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全球政治生态周期的角度考察，东亚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全球化主导国家内部政治变化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是位于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它对全球体系的政策调整直接作用于海外地区。
虽然当时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主要由其内部结构性问题引起，例如借贷过度用于经济发展，导致资产泡沫严重，80年代末的东京房价居然高到可以购买美国所有土地，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大洋彼岸当时的对日外交政策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1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美日签署了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制造出口能力。当时美国由共和党的乔治·H·W·布什掌权，其保守的行政作风势必导致日本作出妥协。然而，到了1991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总统由共和党转为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广场协议被实际上废除。
按照逻辑，这时的日本应该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在接下来的六年里，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风险扩散，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正式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难以自拔。
那么1991-1997年这六年期间，日本全国各级都在忙些什么呢？
其政府部门的做法与我们类似，都在努力维持房地产市场稳定，避免其崩溃，但无法阻止市场下跌，这六年中房价普遍下降了三成，与我们目前的房市状况颇为相似。在利率方面，也是受到金融机构的净利差和以往高债务等问题制约，降息步伐异常缓慢。
至于居民和企业部门，由于之前向金融机构借入的贷款规模庞大，加上房市下滑导致的不景气环境，获得的收益和利润大幅减少，他们不得不优先考虑提前还债，用所有现金流维护信用，以防止金融机构进行资产重评和信用额度下调甚至取消。
这导致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向主要是偿还债务，而科技研发和运营成本的投入几乎枯竭，这正是日本错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红利、进而「失去30年」的根本原因。
以上是日本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其在全球化体系中错失了长达三十年的发展机会。
然而，仅凭内部问题是不足以导致这一结果的。
也就是说，除了内部因素外，还有包括政治在内的外部因素起作用。
02
上世纪80年代是罗纳德·里根主持美国白宫时期，他提出了一种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力的里根主义思想，为现代全球化体系奠定了基础。
里根任满八年后，由老布什接替时，两党对全球化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
日本在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后采取的供应链自给自足政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里根时期对日本等海外地区的开放和优惠政策。
但老布什上台后，由于民主党在国会和司法上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对外贸易政策。
因此，他与日本等国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缓解美国对海外地区的贸易逆差。
这一政策变动延续至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意识到老布什执政时的对外硬策略使美国受损，随后虽对海外政策稍作缓和，但并未改变基本方针和行动路线，仍采取对外压制措施。
特别是对日本，即使广场协议的负面影响已实质解除，仍不断改善对日贸易逆差，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但行动的合理性和对外宣传口径上，已将对日贸易逆差的改善从打压转为竞争。
那时的美国对日贸易政策，是不是让你感觉似曾相识？
没错，这正是现今美国对我国经贸政策的策略。
总体来看，美国对待日本的政策与现在的做法大致相同，从局部打压升级至全面竞争，利用多年累积的制度、科研、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对潜在竞争者采取预警、及时行动、精确打压、利益置换和战略沟通等策略，这是大洋彼岸作为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领导者的宝贵经验。
对苏联的态度则体现了不同系统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对抗与对日本或中国的策略截然不同。
而百年前英美的地位互换，则是典型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其中包括欧洲大陆国家的无知傲慢以及英美在文化和社会观念上的密切联系，与日美或中美的竞争态势不同。
03
回顾1992-1999年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及经济策略主要是遏制潜在或现实的最大竞争对手，如高端制造业的半导体产业，美国将有效产能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
对于中低端制造业，美国并未转移产能，反而对日本开放市场，允许其汽车制造和电子消费产品等行业进入美国市场。
这样既维持了实质的政治盟友关系，又与之形成重叠型贸易属性，同时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最终成为赢家。
如今美国对我国采取了类似的竞争性操作手段，这是其在全球化后冷战时期发展出的宝贵经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民主党的奥巴马继续推动经贸全球化体系利益，但2016年两党在全球化体系的利益分配上产生了分歧。
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以代表美国本土白人工薪阶级利益为名，推出「特朗普主义」，并于2017年成功当选总统，从而改变了全球化体系的方向，引发逆全球化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孤立主义策略。
此后，全球化秩序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特朗普以敌对态度对中国实施一系列政策，包括经贸摩擦、科技围堵和金融竞争。
直到2021年，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上台，其对华政策从特朗普时期的「敌对」转向与对日本相似的竞争对手态势：
保持对华出口商品的高关税；
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科学法案】，遏制中国的主要资产价格，提高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成本；
对中国的高科技优势产业实施精确打压，通过高关税形成不对称竞争；
并且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加强两国之间的风险管理，利用其优势与竞争对手进行不对称竞争，确保最终胜利。
如果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由民主党的哈里斯获胜，那么我们与大洋彼岸的综合较量可能与当年美日之间的竞争类似，最终可能导致东亚国家以「失去了N年」为代价，成为挑战全球化体系主导者而失败的一个例子。
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当今中国的惊人相似之处。
写在最后
对此，我想说的是：或许大洋彼岸从未衰落过，我们和当年的日本只是作为幸存者偏差的见证者，误将过往的高速发展视为足以挑战全球主导者的勇气。但在接下来的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一再陷入现代化的发展陷阱，难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