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深深紮根於歐洲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規範的土壤中，並深受殖民統治影響。這樣一個國家裏，科學、技術和現代性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如何形成的？【加拿大現代科技之路】梳理了加拿大19世紀和20世紀的科技發展脈絡，並與加拿大的現代性這一主題緊密銜接起來，顛覆了一直以來關於現代性意義和體驗的假設，探索科學技術如何為加拿大人構築了棲身之所，使他們可以在其中以現代人的視角，想象未來，摒棄過往，重塑自身。
「西方科學和技術」作為「現代性」的代表，與現代化的歷史及其問題密不可分。正如伊曼紐爾·沃勒史坦因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指出的， 科學與技術代表著人類對自然界的所謂淩駕 。人類的起源故事與「現代」的理念緊密相連。例如，「科學」一詞如今指代對自然界的現象和秩序進行有規律的探究，但這個詞在16世紀和17世紀沒有一致的對應詞。我們所理解的科學範疇是現代的產物，它與進步和完美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連，但它也曾與厄運、不祥之兆和危險纏結不清。
同樣，「技術」這一概念，也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作為一種自主的歷史力量，在公眾所目睹的生產、運輸和創新中形成的。因此，科學和技術 （正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 承載著現代的矛盾。它們既代表了抽象的現代改良理想，也是改變甚至破壞傳統規約、價值觀念和自然環境的具體推動者，而這些改變和破壞又引發了反現代主義者、基礎設施破壞者、工廠機器搗毀者、環保主義者等群體的憤怒和沮喪。
科學和技術被稱為自由的工具，它們使人流、物流及資訊流更加順暢地跨越大洋和大洲。然而，它們也被用來對非西方民族進行分類、奴役和控制，具體化了「純正」的觀念——將現代物品與前現代文化對立起來，並將世界上非西方國家排進「被啟蒙」國家的列表。
這些矛盾被銘刻在科學理論和技術中，而這些理論和技術又為泰勒主義等烏托邦式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提供了核心隱喻；這些理論和技術以越來越抽象和量化的術語來描述人類關系，並激發了20世紀初未來派、達達派、爵士樂流派和精確主義等運動的現代主義審美。
擴大現代性的範圍的思潮，逐漸成為對現代的批判觀的一種回應。即應當探索多元化的現代性，應當尋求現代生活的多樣性。這種回應至關重要，其最顯著的優點就是把現代性變成了一種全球現象，從而將現代變成全球歷史的主題。這種回應也認可了人們在努力應對更大的歷史行程並努力融入時，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行動和反應。
在這種觀點中，利害攸關的是歷史代表權和代理權，即世界各民族的人們根據自身的方式成為現代人的能力，從而完全參與到現代性的歷史行程中。但也有人會批判這些嘗試，認為使現代性大眾化的人實則倡導了自身的「現在主義」 （presentism） 判斷，認為這些嘗試者掩蓋和淡化了現代性的概念，剝奪了該概念原本能帶來的分析力。從這個觀點來看，只有當現代性表示一個單一的 （盡管可能有爭議） 過程或條件時，它才是一個有用的類別，即使不同的社會在不同的地方和時間有不同的體驗，它們仍具有跨越空間和時間限制的共性。
正如卡羅爾·格魯克 （Carol Gluck） 所寫，現代性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為社會無法為自己選擇另一種歷史條件，這些社會經歷的相似性使得現代性不可能有真正的替代品。
現代性的起源和優越性並非故事的全部。作為歷史分析的一個類別，現代性對於全球各國人民的感染力才是它的巨大價值所在。 現代性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塑造的，尤其是由一些處於邊緣或弱勢國家的人們塑造的。 正是因為這些國家和人們的貢獻，現代性才能成為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 （Sanjay Subrahmanyam） 所說的全球性現象，「而不似病毒般流竄暴發」。現代性是受到有誌之士青睞的，在歐洲之外也具有巨大響應；如果在研究中忽略了這一點，就只能在歐洲中心主義裏打轉，必然是看不到歐洲之外的地區和人民在一開始對現代性的期冀和貢獻的。
現代，既是一種歷史條件，也是一種歷史願景。本書旨在探討加拿大現代性對世界的價值，以思考和描述加拿大的科學技術。本書始於這樣一個前提，即現代性代表了一種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這種歷史條件塑造了加拿大社會以及加拿大人自身的經歷和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現代性作為人類的一種生活形式和一種生存方式，在世界範圍內具有強大的吸重力。在加拿大，現代性與科技的交匯之處，也正是當代人溝通和表達其意識中的現代性、尋求實作其現代主義願景，或對現代的各種焦慮和過度行為做出反應的場所。
科學和技術，正如其他意識層面的標準，使得加拿大人也內化了現代價值觀、預設和態度，塑造了他們的選擇和行動。類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對於他們來說，其在現代性發展歷程中的定位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至關重要。透過研究現代性概念的歷史用途及其與科學技術的聯系，學者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一般的歷史經驗，本書只是加拿大歷史的經驗。本書采用三個部份和子章節講述具體物件，來闡明加拿大與科技的關系，並將其置於現代世界特有的更大的國家和跨國發展之中。
傳統上，加拿大的科技史在國別或主題的歷史編纂學資料中都不曾占據中心地位。
然而，正如貝絲·羅伯森 （Beth Robertson） 在本書第4 章所述，來自邊緣地帶的觀點能有效地對目前的科技，甚至是加拿大本身的敘事發起挑戰。例如，本書從多重視角向讀者展示了加拿大的地理邊境——北部地區 （The North） 。蒂娜·阿德考克 （Tina Adcock） 和安德魯·斯圖爾 （Andrew Stuhl） 分別在本書第2章和第11章中說明，關於加拿大北部地區的科學報告和探索授權，是如何同時增強和削弱加拿大在北大西洋地區的統治權和認知權。這兩章節及布萊爾·史坦因 （Blair Stein） 的第12章，都證明了 加拿大對北部地區的政治和文化主張往往是微弱無力的 。避開加拿大漫長而寒冷的冬天而選擇「陽光勝地」會讓加拿大人變得「不夠加拿大」嗎？ 像候鳥一樣去溫暖的地方過冬是對加拿大的背叛嗎？ 加拿大學者經常提出「技性科學」 （Technoscience） 和加拿大北部地區的討論，將其視為國家的公共事業，同時也支持軟實力和硬實力自上而下的表達方式。但是這些手段是否精確？要知道，這些手段表面上可以用來支持國家權威，也可以輕易 （有時是無意中） 讓人看到國家這一宏偉「建築」的「墻體裂縫」。
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向加拿大的其他邊境，那裏的科技史則讓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墻體」的不穩定性和多孔性。在追求實踐的過程中，人類、非人類和工業制品在其門檻之間自由流動。在本書的前兩章，有像理察·金 （Richard King，1810-1876 年） 這樣的英國民族學家和喬治·帕爾默·普特南 （George Palmer Putnam） 這樣的美國探險家來研究加拿大北部的人類和自然族群。國家或州政府有時會充滿懷疑地審查這些外國人。同時，加拿大的標本、科學家和技術遠遠超出了加拿大的邊界，這些人與物的流動勾勒出了令人熟悉又驚訝的軌跡。從以上簡短的邊境探險和考察中，我們在本部份先行得出兩個結論：首先， 加拿大的科學和技術從來都不僅屬於加拿大 。其次，加拿大的科技現代史的發展並未止步於邊境，它既是一個國家故事，也是一個跨國故事。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這兩點都不新奇。曾經占主導地位的西方發展敘事將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 如加拿大） 走向現代化的行程描述為國際傳播和轉移的產物。歷史學家追溯了在從帝國中心到被稱為邊緣或「處女地」的領土之上，憲法、科學和技術模式是如何傳播，並最終移植在加拿大原住民文化和社會之上的。歷史學家展示了殖民地的政治家和科學家是如何使他們的國家沿著整齊劃一的單行道，跨過了一個個普遍存在的裏程碑。他們認為這些殖民地最終不僅成為國家，而且還發展出了獨特的「技性科學」風格。雖然關於科學傳播和技術轉移的普遍主義、實證主義目的論在現在幾乎已經完全過時，但它們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加拿大科技領域知識背景的一角，針對這些主題的第一代研究也因此成形。
這些最初研究的側重點，主要甚至全部是關於「技性科學」及歐洲中心現代性的核心特征，如機構和教育、學科和專業化、邊緣化和身份感、國家建設和市場經濟、技術官僚和政治權力。這一領域的早期學術研究反映了上述歷史學潮流及對加拿大主權和學術界以外身份感的學術關切，力求確定科學和技術在加拿大文化和歷史中的獨特作用，甚至提出了加拿大技性科學發展具有自己的「風格」。此處理察·賈雷爾的工作值得特別關註，正是他的工作為加拿大在該領域打下了大部份基礎。此前賈雷爾在印地安納大學學習天文學和科學史哲學，但對美國的政治走向日益失望。
賈雷爾代表著一種雙重錯位：他是一個美國人，卻選擇移居加拿大，並對其展開學術研究。在一系列廣泛的話題、地區和時期中，他專註於「科學技術在加拿大社會文化開發中的中心位置」這個主題。與這一新興領域的許多學者一樣，賈雷爾的研究重點，在於厘清加拿大的技性科學與歐洲-美國的技性科學有何區別。他的研究探索了加拿大國家的概念和形成過程；地理、政治和環境因素如何促進了加拿大科學實用主義的特性；看似激進的歐洲都市與保守的加拿大邊緣地區之間的關系；以及當地的歷史條件，如人口密度、政治控制、經濟資源等，是如何使加拿大的科學和技術不斷更新叠代的？
這些研究迫切需要闡明的是，在一個被現代科學技術的實踐活動、重點關註和成果產出所界定和改變的世界中，加拿大在其中所處的地位和重要性。賈雷爾，以及卡爾·伯格 （Carl Berger） 、勞勃·博斯韋爾 （Robert Bothwell） 、伊夫·金格拉斯 （Yves Gingras） 、特雷弗·萊維 （Trevor Levere） 、蘇珊娜·澤勒 （Suzanne Zeller） 等人把國家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隨後的加拿大科技史學家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多地探討了這一假設，將國家本身作為一個歷史因素提出問題。科技與商業和政治經濟的聯系這一新興領域最能反映這種轉變。泰德·賓內瑪 （Ted Binnema） 在他最近關於哈得孫灣公司科學網路的書中，展示了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企業贊助是如何在加拿大還沒形成時就建立起國際物流和符號網路的，書中同時模擬了未來加拿大的科學、政治地位和商業利潤之間的伴侶關係。同樣，加拿大商業技術的社會史可以揭示民族國家的觀點所掩蓋的資訊。在商業和經濟史學家的工作的基礎上，多羅蒂亞·古奇亞多 （Dorotea Gucciardo） 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加拿大電氣化的研究不僅僅局限於電力作為政治治理物件的觀點。她認為，電氣化是一種國際社會現象，它與加拿大的消費、家庭生活和勞動力的性別歷史有著深刻的聯系。對公司、消費者、商業基礎設施和網路的關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關於「國家」科學和技術的全新視角，它描繪了構成和超越現代民族國家的度量、體系和歷程。它也改變了我們對加拿大國境內外的理解。皮埃爾·貝朗格 （Pierre Bélanger） 最近對采礦這個加拿大歷史學家長期研究的話題進行了探索，說明了現代加拿大人的生活是如何透過礦物開采進行調節的。他還透過將加拿大的采礦活動置於全球經濟基礎設施的背景下，描繪了加拿大從殖民地到帝國的驚人發展歷程：從一個英國的資源生產殖民地發展到一個獨立自主的采掘帝國。如果加拿大人像貝朗格所主張的，將自己定位為這個地球上的大型「采掘國」——不僅是資源給予者，而且是全世界自然財富的獲取者，這又意味著什麽？
從上文羅列的研究可看出，學者們已經開始青睞比國家規模更小或更大的研究範圍。研究新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全球科學技術的歷史學家鼓勵讀者關註存在於本土環境特征要素和跨國別流動現象之間的動態張力。本土環境要素的重要作用在於，能在確定的時間、地點實踐和體驗科學技術；而人口、貨物和思想的跨國別流動則能連線風格迥異的技性科學場景，並對那裏的科學技術行為模式產生創新和變革性的影響。這些方法借鑒了目前在更廣泛的後殖民、跨國和全球歷史領域所使用的方法，並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些發現也常常引起那些研究該領域的學者的興趣，其中就包括研究加拿大跨國境、跨大西洋和跨國別歷史這些小眾但蓬勃發展的學科。
總體上講，本書肯定了科學和技術在創造現代加拿大過程中發揮的核心作用，以及向加拿大境外的科學、技術和現代性學者傳播加拿大案例研究的價值。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科學之光2023」，摘自：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加拿大現代科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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