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久前宣布對中國電動汽車等一系列商品加征關稅後，有美媒就此稱拜登政府對華經濟競爭戰略已經成形，並將其描述為「三條腿的板凳」，即關稅、技術補貼和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的限制措施。相關分析同時承認，該戰略還面臨「缺失的一環」，即美國始終難以拉攏盟友形成對華「統一戰線」。說美國對華經濟競爭戰略已經成形，顯然是美媒的一廂情願。但確實，拜登政府一上台就開始構建相關遏壓戰略，並主要從防禦性、進攻性和合作性三個層面加以實施。
第一，防禦性措施。美國實施出口管制、投資限制、電信和電子授權制度、簽證禁令、制裁等一系列措施，試圖從產業鏈供應鏈層面限制中國的發展。一則透過立法和設立相應機制限制中國獲得美國戰略產業和領域的技術與智慧財產權。比如，【外商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出口管制改革法】兩大法案，重點就是限制中國對美國高精尖、支柱性企業的投資並購。二則以所謂「不平等貿易行為」為由對一些中企增加關稅等，試圖推高中國制造成本，遏制中國產業升級。三則在國家層面漸進立法，降低對華進口依賴，尤其是摒棄被認為可能削弱自身戰略產業自主的所謂「高依賴性」計畫。拜登政府關於【建立供應鏈彈性、振興美國制造、促進廣泛增長】的報告，認定美國在半導體、藥品及活性藥物成分、稀土等關鍵礦物和材料、大容量電池四類關鍵產品的供應鏈上存在漏洞和風險，稱要采取更多措施提升美國「供應鏈彈性」。
第二，進攻性措施。美國制定更多產業基礎設施戰略，以期促進關鍵產業發展。一是制定【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等，既著眼於傳統的道路橋梁，又投資新能源、資訊科技設施和人力基礎設施，兼顧軟硬基建。二是為研發提供資金支持，以維持和恢復對戰略產業的技術領導地位。【芯片與科學法】大規模投資美國半導體制造，不惜大行單邊保護主義以促進美國半導體的研發和生產，確保美國在汽車、電器、國防系統等基礎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加速未來產業發展。三是透過實施直接補貼、稅收減免、進出口配額、制定有利於美國企業的標準等方式，激勵本土供需雙方加強協調與配合。比如【通脹削減法】在氣候變遷和能源安全領域投資高達3690億美元，其中100億美元用於新能源汽車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產業的投資稅收減免。
第三，合作性措施。美國還試圖透過加強與盟友和夥伴的經貿科技合作來推動對華「脫鉤」。一是確定盟友有能力提供目前「對華戰略依賴」的商品。拜登政府註重尋求「夥伴支持」，除與盟友及夥伴國家建立「可信供應鏈」、協調技術規範和標準，還試圖建立關鍵原材料聯合庫存和采購，以達到「孤立中國」的目的。二是在盟友間構建新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以減少「對華依賴」。烏克蘭危機加劇以來，美國利用相關國家對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擔憂，加緊炮製並渲染所謂「民主對抗威權」敘事，將供應鏈問題意識形態化，推動與盟友間達成重設供應鏈的共識。比如加速美歐供應鏈合作布局，以美歐技術和貿易委員會（TTC）為平台，推動減少對所謂「有能力擾亂其經濟或施加地緣政治影響力國家」的關鍵材料和產品依賴；同時加快拉攏日韓等構建芯片聯盟，強化先進蓄電池的供應鏈合作等。三是試圖拓展與印度、印尼、越南等「印太」國家的合作，加快搭建疊床架屋的各種小多邊機制。美國推出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印太經濟框架」，同時又加快推進「美墨加協定」落實，提出「重返美洲」倡議，鼓勵美企把在亞洲的生產設施轉移至墨西哥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其他國家。
拜登政府的對華經濟遏壓看似緊鑼密鼓，進展卻並非如美媒所說的那麽順利。一方面，美國追求技術絕對領先與全球領導地位兩個目標之間本身就存在矛盾。美國對華進行經濟遏壓，既要在關鍵前沿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優勢，防止美國技術轉移至中國，又要透過強化資源整合和協調國際制造來塑造美國領導力。但兩者間的矛盾在於，若美國追求絕對技術領先，就需進一步加強管控，要求歐盟、日本等盟友停止與中國的技術和貿易合作；若美國追求維持全球領導地位，則需放寬管制，避免美國企業的國際參與度降低，避免損害美國在國際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地位，這也意味著它應接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大市場並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公正合理化改革。但事實上，美國至今無法捋順兩個目標間相互矛盾的關系，因而難以避免在戰略層面陷於混亂。
另一方面，美國相關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賴因而也受制於盟友。美國對華遏壓越來越多地與歐盟、日本等盟友和夥伴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事實反復證明，美國根本不會考慮盟友的利益訴求，相關盟友經常被迫承擔「美國優先」操作帶來的風險和成本。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制定面臨愈發多變的內外政治和戰略環境，尤其越來越難獲得其他盟友支持，這使美國在合作性措施上的瘸腿難以補足。（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