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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戰勝負已分,美元降息成焦點:中國經濟復蘇將面臨新挑戰

2024-10-17財經

自美聯準采取激進策略,將接近零的聯邦基金利率急劇提升至5.5%區間,此舉標誌著歷史上加息速度最快、振幅最大的轉折點。

國內專家普遍共識,此番美元加息是大國競爭邁入金融戰階段的重要標誌。

此前,大國間的競爭經歷了貿易摩擦、科技封鎖及資產打壓,從經貿戰、科技戰逐步升級至金融戰層面。

盡管競爭持續升級,全面緊張,但雙方采取的戰術並未走向零和賽局的極端,始終保留了談判的空間,雖有濃重的對抗氛圍,卻未表現出徹底消滅對方的意圖。

然而,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對方對我方展開了全方位的競爭升級,使得大國間的賽局逐漸陷入零和對抗的困境,難以自拔。

接下來,我將首先回顧這六年來大國賽局的各項「戰役」,分析對方賽局手段如何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的外部沖擊因素;

其次,重點剖析以美元加息周期為核心的金融戰,透過客觀事實與數理邏輯推匯出勝負已分的結論,並從現象與本質兩個層面深入探討勝負歸屬;

最後,揭示大國賽局即將迎來經濟層面的最終對決,全面探討即將到來的美元降息對中國經濟復蘇可能產生的遏制作用及其負面影響。

01
自2018年起,對方與中國產生了經貿摩擦。

當時,對方最高領導人唐納·川普指出,中國長期對其保持巨額貿易順差,嚴重損害了其對外貿易利益,因此發起了針對中國多項出口商品的關稅調查。

隨著中國生產供給能力的不斷增強,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十年間,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工廠,不僅對美國出口增加,中國的商品制造及產能輸出已能滿足全球需求。

然而,川普政府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對全球經貿一體化體系采取了瓦解性的舉措:

首先與中國在經濟上實質性脫鉤,其次頻繁「退群」,包括無視北約防衛協定,對盟友實行利益優先政策,不顧及由民主價值觀構建的盟友體系,甚至對傳統盟友歐洲也發動貿易制裁,結束巴黎氣候協定和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

總體而言,當時所有與美國本土工人階級利益相悖的對外政策都進行了調整。

這些舉措不僅嚴重動搖了美國在全球的信用基礎,還威脅到了美元霸權的穩定,使全球對經濟發展的前景愈發悲觀。

隨後,川普政府對中國發動了芯片斷供制裁,將芯片技術作為科技封鎖的首要戰略手段。

以芯片斷供為標誌,中國與對方的地緣政治賽局從經貿摩擦正式升級至科技領域的全面較量。

2019年至疫情前,隨著中國南部某城市出現社會不穩定因素,美西方勢力對中國主要大類資產和核心資產進行了全面打壓,包括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和港交所上市的內地公司,其股票資產均大幅縮水。

這一現象持續至今,海外中概股及港股資產與2019年前相比,不僅未好轉,反而持續探底。

同年三季度,川普政府正式對中國出口的數百種工業品和消費類商品加征關稅,稅率提高10%-30%。

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爆發,國際制造供應鏈和經貿合作體系中斷,各國意識到供應鏈穩定的重要性,紛紛將供應鏈安全置於經濟發展效率之前,加速了全球經貿一體化秩序的瓦解。

盡管疫情持續三年,但中國在2020年初成功控制疫情,2021年對外貿易全球市場份額創下歷史新高。

然而,當中國以為這一態勢將持續時,2022年海外大部份地區放開疫情管控,全球制造供應鏈逐漸恢復活力,國際貿易合作體系形成新趨勢。

而中國卻與海外疫情形勢背道而馳,全國各地加強防疫措施,特別是上海封城兩個多月,直接或間接導致經濟損失巨大,也加大了中國重新融入國際經貿合作體系的難度。

反觀對方,拜登政府於2021年上台後,首先推出了4.5萬億美元的財政紓困計劃,用於修復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

其次,於2021年下半年開始美元加息,吸引全球美元資金回流美國,推動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可控核融合等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

隨後,修復了上一屆政府導致的全球化秩序和盟友體系分裂的狀況,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加強與北約、歐盟、日韓等傳統盟友的全方位合作。

接著,創立印太經濟框架(IPEF),積極拉攏東南亞、印度、墨西哥、波蘭等國家和地區,實行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政策,並推出【通脹削減方案】和【科技與芯片法案】,以應對大國賽局的新形勢,旨在對抗中國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全球化布局。

再者,對方對中國展開了新的科技封鎖戰略,加大力度重塑全球經貿及地緣格局,包括全球經貿一體化秩序、全球制造供應鏈及國際經貿合作體系等。

對方賽局手段成為中國宏觀經濟外部沖擊因素的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四點:

第一,長期巨額貿易順差或逆差導致雙方經貿發展失衡,任何再平衡策略都具有合理性,如逆差方對順差方發動貿易摩擦。

第二,作為全球化秩序的主導者,對方註重體系內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和權力貼現的最大化。

而中國作為深度參與者和主要建設者,在全球化體系內的權責不對等,導致中國追求利益最大化時損害了體系內利益分配的公正性。

第三,大國間在現代化體制管理能力上存在顯著差異,同時觸發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

第四,大國間在人文主義價值觀念上存在分歧,如資源稟賦特征的非對稱競爭和主權力量幹預全球化市場主體的行為。

02
本輪以美元加息周期為核心的金融戰實則勝負已分:

美元加息促使資金回流美國,助推新興產業商業化成功,而降息則開啟相關產業商業化在全球的普及;

中國大類資產長期受打壓,主權貨幣匯率透過消耗外匯儲備、打擊做多國債勢力和限制售匯等措施保持穩定。

從現象上看,美股和美房價格上漲,民間主要資產增值,非農就業率增長,核心通脹率降至3%以下,盡管美債發行量持續上漲,但收益率下降,使得實際市場利率低於聯邦基金利率,帶動核心優質資產投資增加;

而中股、中房表現不佳,債券市場投資標的匱乏,銀行購置主權債券後經營風險增加,貨幣流通量、個人住房貸款增量等反映民間經濟活力的數據持續惡化。

城投債、房企債、政府一般債和專項債、定向量化寬松的信貸擴張債等導致社會三大部門債務高企。

社會面通貨緊縮,廣義貨幣供應量創歷史新高,存款利率持續下行,帶動貸款利率下行,國債收益率上漲,導致社會各類理財計畫投資報酬率大幅下降,各類資產縮水,社會三大部門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

從本質上看,由於此前大國間已展開經貿賽局,美元加息並未對中國經濟造成實質性負面影響。

有人認為中國主動對樓市去泡沫是為應對美元加息可能引發的樓市泡沫危機,實則不然。

在此,我需反駁並糾正這一觀點:

第一,中國樓市本身面臨資產泡沫膨脹的風險,如房企高周轉模式難以為繼和地方城投平台債務危機。

第二,房地產市場波動引發經濟周期變更,全社會各部門債務償付壓力隨周期性蕭條而增加,這是經濟規律下的均值回歸現象。

第三,由於資本管制,美元加息無法拉爆中國樓市泡沫。

反而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中國降息降準導致利率長期下行,助推樓市資產價值縮水。

03
如今,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美元降息這一「黑天鵝」事件可能對中國經濟復蘇產生遏制作用和負面影響。

我認為,足以產生遏制作用和負面影響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美國經濟衰退或美元降息對中國經濟並無好處,反而可能對中國海外產業資本營運產生不利影響。

如對方利用美元流動性對中國海外資產進行收購、兼並等商業競爭行為,而中國因過度國債融資和產業開發導致資金實力不足,面臨極大風險。

第二,未來一段時間內,我預測在十年到二十年內,大國賽局對新型全球化格局的重塑趨勢不僅不會停止,反而會更加激烈。

即對方將持續施壓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

即使美元降息,其全球投資布局的資金也不會流入中國,壯大中國資產價值,因為對方近年來對海外美元流動性的控制能力不斷增強,包括跨國企業統一征稅、加強海外公民資產稅收、收緊華人移民政策和加強境內外資產進出管理等措施。

總之,未來一段時間內,對方必將持續打壓中國境內大類資產,並遏制其資金在中國投資布局。

第三,美元降息常態化可能導致中國主權貨幣過快升值或長期處於升值區間,不利於進出口貿易行業發展。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未來十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仍是中低端制造和對外貿易行業,特別是向全球最具活力的大宗商品消費市場和日常消費品需求市場出口大量工業品和消費品,產生巨額貿易順差,成為行業從業者的經營利潤和外匯儲備來源。

而美元降息常態化將使中國出口商品在海外逐漸喪失競爭力,且隨著歐美對中國新能源電動汽車、光伏太陽能板等領域征收高額關稅,中國主權貨幣長期升值失真出口貿易行業的創匯能力,還會使對方興起的新型科技革命無法在中國普及,錯失新一輪海外技術湧入紅利。

請註意,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至千禧年初的日本便是如此,錯失了互聯網技術發展紅利。

第四,據高盛等海外投行預測,目前中國出口制造企業在海外滯留的未結匯資金高達6000億美元。一旦美元降息潮到來,預計將有近1000億至2000億美元未結匯資金透過結匯流入國內。

相應地,央行需準備近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進行售匯。這雖對主權貨幣升值有積極影響,但同時也消耗了外匯儲備。

由於目前國內正鬧著投資標的荒,原先作為主權貨幣最大類資產的商品房價格於近年來呈現出不斷下行的態勢,而其他的社會資源和產業經營利潤又被公有制主體所占據,使得資本市場的交易主體基數不夠多,即無法產生足夠多的交易利潤以降低市場內的維護成本、抵消翻越制度壁壘所產生的費用, 導致這批結匯後的資金只能前往債券市場,購買具有最高主權信用的一般國債或特別國債。

當前,中國存款利率已邁入「1」時代,相應地,貸款利率也步入了「2」時代。在此背景下,市場上大量資金湧入國債市場,此舉不僅會擡升國債收益率,致使國債價格長期承壓下行,進而拉低全社會各類利率水平,還會加劇投資領域的「資產荒」現象,導致國內各類理財產品收益率普遍下滑,銀行機構的凈息差持續收窄,甚至面臨轉為負值的困境。

企業部門的經營利潤顯著減少,而居民部門則面臨工薪、資產及社保三大收入來源的全面下滑,這不僅惡化了全社會的投資與消費預期,還放大了金融供給端的風險,並加劇了宏觀經濟各部門,即社會三大部門的償債負擔,使得社會需求持續低迷。

即便假設未來這筆資金未流向國債市場,而是轉向實體經濟,鑒於中國當前的產業發展狀況,也極易引發各行業的過度開發,加速資產折舊,最終導致產能嚴重過剩的尷尬局面。

結語

總而言之,上一輪大國間的金融賽局隨著美元即將降息而暫時落幕。

總體而言,在此輪賽局中,對方占據較多優勢,而中國則多處於戰略防守地位。

展望未來,大國在經濟領域的賽局將迎來最終對決,美元降息或將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全面復蘇構成嚴峻挑戰。

因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做好充分準備,以應對這場大國賽局的終極「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