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口述·大國底氣背後的故事】
◎記者 張蓋倫 陳 瑜 吳葉凡
「老有人問我們當時怎麽想的，我就先說這個。」10月15日下午，面對來訪的記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核化學家王方定開啟了話匣子。
96歲的王方定聲音洪亮，帶了點四川鄉音。
今年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周年。當年，王方定帶領團隊成功研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點火中子源。「投身核事業時您怎麽想的？」是一個被問過多次的「老」問題。
「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年輕的共產黨員，都對黨有一份忠誠，一份義務。黨指到哪就打到哪。」王方定回答得清晰堅定，「只要是組織上安排的事情，沒有想過要打折扣、去拖延。沒有，沒有，從來沒想過。」
當年，像王方定一樣的老一輩科學家，就是這樣懷著強烈的報國之誌，以熱血和青春，締造了「兩彈一星」的偉大事業。
「蘇聯能做，美國能做，我們怎麽不能做」
1928年，王方定出生於遼寧沈陽。因為戰亂，他的童年在不斷搬家中度過。
王方定說：「我們生長在那樣一個環境裏，能不想國家富強嗎？」
將個人和祖國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這種信念已經深入骨髓。
大學畢業後，王方定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前身），從事核燃料鈾相關分析工作。
在那裏，他邊工作邊接受培訓，學習俄語，還去北京大學旁聽原子物理學。這一切都為他日後的工作打下基礎。
1958年8月，錢三強告訴王方定，黨委研究決定派他參與原子彈研制。王方定馬上答復：「我沒有意見，服從組織分配。」
1959年，蘇聯撤走專家，拒絕繼續援助中方制造原子彈。中方決定，自力更生，自行研制。從那時起，王方定便接手了一項艱巨任務——做點火中子源研究。
點火中子源是一種「核火柴」，用來引發核爆炸。平時它不發出中子，只有在需要點燃核鏈式反應時，才發出需要的中子。
王方定團隊要攻克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研究物件具有強化學毒性和放射性，但他們連符合要求的實驗室都沒有。
那時，錢三強提出，可以蓋一個簡易工棚作為實驗室，這樣有利於保密，核廢料也好處理。
「錢先生雷厲風行，他說了以後，立刻打電話，把基建處的施工隊隊長叫到辦公室，當面交代這件事。」王方定記得，大概一個月時間，以瀝青油氈做頂、蘆葦稈抹灰當墻的工棚就在中國第一座核子反應爐101堆西南側建成了。
但工棚條件太差了。
「冬天冷得不得了。」王方定說，由於工棚沒有暖氣，白天，他和同事要穿著大棉襖，邊踏步邊工作，以免凍僵凍麻。水管、蒸餾水瓶和試劑瓶管在工棚放一晚上就會凍裂。他們想了個辦法，每天晚上將水管裏的水都放掉，把蒸餾水和化學試劑搬到有暖氣的實驗室，第二天早上再把它們搬回工棚。夏天，工棚又熱得不得了，溫度經常在36℃左右，實驗人員還要穿著三層防護工作服，戴上雙層橡皮手套、面罩、口罩，汗流浹背自不用說，晚上蚊蟲還咬得厲害。
就這樣，王方定小組在工棚裏做了3年實驗。後來，何澤慧把一間實驗室劃給王方定小組使用。
在那裏，王方定小組繼續進行實驗，完成多項技術革新，苦幹加巧幹，終於獲得了優質點火中子源材料。該材料在第一次使用時，就取得了良好效果。後來，王方定小組研制的點火中子源材料，被多次用作原子彈的核點火部件。
條件艱難，時間緊迫，經驗缺乏，但王方定從來沒想過會做不出來。「我們信心滿滿。蘇聯能做，美國能做，我們怎麽不能做？」
「能分析自己國家的核爆炸數據，是一種幸福」
1964年6月初，點火中子源的研制已經告一段落。那時，王方定的女兒還沒有滿月，他收到了同事遞來的「速去‘前方’」的紙條。
那時，中國在青海省海晏縣金銀灘開始建設核武器研制基地。「前方」，指的就是青海基地。
不僅要去，還要把戶口遷出，落戶青海。這意味著可能一輩子要留在大西北。
「家裏是有現實困難，這些問題在我腦子裏閃了一下，但也就是閃一下。」王方定說。
就這樣，他匆匆辦了戶口遷移，上了車，到了青海基地。那裏地處高原，自然條件惡劣。剛一去，王方定就因缺氧而劇烈頭疼；後來又因為接種鼠疫疫苗產生反應，發起高燒。
在青海，王方定的主要工作是做核爆炸放射化學診斷，透過測量核爆炸後不同核素的積累量，分辨不同的核過程及其效應。王方定參與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第一顆航載核彈、第一顆飛彈運載核彈等十余次核爆的放射化學測量工作，也針對原子彈、氫彈試驗，分別建立了幾種不同原理的放化測試法，並提供了可靠數據。
「能分析自己國家的核爆炸數據，是一種幸福。」王方定說。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終於我們有了自己的原子彈，那個心情啊……」王方定的手微微顫抖，他停頓了好幾秒，臉也微微漲紅，最後輕聲說，「沒辦法發泄的一種心情。」
訊息傳到青海基地後，大家根本坐不住，自發跑到廣場上去跳，去歡呼，去吶喊。仿佛不這樣，不足以表達內心的興奮。
60年後，回憶起當天，王方定的臉上還滿是笑容，仿佛置身於當年慶賀的人潮中。
之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放射性樣品送到了青海基地。
當時，分析工作使用的工號裏有一個密封的手套箱，手套箱後面連著一個運輸軌域，樣品可以在密閉空間移動。但當時，有一段軌域不通，樣品無法按既定方向流動進入手套箱。
於是，王方定迅速用力開啟90公斤的鉛遮蔽裝置取出樣品，再放入大家臨時新做的手套箱。
回顧王方定過往研究，其實有不少這種「不那麽安全」的時刻。
怕嗎？王方定立刻搖頭——不怕！怕就不會去做。「我就是有種迫切的心情，想盡快把結果拿到手，就管不了那麽多了。」
沒有瞻前顧後，沒有分析利弊，就是一門心思去幹、去沖。
分析工作一旦開始，就是夜以繼日。經過團結協作，王方定帶領團隊圓滿完成了核爆炸的監測任務，獲得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數據。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核事業有人接班」
在青海，王方定待了6年。1970年到1978年，王方定又在四川三線山溝呆了8年。
1978年，王方定終於調回北京。1979年，他回到原子能研究所（今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重新開始研究工作。
「當時人家跟我說，你把以前發表的文章拉個單子。我說，我沒有文章，我的成果都在實驗記錄本上。」王方定淡然一笑。
他的成果，也都寫在了一次次核爆炸中。
王方定學術作風紮實，非常看重實驗記錄。做點火中子源研制工作時，他要求每一個人每天都要寫清楚做了什麽。他還要看記錄、給意見。
有人說，王方定小組做點火中子源工作時，做了幾百次實驗。聽到這話，王方定又是一陣搖頭擺手：「沒有！沒有那麽多！一次實驗很麻煩的，不可能做那麽多次。」
他想，可能是後人整理當時組員的實驗記錄時，將一些基礎操作，都算成了一次實驗。
嚴謹對待每一次實驗，也是因為王方定吃過虧。
剛開始工作時，王方定做的是鈾礦分析。「當時這個數據怎麽做也不平衡，今天做出來一個數據，明天做出來又是另外一個數據。」王方定一步步分析，每一步都做到嚴謹細致。後來，他的分析結果都能保持良好的一致性，還能得到復現。
「我希望後來的人別像我一樣掉到坑裏去。我是好不容易爬上來的。」王方定說。
對年輕人，他也總是懷揣著一顆愛護的心。有要求，有期許，也有不遺余力的幫助。
王方定利用各種機會，不厭其煩地為年輕人作報告。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內，只要是與年輕人相關的學術會議、交流會以及座談會，王方定都一定參加。80多歲高齡時，他仍每年堅持和年輕人舉行一次座談，作一次報告。
王方定帶學生，也是全力以赴。他全程關註學生畢業論文，從論文選題、文獻調研到實驗方案制定，從實驗操作、實驗報告編寫到論文寫作，從論文答辯到如何作學術報告，王方定都認真細致地指導。論文交給他，每一章、每一節、每一頁、每一行，甚至標點符號，他都細細推敲。王方定說，做學問要經得起別人的考問，經得住時間的考驗。
在采訪中，王方定道出了他看重年輕人的原因：「我們最希望的，就是核事業有人接班。」他們要把奉獻了一生的事業，交給新一代青年人，偉大事業要後繼有人。
今天的中國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整個世界翻轉過來了。」王方定兩只手比劃著，做出翻轉的手勢，「我們以前出口大豆，現在出口什麽，出口電子產品，出口汽車！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變化實在太大了。」
王方定不願多談自己作過多大貢獻。他認為，能為國家的強盛出一點微薄之力，已經很幸運了。
來源：科技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