，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共同推動AI治理的行程。
四、七大工業國組織推動AI監管合作的意圖與策略
七大工業國組織（G7）作為已開發國家的重要合作機制，在AI監管合作方面表現積極。然而，其推動國際標準制定的過程中，意圖以價值觀劃線、構建「小圈子」，限制其他國家對全球AI監管體系的影響。G7透過全球AI夥伴關系（GPAI）等機制，將影響力迅速擴充套件到G7之外，意圖在AI治理領域掌握話語權、提升全球領導力。
盡管G7在推動AI監管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如同意「基於風險」推出AI監管法案、建立專門討論AI進展的部長級論壇等，但這些行動仍然受到權威性標準缺乏、國際準則制定緩慢等挑戰的限制。因此，G7需要更加開放和包容，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共同推動全球AI監管合作的行程。
綜上所述，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著監管碎片化、不平衡性、概念與理念分歧以及國際組織作用受限等多重困境。為了推動AI技術的健康發展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各國需要加強溝通協調、增進互信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同時，國際組織也應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為全球AI監管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五、全球AI監管合作的主要困境
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AI監管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然而，目前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著多重困境，包括監管碎片化、不平衡性、概念與理念分歧，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作用受限等問題。
5.1 監管碎片化與不平衡性日益嚴重
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監管碎片化與不平衡性。由於各國在AI技術發展和套用方面的差異，導致監管方案和標準的不一致，從而影響了監管效果的一致性。此外，AI技術主要集中在已開發國家，而開發中國家在AI技術采用、風險應對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加劇了監管的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性不僅限制了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發展，也加劇了全球技術鴻溝的擴大。
5.2 聯合國在AI治理中的挑戰與機遇並存
聯合國作為全球AI治理的重要平台，在推動國際監管合作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然而，聯合國面臨著權威性標準缺乏等挑戰，制約了其在AI治理中的有效性。盡管已有多個國家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並依據【AI倫理問題建議書】制定宏觀層面的AI規範措施，但國際準則的制定仍然緩慢，協調機制有待加強。
與此同時，聯合國也面臨著機遇。隨著國際社會對AI治理的關註和重視不斷增加，聯合國應抓住機遇，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共同推動AI治理的行程。透過加強協調機制、促進國際準則的制定和實施，聯合國可以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為全球AI監管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5.3 七大工業國組織推動AI監管合作的意圖與策略分析
七大工業國組織（G7）作為已開發國家的重要合作機制，在AI監管合作方面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然而，其推動國際標準制定的過程中，意圖以價值觀劃線、構建「小圈子」，限制其他國家對全球AI監管體系的影響。G7透過全球AI夥伴關系（GPAI）等機制，將影響力迅速擴充套件到G7之外，意圖在AI治理領域掌握話語權、提升全球領導力。
盡管G7在推動AI監管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如同意「基於風險」推出AI監管法案、建立專門討論AI進展的部長級論壇等，但這些行動仍然受到權威性標準缺乏、國際準則制定緩慢等挑戰的限制。因此，G7需要采取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共同推動全球AI監管合作的行程。
綜上所述，全球AI監管合作面臨著監管碎片化、不平衡性、概念與理念分歧以及國際組織作用受限等多重困境。為了推動AI技術的健康發展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各國需要加強溝通協調、增進互信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同時，國際組織也應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為全球AI監管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只有透過全球合作與共同努力，我們才能克服這些困境，實作AI技術的永續發展和全球共贏。
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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