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大學生逃課現象愈演愈烈：基礎課有人逃，專業課有人逃，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公共課更是‘逃課族’的首選。」[1]55「有研究表明，大學生考證率已達到68.70％，而在暫時沒考證的大學生中，也有76.23％的人有考證的意向，各種證書對於許多大學生來講已經不是拿與不拿的問題，而是拿多與拿少的問題。」[2]56在證書體系中，證書可以分為兩大類，必考類與選考類。必考類，如英語四六級、電腦等級、普通話水平等反映個人的基礎素質的，都是基礎證，有些院校還將這類證書的獲取與畢業綁在一起，從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選考類則種類繁多，如註冊會計師、註冊金融分析師、註冊資產評估師、軟體程式設計師、心理咨詢師、律師、外銷員、海關報關員、導遊員等反映個人能力專長的，具有因人而異的特點。
針對大學生考證熱的現象，理論界給出考證熱的原因大致分兩類：外在原因和內在原因。外在原因：就業壓力，院校規定，專業要求，崗位認證；內在原因：興趣特長發展，自我能力證明，職業規劃的需要。以上的這些原因，只是針對考證熱現象進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截面式說明，只是對現象本身給以一般性的歸納描述，而忽視了該現象由此生產的物質條件。任何事物的興起與發展必定有其深厚的社會背景與歷史根源，因而只有從歷史的視角來分析考證熱的現象，才能理清考證熱的脈絡、客觀分析其根本原因，進而較準確地預測它的發展趨勢。本文結合中國現實的社會歷史環境，試作如下的說明分析，以此求教大方。
改革開放開啟了考證熱的閥門
考證熱，不是從來就有的，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中國，考證熱現象的出現有著它的歷史原因和前提。其前提從狹義角度來講，近期可追溯到改革開放。
正如我們知道的，新中國是從一個百業待興的大國之中成長起來。自1953年到1956年底，中國基本上確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這期間中國借助政治手段削弱、改造舊的市場經濟，實行全國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實行統包統配為主要內容的計劃就業制度，在城鎮，勞動力配置由行政調配，企業基本沒有用工自主權；在農村，農民與土地緊緊的綁在一起，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嚴格的限制。就業、生產等都是以服從組織安排為前提，沒有選擇就業的觀念，也就沒有所謂競爭；上崗就職，也無需考什麽資格證書，一切聽從組織的安排。組織是以人格信用為主要參照，一定程度充當了證書的角色，組織說行、不行也行，說不行、行也不行。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做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改革開放的開端。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在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極大地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準備了充分的剩余勞動力勢能；在城市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的改革，推動了中國企業面向現代化企業發展的行程，拉開企業自負盈虧、招工自主化的序幕。從而為考證熱的產生準備了歷史前提。開放，主要是對外開放，即利用外界的先進資源、經驗發展完善自己，走與世界接軌的道路。而與世界接軌的戰略，奠定了英語、德語、日語等強勢語言作為學生升學考試，尤其是考研、考博必考的必要性、甚至強制性，此外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電腦等級考試等基本技能性證書的普及。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城鎮就業開始出現許多新問題，大批下鄉青年返回城市，加上龐大的人口基數形成的新增就業人口，使得當時的就業形勢變得相當嚴峻。1980年8月政府推行的「三結合」就業模式，第一次突破了城市勞動力配置的完全計劃化，形成了一個邊際意義上的政策調整。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在使用勞動力方面，自主權逐漸擴大，「鐵飯碗」逐漸被打破，企業招工走向市場化。用工制度，從固定工制度逐步轉變成為勞動合約制。這為國內勞動力的流動掃清了各種路障，也催生了各種職業培訓機構、職業資格鑒定單位。這些體制上的調整，進一步也為考取資格證書之流開啟了閥門。在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要求在全社會實行學業證書、職業資格並重的制度，政府對一些責任較大、社會通用性強、關系公共利益的專業實行就業準入制度，要求從業人員持證上崗，從政策上推動了一些職業資格證書考取的熱潮。
市場經濟驅動了考證熱的浪潮
考證熱，一般而言，是指在短期內一種證書參加考取的人數增加了和一個人持有的證書種類增加了的現象。就其主體而言，考證熱的根源之一無不是人的自我發展（即有些人所謂的功利目的）需要所使然，因而考證熱現象的發生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市場經濟的發展，首先深化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其次是最佳化了中國三大產業的結構，再次是強化了人們的規則意識，最後是大眾化了高等教育。
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實質上私有制在經濟領域乃至政治領域逐漸獲得它自身的合法地位以及強化的過程。私有制經濟一方面滲透於中國的各行各業，開辟並增加了中國經濟市場的份額，另一方面也擴寬了多種就業渠道，日益發展成為中國吸收就業人口的主體。私有制的核心內容之一——產權觀念，在私營企業逐利的競爭行為中，深入人們大眾的心中，尤其是身在私營企業謀生的員工心中。而證書作為一種私有性的能力資格憑證，是這種產權發展完善的一種結果。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逐漸放松重工業的投入力度，轉向大力發展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輕工業的發展和服務業的興起，必然需要相應的工作技能，除了早期少數人透過學徒、幫工學來以外，一般都得需要透過專門的培訓機構獲得，從而也促進一些培訓機構和相關服務業的發展。伴隨第二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初主要是第一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以及新增的勞動力，要進入第二或第三產業，而後產業之間、行業之間的勞動力流動，這就使得一些民營性質的專門從事培訓行業發展起來。需要短時間內獲得一種相關工作技能的社會需要，使得這類服務性的培訓行業逐漸獲得自身發展成熟的物質條件，從而能為其顧客提供較為全程而優質的服務（比如包括推介學員就業等）。而在利益的驅動下，各種培訓機構蜂起，並在激烈競爭中，這些培訓機構利用廣告等各種商業手段吸納消費者，同時也在刺激消費者的考證欲望中也引導了消費者對資格證書的認識。
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中國與世界市場經濟接軌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規則理念在全國普及的黃金時期。與世界市場經濟接軌，不僅需要我們在外界交流時遵循國際規則和慣例，還需要改變和完善國內市場競爭機制。規則意識，主要體現在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具體表現為國家出台各種法律法規，利用法律的強制性，引導市場競爭行為法制化。市場經濟的法制化，實質上就是市場主體行為方式規則化。市場主體行為方式規則化，一般而言是「經濟人」行為程式化、專業化。企業行為程式化，意味著企業在招聘會上，首先會以是否透過一些如學位、專業、英語六級、電腦二級等證書來審查求職者的簡歷，透過者方可進入下一步的面試。因此，大學生要想畢業後進入某一行業，必須先取得相關的準入證書或資格證書，這無疑推高了考證的浪潮。而企業行為專業化，意味著社會各行各業越來越需要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來支撐繼續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行程。
高等教育肩負著培養社會精英人才的重任，但是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產業機械化的發展，高等教育原先的培養體制無法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加之中國人口眾多，人口基數大，現有的高校體制規模無法吸納每年新增的入學人口，因此，高等院校實行大眾化改革，既是肩負普遍提高全民素質教育的社會使命，也是社會分工細化的迫切要求。但是高校的繼續擴招，導致大學生每年畢業人數的逐年激增，就業人數遠大於人才市場的吸收能力，從而加劇了就業競爭的壓力，大學文憑也失去先前天子驕子的地位，而幾乎成為人人皆有的憑證。雖然名校與普通院校之間，名校的畢業證書還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當大學生的非自願待就業的人數積累到一定程度，這種優勢也暗淡在各種各樣的職業資格證書的考取之中。因此，考證的「熱度」，是與非自願待就業的人數的勢能是成正比的。如果非自願待就業者人數的勢能繼續累加而不是減少，那麽考證熱現象將不是降溫而是繼續高燒。
此外，由於高校體制改革的滯後，尤其是專業設定與理論授課相對落後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或者未能滿足市場經濟對人才品質的要求，從而導致在校大多數學生學非所用，一畢業就面臨失業的困境。這種困境由於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反作用在大學生的學習上，則是學生無心於本專業的深研，而是熱衷於一些資格證書的考取，以此來增加自身就業機會的籌碼。同時，社會各界對中國應試教育培養的「高分低能」產品的非議，進一步加劇傳統文憑的貶值，這使得在校大學生，無論是出於情非得已還是盲目從眾的心理，總之都是「被」加入考取其它證書的大流之中。
資訊社會規約了考證熱的理性
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人與人的交流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人類合作從「熟人」擴大到「陌生人」。這使得之前支撐人與人的關系建立、合作的熟人信任系統無法滿足資訊時代的需要，續而逐漸被現在的符號信任系統所替代。「信任的首要條件是詳盡的資訊，如果一個人的活動和思想過程清晰易見，如果事情的運作過程彼此完全了解，就無需信任，不存在對總在眼前、其活動能被直接監控的人加以信任的需要。」 [1]56而經濟全球化的交往趨勢，使得信任的首要條件日益成為不可能，為符號信任系統的應運而生提供了社會基礎。符號信任系統的建立與發展，是社會資訊化的必然要求。互聯網全球化與普及化，使得人們的交往日益成為可能和必要，社會也跨入資訊社會。交往的資訊化方便、快捷、準確，大大節約了人們交往的時間和經濟成本，而信任系統作為人們交往的重要前提和內容，也相應地由人格信任系統發展為符號信任系統。符號信任系統是持證人、和透過大認證權威機構和證書三要素構成。符號信任系統是一種持證人的知識、技能等能力外化為證書的過程。符號信任系統的功能是透過有意合作的雙方借由稽核對方的符號資訊（如學歷、文憑、資格證書）等，從而在短期內促成雙方盡可能在資訊不對稱、不充分的條件下達成合作的協定。
在當代的社會交往中，證書不僅成為求職者取得招聘者信任的憑證，還成為了持有者制度化的文化資本。這一點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為我們解讀考證熱的理性回歸提供了思想資源。「資本是一種透過實踐、以物質化、身體化形式存在的積累起來的勞動，可分為物質形式的經濟資本和非物質形式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等。文化資本具體分為身體化、客觀化和制度化三種形式，其中‘制度化的文化資本’表現為制度性的規定(如學歷認定、學術資格、文化能力證書等)」 [3]303—304。當大學學歷和文憑普及化，進而成為大眾基礎素質的前提時，能力型或專業型的證書也作為一種新的標榜個體價值的符號。證書也只有發展成為一種信任的需要和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時，考證熱的主要推動力量才由待就業者群體的勢能驅使，轉變為待就業者個人的自覺行為。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考證行為才能掙脫了「情非得已」、「盲目跟風」的被動性和無目的性，而成為考證主體謀劃人生、規劃職業生涯的一種主動性的選擇性行為。 當然地，就中國現在的考證熱現象來看，離考證行為理性化還有很長的距離，但是伴隨著市場經濟規則意識的強化以及符號信任系統的建立與發展，考證熱的現象已經走在理性回歸的路上。
綜上所述，考證熱現象在中國是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歷史過程。考證熱作為一種現象雖然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始浮出水，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說明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政策作為前提，市場經濟發展作為核心驅動力，那麽在計劃經濟體制中考證發展成為一種熱潮的現象至少在相同時期內是不可能發生的，或者時間需要往後推延；而考證熱現象的理性回歸，則是社會發展進入資訊符號時代的客觀要求，亦與市場經濟發展完善無不密切相關。
在就業壓力，院校規定，崗位認證、興趣特長發展，自我能力證明等諸多原因中，理論界傾向於將考證熱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其中的就業壓力。我認為這是不妥的。首先就業壓力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但是並不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發生考證熱現象的。就當前而言，歐美國家的考證熱現象已經過去或者說早就走在理性回歸的路上，而北韓等落後國家的考證熱現象還沒開始或者說還處於孕育時期。其次，就中國「底子薄、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而言，就業壓力從建國以來一直是中國面臨嚴峻問題，但是考證熱只是近期才成為一種現象，因此就業壓力作為一個經常性問題存在，與其說是考證熱現象的根本原因，不如說是一種直接的助燃劑。考證熱現象的發生是諸多問題互動作用的綜合性結果，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如果非得揪出一個根本原因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那麽市場經濟或許是最好的候選。正如前文分析說明的，市場經濟作為一個動力系統，催生了考證熱發展成為現象的必要條件——企業招工自主化、經濟體積規模化、高校大眾化、競爭行為規則化等——同時也作為一個樞紐，聯結著考證熱現象的諸多原因——擇業多元性、勞資功利性、待就業非自願性、招聘程式性等。
市場經濟是促成 「產權」、「平等」、「自由」等核心觀念制度化的機制，是建立一種通向文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主張和追求。證書作為一種自由人私有的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和與他人合作時必要的信任憑證，實質上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考證熱現象，是為證書作為文化資本和信用憑證的制度化開辟道路和積累經驗的。因而，就市場經濟建立文明人社會關系的追求而言，證書承載了它的「產權」、「平等」、「自由」等基本特性，推進了它建立文明人符號身份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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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子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