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 | 朱國華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
2020年6月23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國華教授參加2020屆畢業典禮並行表致辭。
各位同學：
下午好！
首先，我祝賀大家完成學業，開啟人生的新篇章！今年的畢業典禮首次采用線上和線下同時進行的方式，這當然顯示了科技昌明給我們帶來的遠距離溝通的便利，但更充分表現了我們應對疫情的無奈。
新冠病毒從去年年末對人類社會開始發動攻擊以來，迄今為止並沒有減緩它肆虐的強度，我們依然沒有尋找到對付它的有效武器。因此，全球社會也承受了二戰以來最為深重的災難。
這些災難不僅僅包括生命財產的損失，而且還包括我們精神世界所感受到的黑暗和暴力，特別是，新冠疫情本來可以帶來更廣泛的真誠合作，但實際上，它在許多方面加劇了人類心靈本已存在的裂痕和創傷。
在美國，政治正確的支持者們與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們相持不下，在中國，有所謂前浪和後浪的沖突，有左右之爭。
對同樣事實發出不同的評判，本屬正常，但如今，歧見雙方往往寸土不讓，分毫必爭，相摧相激，相爭相訐，相互之間自認占據道德制高點，將自己的邏輯往最銳利、最極端處發揮，而不給對方留下任何言論余地；即便在親友之中，一言不合，就將對方拉黑，這種情況，也並非罕見。
這是我們所共同面臨的言論環境。對我們這個時代這樣一種精神氛圍的感受，讓我想起了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他痛心疾首將他置身其中的時代風氣稱之為戾氣，並且認為彌漫在整個晚明社會包括君臣之間的這種嚴酷苛責、好勇鬥狠的社會習性，應該為大明帝國的死亡承擔責任。
無獨有偶。明末有一位醫學家吳有性，在其【溫疫論】中指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也就是邪氣，他命名為「戾氣」。當然，他說的這種戾氣可能具有更強的物質性，它顯然與王夫之提到的那種作為寬仁中和之氣對立面的戾氣遙相呼應。
當然，我們並不生活在明季。任何一個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然而，毋庸諱言，整個社會在智性的進步上還有許多路要走。
我不想探討當今世界何以出現普遍性的社會撕裂，我願意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是，在面臨這種挑戰之際，我們可以做些什麽。
半年多來，我們目睹著醫護人員英雄們為保護我們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貢獻，甚至做出了壯烈的犧牲，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在心。在座的和線上的各位，是不是曾經發出過「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慨嘆？作為人文學科的書生，我們讀書何用之有？
這裏我想做個我個人的回答，那就是我們最低限度還可以保持住對真理的忠誠。
在這裏，我並不想把這個問題引入哲學的思考，我不想論證真理是什麽，這方面我顯然也很業余；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我認為是常識性的兩個看法。
這兩個看法肯定既不全面，也不系統，更未必深刻，但我相信，正是我們遺忘了包括這兩個看法的常識性觀念，我們才會時常處在話語的暴力沖突之中。
首先，我想說，我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一定要遵循客觀化的原則。特別是，我們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意識，不能自居為真理化身。
馬克思曾經有過一句名言：「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屬於我一個人，而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這實際上是指出，個人所持觀點並非屬於個人所有，而屬於公共領域；它也要求我們對自己是否達到真理性認識，要保持一種謙遜和警醒的態度。
對中國古人來說，這個叫澄懷觀道，對阿多諾這樣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叫做「客體性優先」。我們應當盡可能多地摒棄自己先入為主的主觀意識，並要求自己聆聽別人的聲音。
但說到別人的聲音，這就有可能是我們不喜歡聽的聲音。這正是韋伯在【學術作為誌業】的著名演講中提請我們註意的。
他說：「如果某人是個中用的教師，那他的首要任務就是，教他的學生承認不愉快的事實，我所說的不愉快，指不符合自己的立場觀點。對於任何立場觀點來說，也包括對我個人的，都有這種不愉快的事實。我相信，如果一位大學老師能夠迫使他的聽眾習慣於這類不愉快的事實，那他所取得的，就不僅僅是知識成就了，我會不客氣地使用‘道德成就’這個說法。」
他又說：「事物雖然不美、不神聖、不善，卻可以是真的，還不僅僅如此，真就真在不美、不神聖、不善上，這是一個日常真理。」
顯然，在確認自己完全正確，相信論辯對方是腦殘、弱智、漢奸、公知、自幹五等等的基礎上，真正的富有真理性的討論是不可能的。
在此之時，我們並不是表達對真理的忠誠，而是對自己價值觀的表達，甚至是對某種激情的宣泄。
如果缺乏了寬容精神，如果我們還是以鬥爭思維來抹黑跟自己觀點不同的人，如果總是用價值論的是非來替代認識論的真偽，我們的爭論就會變成不具建設性的爭吵甚至爭鬥，我們就會不斷再生產當代特色的戾氣。
我絲毫無意說一個人可以放棄自己的價值立場，絕不是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絕不贊成，為了獲得某種虛假的和解幻象而敉平所有論點的鋒芒。
科學哲學家巴什拉說：「真理只是在爭辯之後才會呈現其全部意義。不可能存在第一性真理，只存在第一性謬誤。」爭辯當然是極端重要的，而且，這與我想要提到的第二個論點緊密相關，它來自236年前康德發出的呼籲：要有勇氣公開地運用我們的理性。
這裏我想強調的重點是勇氣。真理的探索是艱難的，是因為我們大部份時候是不思考的，我們的行動是被構成我們日常經驗的信念和既有的知識體系所支配的，我們喜歡答案不喜歡提問，我們喜歡安全，而不喜歡我們的精神體系受到威脅。
要想獲得真正的新知，就要有向我們熟知的感知框架或解釋系統宣戰的勇氣。這不僅僅對科學真理如此，對社會真理也許更是如此。
在政治正確成為普遍性真理的美國社會，非裔女性保守政論家厄文斯說佛洛伊德不是英雄，她是需要勇氣的；而在中國，當鐘南山院士飽含熱淚說，李文亮醫生是個民族英雄，他也是需要勇氣的。勇氣有大有小。
我們也許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偉大勇氣，我們也不該要求每個人能夠擁有這樣的理想和激情，但是，如果某些外部形勢期待我們撒謊，而我們依然能夠保持沈默，這也是一種忠誠於真理的勇氣，依然值得贊美。
我一方面強調客體性優先，另一方面又要堅持主體性的言說勇氣，我相信論辯雙方也許處在追求真理的不同層次和階段上，並不必然產生你死我活的沖突，這樣的構想是否是一個烏托邦？
也許是。但至少，在宋代，無論是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新、舊黨之爭，還是朱陸之間的鵝湖之爭，都顯示了君子之爭的磊落胸襟和浩蕩情懷。
我不了解實際上充溢於朝野之間的這種聖賢氣象，是否是中國文化能夠「造極於趙宋之世」背後的社會條件？
我也不知道，伴隨著對真理的共同的追求，我們是否能夠在積極的論辯中更多地消解怨毒之氣，更多地以物觀物而不是以我觀物，更多地對對方立場加以同情性理解，並在他者化的視野下，能夠更好地審視、拓展並提升自己？
無論如何，我們的大學生涯的首要意義，就在於求知、明理。如今，我們即將告別校園，也將成為負有更大責任的社會成員，如果我們立誌守住清明的理性，也許我們就為未來的社會，帶來了幸福的承諾。而這首先就要求我們忠誠於真理。
年輕的朋友們，未來屬於你們！願真理之光，永遠照亮你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