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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改革同時發力為主 政策刺激為輔 避免經濟升溫曇花一現

2024-10-28財經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天勇談經濟

在新供給50人論壇2024年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演講(筆者有所校對、刪改和補充)

2024 年以來,經濟投資和消費景氣處於收縮狀態,出口和 FDI 的不確定性也很大。 9 26 日中央決定進行較強的財政和貨幣等政策刺激我認為非常必要。在大家將關註點都集中於此時,我想表達這樣的看法:即使在短期內,大力度的體制改革也會創造流動性,推進經濟加速復蘇和增長恢復上行。

一、政策刺激才能在短期內擴張經濟的學理誤區

目前,通常的看法是,短期經濟增長只能依靠政策刺激來扭轉。

1. 改革不能在短期內釋放流動性是學界的一個誤解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已經基本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肯恩斯所講的儲蓄者不投資、持有貨幣者不消費,或者如辜朝明所說的收入用於修復資產負債表而沒有去投資,因此,發生了國民經濟的流動性不足。解決之道,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會解決短期的流動性不足問題,使經濟從收縮轉向擴張。

一些認為改革沒有短期內擴張經濟作用的學者認為:( 1 )改革是一個長時間的慢功夫,遠水解不了近渴,不能救經濟收縮之急,因而不會在短期內起扭轉經濟擴張的作用;( 2 )國民經濟短期內缺乏的是流動性,但體制本身不是貨幣,沒有流動性,因此體制改革不創造流動性。因此,短期內刺激經濟擴張,從下行扭轉為上行,主要或者只能用經濟政策來刺激。

2. 中國轉軌經濟增長潛能和流動性獲得的邏輯

在既定市場體制的國家中,自然經濟增長率 = 潛在經濟增長率。其出現實際經濟增長率低於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問題,主要由流動性不足造成。因此,需要透過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補充流動性,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水平回升到潛在也是自然的增長率水平上。這個邏輯在特定的市場經濟場景中,無疑是正確的。

中國是一個漸進轉軌國家,自然經濟增長率<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常態。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的原因,在於體制禁錮著要素的生產效率,以及抑制著產品及資源的貨幣化和財富化。

要使中國低速的自然經濟(體制不變)增長率回升到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水平上,關鍵是透過改革(體制變動)放松禁錮而釋放要素投入的生產率,還有開啟開關釋放土地房屋等資料貨幣化和財富化的溢值。而總量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僅僅對改革後市場化的部份註入流動性有用,但其政策刺激無法放松和開啟體制禁錮去釋放生產率和財富溢值。這就是中國轉軌經濟的二元體制扭曲邏輯。

二、歷史回顧:改革倒逼擴張貨幣流動性釋放的證據

中國 1978 年以來,三次經濟從下行轉向上行,流動性的釋放來自於市場化的改革,前兩次根本就沒有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最後一次還是以改革釋放為主而輕微的財政刺激為輔方式獲得的流動性。實踐證明,中國漸進轉軌,是一個產品和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而市場化深化過程,實際就是貨幣化的過程,體制雖然不是貨幣,但大力度的體制改革以貨幣深化和釋放的方式創造了擴張經濟上行的貨幣流動性。

1. 1978 年經濟下行到上行的轉折沒有政策的刺激

1971-1977 年,經濟處於非常不景氣狀態。 GDP 平均增長率為 5.12% M2 年平均增長為 7.96% ,財政收支盈余占 GDP 比率 0.02% ,居民消費物價上漲率為 0.63% 。特別是 1976 GDP 增長為 -1.40% ,居民消費物價為 0.30% 1977 M2 增長率只有 1.69% 。國民經濟不景氣,處於下行區間。

1978-1988 年期間,體制改革釋放生產潛能,經濟進入了擴張繁榮時期。 GDP 年平均增長 10.21% M2 年平均增長為 22.49% ,財政赤字占 GDP 比率年平均只有 0.71% ,當局沒有主動量化貨幣供應,而是改革倒逼貨幣供應擴大,居民消費物價平均上漲率為 5.56%

這一轉折時期的經濟增長從低迷轉向上行,沒有政府擴張性經濟政策的刺激,改革使產品(低價格和無價格)和勞動(工分非貨幣分配和低薪資分配)發生了貨幣深化的過程。 具體的改革是農村聯產承包和自主出售,勞動力鄉鎮企業和農民外出務工,勞動力工分配向貨幣分配,知識青年回城、計件薪資制、提高薪資,產品商品化和勞動力市場化配置及提高生產率,倒逼貨幣釋放,使流動性充盈。

2. 1992 年經濟下行到上行的轉折也沒有政策的刺激

1989-1991 年,國民經濟發生了滯脹。 GDP 平均增長率為 5.80% ,特別是 1990 年增長 3.9% ;就業方面城鎮失業率水平提高,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價格闖關的延後效應使 M2 年平均增長為 24.27% ,同時居民消費物價上漲率為 8.17% ;因財政收入增長率下降,使赤字占 GDP 比率上升到 0.93% ,但並不是主動的赤字政策所致。

1992-1997 年:更大力度市場化的體制改革,使國民經濟重回擴張繁榮的高速增長時期。 GDP 年平均增長 11.87% M2 年平均高速增長為 29.57% ,但財政赤字占 GDP 比率年平均只有 0.92% ,央行也是沒有主動量化貨幣供應,而是改革倒逼貨幣供應猛烈釋放,居民消費物價平均上漲率為 12.23% 1993-1995 年屬於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時期。

1992 年經濟增長從低迷轉向上行,也沒有擴張性經濟政策的刺激,是一次勞動和資本市場化及貨幣深化的過程。價格放開闖關、農民又一次大規模外出務工,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建立資本市場、放開外資進入等經濟體制改革,使國民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行程加速,倒逼貨幣供應,流動性達到了泛濫的程度。

3.2002 年下行到上行轉折是改革為主加輕微財政刺激所致

1998-2001 年, 經濟進入不景氣狀態。 GDP 平均增長率為 7.5% ,最低的 1999 年為 7.1% ,其中最低的季度為 6% 左右; M2 年平均增長為 14.86% ,同時居民消費物價上漲率為 -0.3% ;因財政收入增長率下降,使赤字占 GDP 比率上升到 1.94%

2002-2010 年: GDP 年平均增長 10.8% M2 年平均增長為 18.48% ,其中 2009 年為 28.42% 1999-2003 五年的財政赤字率平均 2.28% 2004-2010 年下降為 1.01% ;居民消費物價平均上漲率為 2.32% 2008 2009 年貨幣政策滯後的消費物價為 3.3% 5.4%

這一轉折時期的經濟增長從低迷轉向上行,主要還是體制改革加對外開放的釋放,輕微擴張性財政政策起輔助作用。特別是:發生了有償出讓土地和城鎮房屋商品化的貨幣深化,還有出口和 TFI GDP 比例上升從國內經濟迴圈的方面加深了經濟的市場化和貨幣化。 1992 改革效應邊際遞減,國有企業下崗分流減人增效收縮了貨幣, 1997 暴發亞洲金融危機。但是, 1998 年的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城鎮房屋從零價格的建築產品變成了市場價格的資產,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土地開始大規模有償出讓,使年度流量土地也資產化了,倒逼貨幣供應創造了大量的流動性; 2001 年底加入 WTO ,農村勞動力再次市場化外出,外貿交易、外匯結算和外匯儲備等等,也大規模地倒逼貨幣供應創造了流動性。但是其很大部份被住宅商品化和出讓土地資產化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所吸收,消費物價並沒有發生嚴重的通脹。

三、流動性註入扭曲和收縮及其可能的三領域

中國這次經濟收縮的根源,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引致的,其導致了生產過剩和投資的市場需求不足。流動性刺激的重點是擴張消費需求,增加消費制造品的銷售,消化生產過剩,擴大制造業投資的容量。然而,有這樣三個問題和狀態。

1. 流動性註入的三個扭曲

最為習慣性和方便的是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吸收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的貨幣流動性,但大多數基礎設施已經過剩,而且建設釋放的就業 - 收入 - 消費比率越來越弱。這是其一。如 20 世紀 80 年代 1 億元固定資產投資 40% 轉化為勞動收入,但現在高鐵、高速、橋梁等工程只有 10% 左右,房屋樓宇建築工程也只有 25% 左右。

由於融資的所有制歧視,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的流動性,最容易進入和被吸收的是國有企業。這是其二。但國有企業制造業領域是上遊產業,曾經賺錢領域是房地產,曾經產能多的領域是建築業,產能都已經過剩甚至需要出清。特點是資本有機構成高,容納就業低,大多還需要減人。總體上對流動性註入 - 增加就業 - 提高居民收入 - 增加消費需求,基本沒有作用。

民營企業從生產看,對於國內主要是競爭性消費品的制造,對於國際經濟迴圈主要是出口產品的生產。但流動性最不容易進入和被吸收的是民營企業領域。這是其三。 2024 1 9 月民間投資增長率為零,甚至可能是負,因而流動性最終也沒有理想地進入勞動力就業 - 個人和家庭收入 - 居民消費需求的經濟迴圈。

2. 吸納流動性相對收縮的一些領域

對一些領域,即使想註入流動性刺激其景氣,但客觀上已經是收縮和處於嚴重過剩,對其戰術上講,不再抱幻想,也不要做無用之功。

人口負增長以及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從參加工作者和創業者經營者減少 - 其收入分配相對減少 - 消費需要減少和消費能力減弱。小學、中學和婦產醫院的收縮,即使人們開始積極地生育, 10 年左右時間中也無法改善。

特別是傳統房地產供給過剩和人口收縮兩方面的壓力,流動性大規模進入房地產領域的可能性總體上幾乎沒有。城鎮有 4 億套住宅,農村有 3.7 億套左右的住宅,農村人口要繼續轉移,總體人口在負增長,大的趨勢是傳統的房地產領域不再吸納新的流動性。但是要保穩定,防止硬著陸。

政府基礎設施領域,除了個別的工程調水、開發新土地、低空設施、基礎科學研究等領域以外,也已經全面過剩,也不應該再大規模地吸納流動性。否則,會形成服務效率低、運維成本很高,以及更加過剩的垃圾類基礎設施資產。

上遊生產資料產業,如有色金屬、非金屬建材、化工原料、石油天然氣成品和造紙等產品,似乎已經全面過剩,還有固定資產領域的房地產和建築業產能,也已經過剩。也不可能和不應該再吸收經濟政策擴張的流動性。

3. 還能夠吸納流動性的部位和領域

經濟刺激,判斷流動性應該往哪裏註入,哪些領域還可以註入,實際是國務院應當心中有數操作有方案的一種戰術性部署。而發改部門要疏導渠道和放開領域,財政和貨幣當局,則需要按照這種部署,去結構性地註入。因為,中國與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生產體系暢通不一樣的是,一些流動性的渠道不通暢,一些可註入流動性的領域根本就沒有放開。

戶籍等改革,放開人口自主遷移,促進勞動力流動,其從少就業、低收入、低消費的農村農業領域向就業機會多、高收入和高消費的沿海、城市及工商業領域流動形成對貨幣供應的需要,吸納流動性。

資本配置如果提高效率,其提高生產率增加的產品,需要采購生產資料,發放薪資,房屋土地租金,資本利潤、借貸利息和稅收增加,都需要和可以吸納貨幣流動性。

禁止交易的土地房屋能夠市場化交易,其入股投資組合、資產交易、抵押貸款等等,都需要貨幣中介和收支,可以吸納貨幣流動性。

千方百計擴大開放,提高和恢復出口占 GDP 比例,則貨物交易、外匯結算、外匯儲備占款投放等,需要貨幣,並吸納投放貨幣的流動性。

以上四大部份,是能夠吸納貨幣流動性並扭轉經濟上行和景氣的領域。

四、禁止城鄉房地市場化配置和交易有百弊而無一利

禁止城鄉土地,特別是禁止農村宅地、住房、其他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有關觀念根深蒂固,其理由和建議影響實在是太強,筆者這裏想將此事想在道理和實踐上說透。因此,增加的文字較多一些。

1. 土地房屋計劃行政體制天然地阻隔經濟流動性

目前,計劃行政控制最為嚴密的是城鄉土地、農村宅地和房屋領域,作為要素不能由市場化進行配置,其性質是沒有價格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其基本不能進行一級和二級市場交易。如雖然法律已經確定,但農村城郊集體土地還是直接進入不了建設用地市場。這樣如此本應該接納流動性巨大的領域,將投資和貸款等等的貨幣流入可能性幾乎全部封堵了。需要正視的問題是:目前的存量城鎮住宅和工商辦公樓宇及其政府土地出讓,只能是流動性收縮的部份,怎麽穩定也不會再成為新流動性還能夠註入的領域。

2. 未市場化和資產化土地房屋的數量和價值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估算,目前禁止交易和不能夠交易的農村宅地、城鄉其他建設用地和農村住宅,按照市場影子價格估算,規模在 700 萬億元左右。如果能夠交易、抵押、註資、投資合作和入股等經濟活動,按照溢位和衍生等效應,即使很小 2 ‰的 發生率,其乘數為 2.5% ,也會有 3.5 萬億元的流動性吸納容量。這樣大的流動性為什麽不要呢?

從經濟和社會的增長、收入、穩定和安全看,推進土地要素的市場化和土地房屋的資產化改革,利遠大於弊。

3. 土地房屋改革不徹底將失去 2% 的經濟增長率

一是從資產和財富化角度看, 1998 年的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和 90 年代後期大規模土地有償出讓,到 2023 年期間,無價格生產生活資料到市場價格資產化溢值,年平均貢獻的 GDP 新增長率為 1.6% 左右。如果還能夠繼續推進剩余無價格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性土地房屋的資產化改革,將給未來 11 年的 GDP 也貢獻 1.6% 左右的增長率。

二是從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看,目前城鄉土地的閑置、浪費和低利用率等體制性剩余率在 35% 左右,如果透過市場化改革得以最佳化配置,其生產率的提高,可形成年平均 0.4% 左右的新經濟增長率。而不徹底推進城鄉土地和農村房屋體制的改革,未來國民 經濟會失去本來可以得到的 2 個百分點左右的增長率。

4. 農村居民和城市化轉移人口的收入損失

農村宅地、其他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不是定價的資產,使農民和向城市轉移的人口損失了以下幾類收入。

一是失去了農村居民,特別是農村青年、回鄉畢業生和參軍復員以地為本就業、創業和經營收入。 因為在農村,土地被基層政府土地、規劃和建設機構所嚴密控制,勞動要素不能與土地要素自主組合形成生產力。農村土地不可以以資註冊、聯合出資、入股企業、抵押融資和宅地商用等,限制了自我就業和創業。

二是農村城市化人口和勞動者去外長久工作和居住,則會失去農村土地房屋資產市場化結束的收入,在農村留有的承包地和宅地也屬於垃圾級資產。 市場經濟中,有此情況的農戶,可以將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出售,得到資產收入,結束宅地和耕地的擁有和使用。因為有價值,也可以擁有權不變,也進行資產管理和經營的托管。但是,在禁止交易的場景中,無法出售或者托管,留之如雞肋,棄之則一無所得。

三是農民幾乎沒有得到集體土地向城市轉移的收入。 因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土地財政利益,其不願意和限制村集體自主出售其其他農業和建設用地。透過空心村(在外人員久不居住)和合村並居等整治,獲取建設用地和用地指標,將其征用並出讓獲得土地出讓金。 20 世紀 90 年代到 2023 年,農村轉移 2 億多畝地,其中出讓 9000 多萬畝地,地方政府獲得出讓金 78.8 萬億元,返給農民的不到 3%

5. 城郊農村和農區鄉村會大面積衰敗

市場經濟中,農村城郊土地房屋價值的存在,外遷者可以使房屋和農地透過交易結束,得到置換的貨幣財富,不會使其閑置、空心和撂荒;因為是有價值的資產,留守者和遷入者可以透過貨幣購入遷出者的宅地或者耕地,進行居住改善、遷入居住和接續創業經營,並在耕地上進行規模化生產。但是,如果禁止農村住宅、宅地、其他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交易,包括設定集體所有權,農民承包權和宅地使用權,其他人耕種權和居住權三權分置的所有制結構,但禁止交易的體制使農民還是得不到收入,耕種者無法就業創業,沒有人去購買沒有使用財產權的耕種權和居住權。於是中青年人出村,土地撂荒,沒有人購買耕地,無人去購房,房無人住,導致所有的村落都會衰敗。

6. 市縣級基層政府得不到房地產稅收入

需要正視的現實是,隨著房地產的過剩和人口的收縮, 70 年土地出讓金一年收來一年花完的時代已經結束。國際通行的體制是,三級政府,三級收入。中央政府增值稅、所得稅、社保稅和關稅;省級政府消費稅(占 70% )為主,加增值和所得等稅;市縣級政府房地產稅(占 60% )為主。提醒中央政府的是,邏輯推理是:( 1 )要是禁止城鄉土地和農村宅地住宅交易而不是資產,那麽基層地方政府就沒有主稅源;( 2 )如果地方政府沒有這一主稅源,那麽中央政府就要在增值稅和所得稅中分一部份給市縣政府;( 3 )如果地方政府將土地自己用,或者出讓給國有企業,則是財政收入從左口袋向右口袋換來換去;並且國有和集體經濟效率很低,其占用很多的土地,政府大機率是收不上房地產稅。

7. 農村房地不是資產將催生巨額城鎮遊蕩人口

1 )反對農村土地房屋市場化學者一個的看法是,耕地集中,會形成收入不公和兩極分化。這是錯誤的推斷。實際上,目前全國農村勞均耕地在 9 畝左右,南方多在 3 畝左右。如果種糧食,以今年的糧價,每個勞動力需要種植 200 畝,才能得到外出務工人員一樣的收入。一家兩口人種 400 畝地,收入有可能還不如兩人外出打工。根本就不可能成為富豪並兩級分化。

2 )他們的另一個看法是,不能讓農民的耕地、宅地和住房成為資產,否則他們會賣了去城鎮到處流浪,成為社會不安定人口;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農村有房有地會成為他們的蓄水池,保持社會的穩定。這也是錯誤的臆想。一是本來多年來城鎮中沒有城鎮戶籍和工作不穩定的常住流動人口在 1.7 億左右,大多租住在便宜的城郊和城中住所中,並工作的穩定性較差,規模為世界之巨。二是農村根本就沒起就業和生活蓄水池的作用,經濟不景氣狀況下,到農村更無就業機會,收入更少,更得向城鎮流動。 2019 2023 不平凡的幾年中,城鎮靈活就業人員從 4128 萬人,猛增到了 14292 萬人,靈活就業人員多出 1 億人;鄉村總就業卻從 2019 年的 30198 萬人下降到了 27009 萬人,減少了 3189 萬人。是他們用市場經濟的辦法結束土地房屋,到城鎮還有遷入資產變現收入的經濟能力,將他們逐步地變成市民,社會安全呢,還是讓他們不能市場化地交易或者托管結束農村土地房屋,到城市成為大量的臨時居住流動人口安全呢?

8. 沒有土地房屋新資產進入債務金融體系動蕩的風險

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土地要素市場化和土地資料資產化,特別是在債務型和多貨幣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這種永不磨損和耐磨資產,作為債務信用保證和幣值穩定之錨有著關鍵性的作用。中國地方債務規模過大、國企債務呆滯、養老債務壓力趨大,房地債務和投融資大集團債務較為脆弱。未來債務增長速度將快於貨幣增長速度,貨幣增長速度將快於 GDP 增長速度。

筆者的計算是,如果未來 GDP 增長速度平均為 3% ,貨幣增長速度平均為 7.5% ,債務增長速度平均增長 8% ,而目前現有的資產因人口收縮、老齡化、高價格回呼等因素,持續縮水 4 5 年,未來小幅回升,則在 2028 2029 年間發生人民幣幣值跳水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到 2035 年情況會翻倍嚴峻。而債務也會失去資產抵押等信用的保證,缺乏土地房屋耐磨資產支撐的比例卻會越來越大,到 2028 2029 年時債務鏈出大問題的可能性也不小。

五、改革同時發力復蘇經濟的方略建議

1. 明確流動性改革釋放和政策刺激的三個目的

1 )疏通流動性到民營勞動密集型中小微企業和第三產業之中,增加居民部門的勞動者就業,增加居民的收入,擴大其消費支出;省政府未來獲得消費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央政府獲得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費;快速擴大就業使社會保持安全。

2 )在消費需求擴大的同時,疏通毛細渠道和將資本市場政策市轉型為經濟市,使流動性到企業部門的民營大中制造企業之中,使非金融企業部門擴大其國內投資,生產國內消費品滿足需求,企業獲得利潤;勞動者獲得收入;中央和省政府獲得增值和所得稅;防止產業大規模向外轉移,保持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和就業鏈的穩定和安全。

3 )疏通流動性到金融部門的土地房屋資產領域,使資產使用財產權持有者自然人和企業獲得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和財富,使個人和企業能夠以地為本創業、投資和經營,使房地的資產化成為富裕人民和繁榮經濟的過程;市縣政府獲得交易稅和財產稅;債務獲得土地房屋資產信用保證和支撐,人民幣幣值有穩定之錨,完善資產負債表,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

2. 保證民有安全 恢復民營信心 給以民間希望

首先要解決這一問題:有流動性註入,但應當承接流動性的民營經濟主體沒有信心和積極性,流動性在銀行體系中內迴圈,或者在資本二級市場交易內迴圈,或者又大規模慣性地註入政府基建和國有企業領域。

明確提出兩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00 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級階段 100 年不變,體制改革的長期方向是向著生產力發達的高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邁進,時長為 126 年。

所有制中性和競爭中性,與公有一樣,民營組織產權同樣神聖不可侵犯,受到公平保護,民營經濟主體在市場中不受歧視,得以平等競爭。

平反和處理一批典型和重大侵犯民營企業人身和產權的案件,以示政府誠心實意。

從而恢復信心,爭取做到留住人心、留住資本、留住產業、留住企業、留住就業機會,留住生產力和留住投資消費需求。

3. 切實推進城鄉土地和房屋體制改革

徹底和深化改革土地房屋計劃和行政管理體制。取消對各地下達建設用地指標的管理;取消本地占補平衡方式,可以實行跨省占補平衡的方式;取消閑置土地交由資源部門再重新招拍掛的辦法;取消對城鄉土地房屋利用和投資建築的遙感監控,實行放松、放開和放活的政策。

落實農村城郊農民集體土地直接進入建設用地市場的法律,中止地方政府新的以公益用地借口而實為非公益建設土地集體轉國有的征用。所有土地房屋開放一級和二級交易市場,廢除土地出讓金體制,政府收取交易稅。允許城鎮居民到城郊和鄉村購置農場和宅地等資產,放開個人和家庭購置居住和工商服務創業用地,恢複數平面商業和服務業的街巷,發展工商服實體經濟。

應當實事求是和尊重歷史,將城鎮所有的已經建成的小產權土地房屋,總體予以確權認證並合法化,並允許交易成為資產。過去沒有交納的土地出讓金,則改革為分年按一定的稅率,開始收取房產稅。

4. 改革國有經濟體制降低國有資產比例

政府個別行政和事業性機構企業化改革,方向不能再組建一批低效率的國有企業,而是給職工配給相應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資產,向股份合作、有限責任等非國有市場競爭性企業改革,形成流動性進入的新領域。

過去政府辦公、會議和其他公益性資產過多,可以出售給非國有經濟自然人和法人,一方面化債,一方面以資產的流動性衍生貨幣的流動性。

政府出售目前儲備的國有土地,不要在政府和國企之間交易,讓其成為其他所有制企業有用益物權的使用財產,這樣既可形成流動性,資產利用效率又較高,還能形成地方財產稅的稅基。

競爭性領域大型國有企業的三級公司及其以下的公司,應當如 20 世紀 90 年代抓大放小改革,配給資產給員工並結束和脫離國企,成為更多的中小非國有企業。

將目前國有資產占社會非金融企業資本 40% 的比例,逐步降低到 10% 或者 15%

5. 清理繁瑣法規放松放開放活

管住和放活是兩只手,如果管住和放活要同時用力,則兩只手應付扭在一起,發生既管不住,又放不活,還動不了的情況。這許多年,從國民經濟的治理思維和觀念來看,各部門、各地方的一些領導還是按照「管住」的思維來治地方理政和治行業理政,管的規定、技術、人員、程式越來越多、越來越細、越來越先進、越來越繁雜,結果流動性被阻礙,辦事環節越來越多,效率越來越低,時間越來越長,辦事成本越來越高。

對公職人員責任規定也越來越多,不知道哪一項就會違規被追責,於是多幹事責任就多,少幹事責任就少,甚至不幹事就沒有責任。

政府對於經濟的管理應當按照負面清單和底線邏輯,不應管的太多、太細,而要少管、放活,尤其是不能對競爭主體存在「有色眼鏡」和「有罪推定」;同時,參照中國進入 WTO 前後中央政府清理了 2300 多件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而地方政府則清理了 19 萬多件地方性政策法規的經驗大規模清理和廢止各部門、地方和行業中與當前支持經濟發展新政策相悖的冗余、過時、歧視的法律法規。要大振幅廢止一些讓人幹不成事的法律法規,甚至一些可能要推倒重來。

6. 破除隔離和促進流動

貨幣流動性的基礎是人口、要素、資產、資源等流動體和資產資源價值的流動。關鍵是市場機制調節和促進人口、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資訊、貨幣等等,從低生產率、低收入水平、就業機會少的農村、蕭條區域和農業,向其高和多的城市、繁榮地區和工商行業流動。

而計劃和行政管制,往往是在國民經濟流動和迴圈的渠道中,設定了許多各種不同的閘口。如果閘口是反市場作用方向阻礙流體的流動,甚至如禁止交易而使閘口關閉,就導致相關流體淤積在低生產率、低收入和就業機會少的領域中,造成效率低下、產出損失和增長乏力,並且導致流動性無法註入。

體制改革,實際就是開啟和取消各種各樣阻礙經濟流體流動的閘口。特別是二元體制國家,不能固化甚至再增加各類閘口。只有不斷地進行開啟、減少和取消各種各樣體制閘口的改革,讓經濟流體順暢流動迴圈起來,才能使流動性註入,才是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的源泉。

各地政府不要算常住流動人口教育、社保和廉租房等小帳,應當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放開人口、勞動力流動方面的戶籍等限制;全面放開限購、限行、限售、限號等一切與市場經濟不符的限制,促進人口、要素和資產有活躍和充分的流動,從而給改革倒逼貨幣流動性和吸納政策刺激流動性創造一個市場經濟的體制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