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以一攬子「刺激+改革」經濟振興方案實質性擴大內需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客觀研判當前經濟形勢，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釋放出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的政策訊號。
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給出的總體判斷是「經濟運 行總體平穩、穩中有 進」「經濟的基本面及市場廣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等有利條件並未改變」，但是也「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對此，提出「要全面客觀冷靜看待當前經濟形勢，正視 困難、堅定信心」「要抓住重點、主動作為，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進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有效性」。
厘清導致總需求不足的真實原因
近兩年來，中國經濟疫後復蘇行程盡管有曲折，總體呈現回升向好態勢。 一方面，2023年國內生產毛額同比增長5.2%，2024年上半年為5%，在全球各 大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另一方面，宏觀經濟面臨日益增大的總需求水平下降壓力，GDP平減指數已經連續7個季度處於負增長。從8月份的數據來看，消費、就業、財政等重要指標都出現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跡象。9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8%，雖然比8月份上升0.7個百分點，制造 業景氣度有所回升，但是仍低於榮枯線。
宏觀經濟總需求不足是一個基本事實，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在總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個常識。但要把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與總需求不足的起因區別開來，尤其是需要厘清導致總需求不足的真實原因是什麽。否則，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難以見效。
在這個問題上，目前有如下幾種觀點值得關註。
一種觀點是增加投資，認為中國經濟以往的高增長主要靠高投資，目前可以投資的領域不少，還有很大空間，仍然可以透過加大投資力度維持甚至提高經濟增速。但真實的問題是，與現階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資比重已經過高，能夠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有效投資空間已經相當有限。
另一種更具主流性的觀點是擴大消費，認為總需求不足是投資過多消費不足，在具體做法上，一種流行的主張是仿效已開發國家進行「直升機撒錢」。用消費券等方法促消費無可厚非，但普遍發錢的辦法，億萬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錢發到低收入群體，但這部份人的吃飯、穿衣等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了，拿到錢並不能解決他們面臨的真實難題。以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低收入群體面對的是住房、上學、醫療、社保、養老等難題。在這些難題面前，透過撒錢拿到的那點收入無疑杯水車薪。
擴大內需靠投資還是靠消費的問題本身就具有誤導性。不存在有投資無消費和有消費無投資的經濟。真實的問題是，在中國現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只有弄清楚內需不足的重點何在、原因是什麽、如何實質性地擴大內需，才能在深層次上理解和解決擴大內需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兩個重要概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 在這一過程中，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
一個是歷史需求峰值，即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行程中，需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間。到了這個點或區間，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
另一個是需求結構。需求結構背後是收入結構，簡單地說，是中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分布結構。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結構；另一種是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高、低收入群體比重低的結構，也就是通常說的「橄欖型」結構。
歷史需求峰值決定了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換擋」的轉折點，而需求結構決定了轉折點後中速增長的持續時間。
在轉折點之前，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是供給不足，在市場供求關系上容易出現通脹，這一時期主要是供給能力形成階段。在轉折點之後，主要約束是需求不足，需求相對下降是增長減速的原因。
從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系數比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樣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支撐較長時間的中速增長。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較小，當這個群體需求潛力大體釋放後，容易出現增長的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後退的困境。這個時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關鍵節點。
現階段中國的基本情況是，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基尼系數多年來保持在0.4以上，有研究認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當前面臨的需求不足，與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首先要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 包括低收入群體在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於穩定，或者說，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方式為主。
消費增長更多由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拉動。 發展型消費較多采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比如醫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濟方式，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相關。 擴大發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滯後，直接拖累發展型消費的增長。 現階段，城市居民抱怨或憂慮較多的是教育、醫療、住房的壓力。 近3億農民工、近兩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 所以，擴大消費要找準痛點： 一是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群體。
基本公共服務短板與城市化水平直接相關。城市集聚效應降低公共服務供給成本。在傳統農村地區，現代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成本過高，很難觸達。與發達經濟體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時相比，中國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66%，戶籍城市化率為48.3%，而發達經濟體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過80%。
以往我們重視生產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忽視了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如果沒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那麽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文化娛樂等領域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將難以實作。
不能簡單仿效已開發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
中國經歷的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和近10年的中速增長，都顯著高於同期已開發國家的增長速度。 增長動能主要來源於中國作為後起國家的追趕潛能。 目前，中國人均GDP為1.4萬美元，到2035年中國將躋身為中等收入水平國家之列，人均GDP將達到3.5萬美元—4萬美元，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追趕潛能，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制造業和農業的穩固與升級等。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數位技術和綠色轉型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增長機會，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新的結構性潛能。 追趕潛能與數位綠色潛能並不是兩條賽道，而是融為一體的。 傳統追趕潛能，加上新興數位技術和綠色技術，仍可支持中國經濟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長。
在這一時期，宏觀政策的重要性在於保持經濟執行過程中的穩定與平衡。 作一個不大準確的比喻，現階段如果潛在增速為5%，宏觀政策大概影響的是1%，其余4%取決於結構性潛能，而結構性潛能在多大程度上釋放，取決於是否有適宜的體制政策環境。 改革就是為了創造這樣的環境條件。
需要說清楚的是，現階段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宏觀政策作用上的區別。 發達經濟體是一個成熟經濟體，處在低速增長期，是一種維持性、折舊性的增長，新增長潛能很少。 對於這種經濟體來講，宏觀政策基本上決定了經濟增長的走勢和大局。 但中國與之不同，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後期，應該還有5—10年的中速增長，增長潛能為5%左右，宏觀政策主要起的是穩定平衡的作用。 隨著中國經濟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釋放結構性潛能的改革相應轉到需求側。 在繼續推動必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重心將會轉向需求側管理。
以一攬子「刺激+改革」舉措穩定經濟增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 結合當前經濟形勢，建議推出一攬子「刺激+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域。
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於城鄉融合發展的改革舉措，以財政政策為主，與需求側管理緊密配合，產生擴消費、穩增長、防風險的綜合效應。 具體包括一個刺激計劃、兩大突破口和一個重要目標。
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以比較大的投資規模，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的短板。 以往重點是物質資本投資，現在的重點是人力資本投資。 這一刺激計劃在微觀層面重點帶動消費，同時也在一定振幅上帶動房地產、基建、服務業等領域投資，實質性地擴大內需。 在宏觀上可以提升總需求水平，縮小與總供給的缺口，帶動GDP平減指數轉為正增長。
至於兩大突破口，一是大力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於「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的精神。農民由進城務工者轉為在城市家庭團聚、安居樂業。增加保障房供應可以擴大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帶動裝修、家具、家電等消費，家庭團聚可以帶動教育、醫療、養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居民後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範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第二輪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基礎的高品質、永續的現代化城市體系。從國際經驗看，城市群、都市圈範圍內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鎮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容納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農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時也適合制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集聚。在這個範圍內，房地產、基建等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透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精神。重點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自主流動，以市場化為基礎最佳化配置利用各類資源，農民可以進城，城市居民可以下鄉，給城鄉居民雙向創業就業置業以更大空間。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把農村宅基地流轉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相配套，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作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城鄉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產業穩定增長和結構升級，一舉數得。
一個重要目標是以這次經濟振興方案實施為契機，力爭用10年左右時間，實作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由現階段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億—9億。提出並推進實作這一目標，對盡可能延長中速增長期，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意義。
從短期來看，有助於較快在邊際上補上總需求不足缺口，帶動經濟增長進入擴張性迴圈軌域，同時用「刺激+改革」的方法，將為中長期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
來源： New Economist
（轉自：中國地產基金百人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