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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榕培典籍英譯的知識轉譯學闡釋
周福娟
摘要： 汪榕培的典籍英譯一直受到學界廣泛關註和研究，但是很少有研究從知識轉譯學的視角對其轉譯選擇和「傳神達意」的轉譯思想進行闡釋。知識轉譯學認為轉譯是地方性知識和世界性知識之間的「跨語言的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本文運用知識轉譯學的理論成果闡釋汪榕培典籍英譯的知識文本的選擇、知識生產方式的選擇及其典籍英譯思想，以期拓展譯者研究的理論視角。
關鍵詞： 轉譯專業；汪榕培；典籍英譯；知識轉譯學
汪榕培是中國典籍英譯先鋒之一，他轉譯的作品有八部先後被國家新聞出版署重點計畫「大中華文庫」叢書收入。他基於典籍英譯實踐提出的「譯可譯，非常譯」和「傳神達意」被認為是中國典籍復譯理論和典籍轉譯標準。目前學界從不同視角對汪榕培典籍英譯作品和思想進行研究。對其典籍英譯作品的研究主要涉及典籍英譯策略，學者們從接受美學、譯者主體性、轉譯規範、功能語境等角度進行了探討（仇軼凡、李秀英 2021）。對其典籍英譯思想研究主要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開展：付瑛瑛（2017）、郝曉靜（2018）、張智中（2021）等對汪榕培「傳神達意」典籍英譯思想進行了定性探究;黃中習（2021）、霍躍紅（2021）等從文獻計量學視角進行視覺化分析。此外，還有學者依據傳播學模式研究汪榕培的湯顯祖戲劇英譯（張玲 2021）。這些成果豐富了汪榕培典籍英譯作品和思想研究，但目前還沒有學者運用知識轉譯學理論對其進行研究。
中國典籍是凝聚了中華民族共同生活、共同信仰、共同語言和共同記憶的知識系統和思想源泉，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性知識，也是世界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份。而譯者是地方性知識的世界性理解、接受、套用的全球化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的主體。知識轉譯學認為，轉譯是一種互為彼岸、互為世界的知識旅行和知識存在，它強調了轉譯是跨語言的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楊楓 2021c：2）。汪榕培旨在透過轉譯讓中國典籍知識經過加工、重構從而實作世界傳播。本研究把汪榕培典籍英譯納入知識轉譯學視域，嘗試對其典籍英譯知識文本選擇、知識生產方式選擇及其思想進行闡釋。
1. 汪榕培典籍英譯知識文本的選擇
「轉譯什麽」是首要問題。「沒有擬譯文本的正確選擇……就難以實作轉譯的價值」(許鈞 2021：12）。韋努蒂也曾強調 「對擬轉譯的異語文本的選擇」是譯事的頭等要義（勞倫斯·韋努蒂 2001：359）。轉譯是地方性知識世界化的過程，轉譯使不同語言承載的不同知識成為世界公共財富，因此選擇什麽樣的地方性知識進行知識的再生產便是汪榕培典籍英譯的第一要務。
汪榕培的典籍英譯選材主要集中在中國哲學著作、中國古典詩歌和中國古典戲劇三個領域。中國哲學領域，他先後轉譯出版了【老子】【莊子】【易經】【墨子】等道家經典。在中國古典詩歌領域，他先後轉譯出版了【詩經】【漢魏六朝詩三百首】【陶淵明全集】【樂府詩精華】【吳歌精華】。中國古典戲劇領域，除了轉譯【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和【紫簫記】之外，他還轉譯了【評彈精華】【昆曲精華】【蘇劇精華】。此外，他還為上海昆劇院、浙江昆劇院、湖南湘昆劇團、台灣昆曲社、中國昆曲博物館等轉譯了【公孫子都】【紅泥關】【臨川夢影】【占花魁】【長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爛柯山】【墻頭馬上】【西園記】【西廂記】【荊釵記】【甲申記】【琵琶記】【獅吼記】【班昭】【憐香伴】【尋親記】【十五貫】等20多個演出本和50多場折子戲舞台演出的字幕文本（汪榕培2012：3，4）。從以上典籍英譯作品來看，汪榕培的典籍英譯選材包括道家思想、佛教哲學、詩詞文學等，而這些能夠代表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折射中國歷史和社會現狀及具有跨文化意義和影響力的典籍作品是他的首選。這些典籍作品均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土壤，具有典型特色的地方性知識體系，能夠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哲學思想、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從而推動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
在談及轉譯選材時，汪榕培曾指出，這些與他的興趣愛好、學術背景和社會需要是密不可分的。轉譯選材的傾向與譯者的個人特征和生活經歷息息相關。譯者通常會選擇那些與自身的秉性氣質、審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進行譯介（朱獻瓏、屠國元 2009：121）。「我最感興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莊子】的內容深邃，文采斐然，最符合我自己的思想理念……我最喜歡的詩人是陶淵明，所以譯他的詩歌下的功夫最大……愛翻中國古典戲劇是因為我從小就喜歡聽京劇和評彈」（汪榕培2012：3）。作為典籍英譯的中國本土譯者，汪榕培自幼博覽群書，愛好文學, 尤其酷愛戲劇。他先後受教於章振邦教授、李觀儀教授，讀研期間師從葛傳椝教授，從他們身上汲取了豐富的知識營養。這些都為他日後對中國典籍知識的認識、選擇、評價、改變和闡釋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汪榕培的典籍英譯選材除了受到自身知識儲備和審美品位內部因素影響外，在選擇譯文時必然也會受到諸如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制約，因為一切知識都與一定的社會環境相關聯，也必須置於其中才能加以闡釋和說明，從而實作轉譯目的，推動中華文化跨語言、跨地域知識傳播。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了格外的重視，因此以上典籍文本的轉譯便進入了汪榕培的視野。
2. 汪榕培典籍英譯知識生產方式的選擇
在整個轉譯過程中，轉譯的選擇不僅體現在對「當譯之本」的選擇上，它還涉及轉譯過程的方方面面（許鈞 2002：65）。從「當譯之本」的選擇到典籍知識生產方式的選擇是典籍英譯的重要環節。知識轉譯學把轉譯的本質界定為知識行為（藍紅軍 2022：36），聚焦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的生成變遷，把轉譯置於不同知識共同體的歷史視野和格局下考察，探索跨語言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行為、關系、運動和規律。在這一探索過程中，譯者是知識行為的主體，是知識加工的策動者，同時又是地方文化知識的傳播者。譯者和譯者的知識生產方式（即獲取、創造和傳播知識的途徑和方式）不可忽視。
轉譯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基於意義的資訊處理(Wilss 1996: 104)。換言之，轉譯涉及處理一種語言中的資訊，並生成另一種語言中傳達相同含義的等效資訊，同時保持原始文本的意圖。作為譯者，汪榕培在對典籍中的地方性知識進行資訊處理時靈活運用直譯、直譯加解釋、有策略的再創作（包括詩歌韻式靈活使用、根據劇情略作調整、使用英語表達方式）等方法和策略（張玲 2021：95）。如湯顯祖【南柯記】的下場詩：
春夢無心只似雲，
一靈今用戒香薰。
不須看盡魚龍戲，
浮世紛紛蟻子群。
A fond spring dream is vain like floating clouds,
While Buddhist wisdoms cleanse one’s yearning heart.
In real life all the audience plays a part
In the busy world of madding crowds.
（汪榕培 2012：2-3）
在轉譯這首七言詩時，汪榕培運用了增譯、減譯、意譯、轉譯等對【南柯記】中的佛教知識轉化，同時還刻意譯為abba韻式五音步抑揚格詩句，傳神地表達了原文的意思和境界，以便英語讀者理解和接受。例如，將「春夢」增譯成「a fond spring dream」,將「無心」減譯為「vain」，將「只似雲」增譯為「like floating clouds」，將「戒香」意譯為「Buddhist wisdoms」，將「薰」轉譯為「cleanse」，將「不須看盡魚龍戲」轉譯為 「In real life all the audience plays a part」, 將「一靈」轉化為「one’s yearning heart」, 將「浮世紛紛蟻子群」轉化為 「In the busy world of madding crowds」，將「一靈今用戒香薰」改變詞序譯為「While Buddhist wisdoms cleanse one’s yearning」。
轉譯是創造性的轉變行為，需要在新的境域中對知識進行重新闡釋，並以這種方式將其變成一種知識創造實踐。在把中國典籍中的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轉化的過程中，汪榕培自身知識儲備的積累、疊加、雜糅和融合是這些典籍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條件之一。同時他亦能根據語境加工生產知識以便適應受眾的需要。
人們產生的經驗知識和理論知識都是地方性的，因為人的認知不僅是個人化的，更是情境的（李瑞林 2022：49）。在轉譯湯顯祖劇作時汪榕培曾走訪劇作家故鄉臨川和做官的地方遂昌，實地考察了【牡丹亭】【邯鄲記】故事發生地南安和邯鄲，親身感受獲得對這些作品知識的理解和認知，從而傳神地對劇本內容進行知識轉換。【牡丹亭】中的唱詞富有詩意，能隱約地反映出劇本中的意思。為了把其中的276句集唐詩加工創作為韻文，汪榕培在借鑒和改進美國譯者白之已有譯本的基礎上，根據劇情運用了意譯、改譯等對集唐詩進行跨語言、跨地域知識重構。如轉譯該劇第二出「言懷」的下場詩中的雙關語「梅」「柳」：
門前梅柳爛春暉，
夢見君王覺後疑。
心似百花開未得，
托身須上萬年枝。
When plums and willows grow before the gate,
I see the king but doubts arise when dreams abate．
My heart contains a hundred blooms in buds,
But, as to find a branch, I have to wait.
(汪榕培 2000: 10-11)
汪榕培考慮了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增加了英語的連線詞when，把首句的景物描寫和人物內心活動聯系起來，既譯出了「梅」「柳」象征的絢爛春景的意象，又暗示了柳夢梅的名字，突出表現了主人公柳夢梅懷才不遇的惆悵心理。知識永遠處於無限變化之中，處於新的闡釋之中，處於轉譯之中，轉譯則是知識歷史化行程的參與者（藍紅軍2022：38）。汪榕培便是根據自身的理解對典籍中的知識內容給予新的闡釋，給目標受眾提供了想象空間，「使讀者既能理解詩意，又能使讀者體驗到跟原劇類似的詩意感受」（汪榕培1999：40）。筆者認為，譯者和譯者的知識生產方式在知識歷史化行程中的主導作用不容忽視。
轉譯的主要任務是建立源語言（ST）和目標語言（TT）之間的對應關系，因此需要考慮源語言作者的意圖，並同時嘗試符合目標語讀者的期望（Wilss 1996: 41）。譯者透過語言轉換的機制將源文本承載的知識與譯者個體知識、社會、文化知識一起融入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並將其轉化為目的語形態的知識，與目的語文化中相關領域的知識產生聯系，並促動新的知識形態的產生（張生祥 2022: 60）。轉譯本身不僅自成一個公共知識體系，同時也成為最重要的人類文化思想知識的寶庫和傳播渠道，轉譯使人類的思想和文化以知識和資訊商品的形式繼承和永存（楊楓 2021b：15）。因此，汪榕培典籍英譯知識生產方式的選擇是他作為知識主體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接受和生產知識的行為，是他基於具身經驗，對本土知識進行轉譯選擇和知識轉化的結果。他透過這些知識生產方式使得典籍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以英語為媒介手段得以再生產、轉換、流通與傳播，從而將優秀的中華文明介紹給世界，並成為人類文化知識體系的一部份。
3. 汪榕培的典籍英譯思想
汪榕培「傳神達意」的典籍英譯思想是他基於中國典籍作品知識的理解和加工後的高度凝練。典籍英譯選擇折射出他的典籍英譯思想及他本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汪榕培的典籍轉譯實踐就是把中國典籍作為中國獨立知識文化體系置於世界思想的框架之中，實作其含義的理解和轉化。他的典籍英譯思想是基於大量轉譯加工、管理與轉化等實踐基礎上的中國轉譯智慧、理念的昇華。
中國典籍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華文明的精髓和知識的結晶。它們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認識中國人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因而把汪榕培的典籍英譯思想置於知識轉譯學的視野，探討它對中國知識進行世界化闡釋、理解和傳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知識是人在生活實踐中獲得的對世界的認識與經驗。當然，在選擇何種地方性知識世界化再生產和再傳播的共享過程中，譯者人格，即譯者的個性、氣質、性格、才情、心理稟賦等人格因素會左右譯者對擇譯之本的價值判斷（廖晶、李靜 2018: 92）。汪榕培之所以能夠進入他的典籍轉譯選材視域主要因為他與道家有相近的思想觀念。此外，他對濃縮家鄉蘇州文化知識和資訊作品如【評彈精華】【昆曲精華】【蘇劇精華】的英譯選擇對映出他向人類傳播、共享、弘揚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吳地文化知識的情懷。這些被選擇的知識文本構成他生活積累的意識化、結構化和符號化的資訊工具，符合他「傳神達意」的典籍英譯選材的標準。
「傳神達意」貫穿於汪榕培典籍英譯知識文本選擇、解釋和創造的過程。「選擇轉譯文學作品的時候，如果有可能，就盡量選擇跟譯者自己的特點和愛好比較符合的作品，這樣轉譯出來的文學作品才能既傳神又達意」（汪榕培 2012：4）。「傳神達意」一直是汪榕培生產加工中國典籍作品知識的標準，這與知識轉譯學的「真、善、美」轉譯標準相互呼應。知識轉譯學的「真」就是譯出真義，即知識本身、語意的本原部份。「善」表層指譯者「善」，顧及受眾和譯文「善」，深層意思是助力溝通。「美」即美譯，是實作語言或文字的異域之美或符合目的語的動態審美標準（嶽峰、陳澤予2022：67-71）。汪榕培把「傳神」和「達意」作為典籍英譯的兩項基本原則。他認為，「達意」中的「意」可以從「字面達意」「比喻達意」等方面進行考慮。這個「意」實際上還摻雜了譯者個人對原文的理解……這個「意」也不是不可捉摸，還是可以透過對原文所處的時代、作者的風格、文中的具體語境等因素的綜合分析加以確定。隨後他亦對原文中「神」和譯文的「神」進行了闡釋：前者是對客觀世界的描述，而後者不僅要考慮原文中的「神」，同時也要考慮客觀世界中的「神」。「傳神達意」實際上是一種偏正關系，即 「傳神地達意」。譯者應把原文的感情、語氣、意象、修辭、文體等諸多因素考慮在內。如在轉譯詩歌時，要盡量以詩譯詩，轉譯戲劇時要註意語言的口語化，轉譯散文時要註意體會作者的感情（付瑛瑛 2017：331）。
從知識轉譯學視角來看，「傳神」則近似於「善」，顧及受眾的接受心理和審美標準；「達意」更傾向於求真，以知識本原為核心；「傳神地達意」則是參與知識生產、實作知識傳播的目的。轉譯是一種有目的的行為活動，且行為發生的環境受制於不同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文化背景（Reiβ & Vermeer 2014: 17）。將中國文化和哲學中道家思想精髓、古典詩歌和戲劇知識和資訊傳達給目標受眾並促進知識的流通和套用是汪榕培典籍知識生產方式的動機和目的。任何知識本質上都是以人類的經驗、實驗和實踐活動產生的地方性知識……所謂知識的普遍性不過是知識的世界性理解、傳遞、使用和辯護，因此決定了知識的認識、評價、改變、闡釋等建構功能（楊楓 2021a：2）。譯者的自我知識（即個體知識儲備）、求知模態及轉譯目的影響和決定了其對他者知識（文本知識）的理解和轉化的過程。在英譯中國典籍時，汪榕培在考慮讀者接受的前提下采取直譯、直譯加解釋、有策略地再創作等轉譯方法實作「傳神達意」。既要考慮中國人的思維特征，又要考慮西方人的語言表達習慣，盡可能準確地轉譯原文，保持譯文的藝術價值和語言美感，即以真求知、以善立義、以美行文，促進知識的地方性與世界性的對話，從而實作知識之真、知識之善和知識之美。
4. 結語
知識轉譯學從知識與轉譯的關系出發，重新認識轉譯的本質和價值、知識的地方性和世界性及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等。秉承「真、善、美」轉譯三原則，強調轉譯就是傳遞知識，是以譯入語為媒介的源語文化知識的重構和傳播。據此，典籍轉譯就是堅持中國傳統、中國實踐而傳遞中國知識、講述中國故事的跨語言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語言是傳達知識的工具，譯者是擁有知識的主體，文本是知識的物質載體……譯者位於轉譯實踐場的中心（陳大亮 2022：48）。作為知識再生產的典籍轉譯的譯者在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的變遷生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譯者主體化的適應和選擇是溝通知識的前提。正如轉譯家透過譯入幫助中國了解西方知識，典籍英譯譯者們透過譯出中國典籍作品將中國帶到了西方的視野中。汪榕培的典籍英譯是知識透過轉譯傳播和生成的典型例證。汪榕培的典籍英譯過程是他不斷提取和調適個體知識、文本知識和社會知識而跨語際生產知識產品、滿足目的語文化市場需求的過程。從知識轉譯學視角探討譯者知識選擇、生產和傳播可以拓展譯者研究的範圍，為其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參考文獻 略）
（本文首次發表在【當代外語研究】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