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著」走上考古之路
2023年12月，在上海舉辦的「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將「終身成就獎」授予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該獎項是世界考古論壇頒發的最高榮譽，專門表彰在全球範圍內享有盛名、學術造詣深厚、對考古學領域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學者，此前幾屆分別授予了柯林·倫福儒勛爵、布萊恩·費根教授、白簡恩院士等。嚴文明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中國考古學家。頒獎詞說：「這不僅是對嚴文明先生在推進考古學科發展上的傑出貢獻的認可，更是對他不懈地向公眾宣傳考古學，對於當代社會及⼈類共同未來重要性的肯定。」
獲得「終身成就獎」之後，嚴文明先生曾手寫了一句獲獎感言：「感謝給我崇高的榮譽，我不過勤於耕作，不問收獲罷了。」一句樸素的感言道出了一位考古學家一生的奮鬥。
獲獎感言
有意思的是，對嚴文明來說，走上考古道路卻是一件「歪打正著」的事。在「信仰的力量——北京大學老同誌風采展示系列專題片」中，嚴文明先生那一集的題目是【潛心學考古，鑒古以觀今】，片中嚴文明自己說到了一開始走上考古道路的歷程。
嚴文明1932年10月出生於湖南華容， 1953年，他從湖南考入北京大學，然而原本想學習物理學的他，卻被錄取到了第三誌願歷史系，「當時歷史系有一個考古專業，考古專業的主任叫蘇秉琦，他找我，說聽說你理科成績很好，身體也不錯，我看你學考古吧，就這樣我到了考古。」
然而真正讓嚴文明對考古產生興趣，讓考古在心裏紮下根來，是直到大三進行田野考古實習時，嚴文明說：「1956年，專業有實習，我的實習是當時很有名的北京人的發現者裴文中帶隊，先到內蒙古赤峰研究紅山文化，後到林西研究細石器文化。跟著他一直很愉快，感覺考古不是那麽很辛苦的事兒。這麽一來，我就對考古發生興趣了，所以他是我考古學的引路人。大家都覺得嚴文明是不是開始就對考古有興趣，我說完全不是，後面歪打正著，既然走上這條路了，我就踏踏實實地把它做好。」
年輕時代的嚴文明
從仰韶文化研究到「重瓣花朵」理論
1958年畢業後，嚴文明留校任教，承擔新石器考古的教學與科研任務，這也是他考古研究的起始。
「既然讓我當新石器考古的教師，我就全國各地跑，博物館的、考古隊的資料，看了以後我都記下來，後面很快我寫成了一本書【中國新石器時代】，1964年就鉛印出版了。所以不要以為自己年輕就不行，只要你認真地把資料收集全，而且按照邏輯能夠編出來，那就沒有問題。」嚴文明說。
在新石器考古中，仰韶文化成為嚴文明的學術起點。他重新梳理了仰韶文化遺址的材料，透過型別學和地層學，將仰韶文化的發展整體劃分為四期兩大階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一開始走入研究時，嚴文明就特別註重「從全域去考慮問題」，在剛留校任教講授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課程、編寫【中國考古學】的過程中，他發現很多考古的文章議論寬泛，不深入，考古報告比較粗糙，不時有矛盾和錯誤。材料本身有問題，基礎研究不夠，因此下決心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為此，他花了許多時間分別對長城以北地區、甘青地區、山東地區、長江中遊、江浙地區乃至廣東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進行研究，最後把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做了一個綜合性研究，寫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這篇文章包含了他很多思考，第一次把對舊石器以來的文化譜系進行了通盤梳理，第一次提出整個中國史前文化的大框架譜系。在接受采訪時，嚴文明曾介紹這個譜系裏面主要體現的幾個思想：「一是中國史前文化既是多樣的又是有聯系的；不是一般的聯系，是有核心有主體的，有中心又有外圍的，我形容它為重瓣花朵式的結構。當然花心是後來慢慢形成的，中原地區的核心地位是後來才慢慢體現出來，史前還不是很明顯。但是重瓣花朵很清楚，主體為黃河、長江流域，外圍就有不同的文化區系，與蘇秉琦先生的文化區系型別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有總體的把握，就是這種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不是簡單的幾個區系。這個格局對以後的文化有很大的影響。中國文明起源的格局，也是這時打下的基礎。」
嚴文明先生在田野考古一線
常懷濟世情，鑒古以觀今
嚴文明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與中國的環境是有關系的，「在中國這個大的單元下面，很明顯有幾個區——北面的草原沙漠，黃河流域的旱地農業，長江流域的水田農業，華南地區有貝丘遺址。「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文化，中間有一個中心，這就是中原地區，像重瓣花朵一樣。」
這一「重瓣花朵」理論，是以哲學家的思辨和詩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國史前文明的結構美，說出了中華文明綿延至今的密碼，被認為是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引領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
而在時間線索上，嚴文明從對仰韶文化的系統研究出發，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譜系歸納為早期、中期、晚期和「銅石並用時代」四個發展階段，上溯舊石器時代傳統、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與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格局相融，對奠定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體系做出了貢獻，影響至今。
在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系統研究及農業起源研究的基礎上，嚴文明先生還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做了深刻解讀。他曾說：「我研究聚落借鑒了西方的聚落考古的思維，但是我的實際操作特點和他們不完全一樣，是根據中國考古學實際來做的。聚落和環境有關系，我也比較註意環境的研究，環境又和經濟形態有關系，和農業有關系，這又和後來的文明起源有關系。幾個世界上最早發生的文明都是在農業起源中心發生的，所以文明和農業的研究我是同時進行的。」
晚年的嚴文明先生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他的「邊緣論」思想。這一思想在1988—1989年他就一再表述過，1997年在【稻作起源研究的新進展】中正式提出。當時關於稻作起源地最流行的是「山地起源說」，再以前就是蘇聯的瓦維洛夫的「印度起源說」，嚴文明在1982年就說長江流域是一個重要的起源區，不是唯一的，而「山地起源說」沒有證據。
在農業起源的研究中，嚴文明認為，對人類文明發生重大影響的谷物農業的產生只有三個中心：西亞、中美和中國。中國實際上有兩個中心，並且是挨著的。北方小米種植以後，南方的缺水地區也種植。「兩種作物種植有交叉，人員往來和文化關系就很密切，北方的人受到更北方人的壓力就往南方跑，就會種植水稻。如果沒有南方水田農業區，那麽北方就沒有後方，整個歷史的演變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在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發達的不是黃河流域而是長江流域，長江流域是魚米之鄉，有比較發達的絲綢、漆器、瓷器。因為有經濟支撐，文明不易垮台。古代中國文明是目前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與此有關系。這兩個區域的基礎很大，起源區和早期發展區也很大，基盤大，而且可以互補。中國文明有不同的起源，但是最後會融合成一個大文明，這與兩個農業區的滲透有關，如果兩個農業區距離遠，就不會形成一個文明。一個文明又有不同的地方特色，文明內容就豐富，就會有活力。基盤大是中國文明的一個特點，能經受住外力的沖擊，這個與農業的起源發展有關系。」
嚴文明先生是北京大學考古學學科和人才培養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和領導者，而作為一名老師，他對學生、對年輕考古工作者的熱情和培養，也留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二級巡視員王守功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上的北大考古專業，在他印象裏，嚴文明先生講課，邏輯清晰、非常嚴謹，「大家都喜歡聽嚴先生的課，有的同學甚至會在第二年再去聽一遍。」王守功說，當年他們班在煙台長島北莊遺址的田野實習，嚴先生就是帶隊老師，同學們和嚴先生的交流也很多，「後來嚴先生多次來過山東，我也曾多次向他匯報自己的想法，向他請教學術問題，每一次他都熱情回答。嚴先生和每一個年輕人都是平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嚴先生晚年依然非常關註山東的考古工作，對山東的鹽業遺址考古做了很多指導，還給我們的【海岱考古】期刊題了詞——海岱蘊齊魯 冠帶系中華。」
嚴文明先生是紀錄片【何以中國】的學術總顧問。總導演幹超曾說：「求見過嚴先生兩次，一次聽他講早期中國的文明脈絡，一次聽他講考古學家的責任和使命。作為一個外行和晚輩，何德何能，何其有幸。嚴先生親自改過【何以中國】的文本，提醒我們去拍高廟遺址和銅綠山礦冶遺址。做這樣的片子，團隊三年裏沒有一天不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不敢有一絲偷懶，就是怕玷汙了作為學術總顧問的嚴先生的名聲，怕辜負幫助過我們的全國那麽多的考古學家。聽秦嶺老師說，春節時嚴先生的女兒拉著她說了很久喜歡【何以中國】，為此我們開心了一整天。嚴先生，謝謝您的姜寨報告，謝謝您的長江文明論述，謝謝您的農業起源學說，謝謝您的重瓣花朵理論，讓我們像親歷者一樣走進了史前時代，真實地觸摸到了先民的足跡、大地的氣息、文明的脈搏、歷史的綿延。您親手剔出來的墻盤，因為太過光亮可鑒，成為我們花費最多時間才拍完的一件文物。」
「我本一書生，教書又育人。能力固然小，常懷濟世情。潛心學考古，鑒古以觀今。漫漫修遠路，前途有光明！」這是嚴文明先生八十歲時寫的幾句詩。從田野到書齋，嚴文明先生用一生，詮釋了傳承中華文明的使命與擔當。
記者:錢歡青 編輯:徐征 漫繪:孫婷婷 校對:楊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