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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战胜负已分,美元降息成焦点:中国经济复苏将面临新挑战

2024-10-17财经

自美联储采取激进策略,将接近零的联邦基金利率急剧提升至5.5%区间,此举标志着历史上加息速度最快、幅度最大的转折点。

国内专家普遍共识,此番美元加息是大国竞争迈入金融战阶段的重要标志。

此前,大国间的竞争经历了贸易摩擦、科技封锁及资产打压,从经贸战、科技战逐步升级至金融战层面。

尽管竞争持续升级,全面紧张,但双方采取的战术并未走向零和博弈的极端,始终保留了谈判的空间,虽有浓重的对抗氛围,却未表现出彻底消灭对方的意图。

然而,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方对我方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升级,使得大国间的博弈逐渐陷入零和对抗的困境,难以自拔。

接下来,我将首先回顾这六年来大国博弈的各项「战役」,分析对方博弈手段如何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因素;

其次,重点剖析以美元加息周期为核心的金融战,通过客观事实与数理逻辑推导出胜负已分的结论,并从现象与本质两个层面深入探讨胜负归属;

最后,揭示大国博弈即将迎来经济层面的最终对决,全面探讨即将到来的美元降息对我国经济复苏可能产生的遏制作用及其负面影响。

01
自2018年起,对方与我国产生了经贸摩擦。

当时,对方最高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指出,我国长期对其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严重损害了其对外贸易利益,因此发起了针对我国多项出口商品的关税调查。

随着我国生产供给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间,我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不仅对美国出口增加,我国的商品制造及产能输出已能满足全球需求。

然而,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对全球经贸一体化体系采取了瓦解性的举措:

首先与我国在经济上实质性脱钩,其次频繁「退群」,包括无视北约防卫协定,对盟友实行利益优先政策,不顾及由民主价值观构建的盟友体系,甚至对传统盟友欧洲也发动贸易制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总体而言,当时所有与美国本土工人阶级利益相悖的对外政策都进行了调整。

这些举措不仅严重动摇了美国在全球的信用基础,还威胁到了美元霸权的稳定,使全球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愈发悲观。

随后,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发动了芯片断供制裁,将芯片技术作为科技封锁的首要战略手段。

以芯片断供为标志,我国与对方的地缘政治博弈从经贸摩擦正式升级至科技领域的全面较量。

2019年至疫情前,随着我国南部某城市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美西方势力对我国主要大类资产和核心资产进行了全面打压,包括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和港交所上市的内地公司,其股票资产均大幅缩水。

这一现象持续至今,海外中概股及港股资产与2019年前相比,不仅未好转,反而持续探底。

同年三季度,特朗普政府正式对我国出口的数百种工业品和消费类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提高10%-30%。

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国际制造供应链和经贸合作体系中断,各国意识到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纷纷将供应链安全置于经济发展效率之前,加速了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的瓦解。

尽管疫情持续三年,但我国在2020年初成功控制疫情,2021年对外贸易全球市场份额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当我国以为这一态势将持续时,2022年海外大部分地区放开疫情管控,全球制造供应链逐渐恢复活力,国际贸易合作体系形成新趋势。

而我国却与海外疫情形势背道而驰,全国各地加强防疫措施,特别是上海封城两个多月,直接或间接导致经济损失巨大,也加大了我国重新融入国际经贸合作体系的难度。

反观对方,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台后,首先推出了4.5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计划,用于修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

其次,于2021年下半年开始美元加息,吸引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随后,修复了上一届政府导致的全球化秩序和盟友体系分裂的状况,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加强与北约、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的全方位合作。

接着,创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积极拉拢东南亚、印度、墨西哥、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实行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政策,并推出【通胀削减方案】和【科技与芯片法案】,以应对大国博弈的新形势,旨在对抗我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化布局。

再者,对方对我国展开了新的科技封锁战略,加大力度重塑全球经贸及地缘格局,包括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全球制造供应链及国际经贸合作体系等。

对方博弈手段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冲击因素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四点:

第一,长期巨额贸易顺差或逆差导致双方经贸发展失衡,任何再平衡策略都具有合理性,如逆差方对顺差方发动贸易摩擦。

第二,作为全球化秩序的主导者,对方注重体系内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和权力贴现的最大化。

而我国作为深度参与者和主要建设者,在全球化体系内的权责不对等,导致我国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损害了体系内利益分配的公正性。

第三,大国间在现代化体制管理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触发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第四,大国间在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上存在分歧,如资源禀赋特征的非对称竞争和主权力量干预全球化市场主体的行为。

02
本轮以美元加息周期为核心的金融战实则胜负已分:

美元加息促使资金回流美国,助推新兴产业商业化成功,而降息则开启相关产业商业化在全球的普及;

我国大类资产长期受打压,主权货币汇率通过消耗外汇储备、打击做多国债势力和限制售汇等措施保持稳定。

从现象上看,美股和美房价格上涨,民间主要资产增值,非农就业率增长,核心通胀率降至3%以下,尽管美债发行量持续上涨,但收益率下降,使得实际市场利率低于联邦基金利率,带动核心优质资产投资增加;

而中股、中房表现不佳,债券市场投资标的匮乏,银行购置主权债券后经营风险增加,货币流通量、个人住房贷款增量等反映民间经济活力的数据持续恶化。

城投债、房企债、政府一般债和专项债、定向量化宽松的信贷扩张债等导致社会三大部门债务高企。

社会面通货紧缩,广义货币供应量创历史新高,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带动贷款利率下行,国债收益率上涨,导致社会各类理财项目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各类资产缩水,社会三大部门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从本质上看,由于此前大国间已展开经贸博弈,美元加息并未对我国经济造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有人认为我国主动对楼市去泡沫是为应对美元加息可能引发的楼市泡沫危机,实则不然。

在此,我需反驳并纠正这一观点:

第一,我国楼市本身面临资产泡沫膨胀的风险,如房企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和地方城投平台债务危机。

第二,房地产市场波动引发经济周期变更,全社会各部门债务偿付压力随周期性萧条而增加,这是经济规律下的均值回归现象。

第三,由于资本管制,美元加息无法拉爆我国楼市泡沫。

反而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国降息降准导致利率长期下行,助推楼市资产价值缩水。

03
如今,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美元降息这一「黑天鹅」事件可能对我国经济复苏产生遏制作用和负面影响。

我认为,足以产生遏制作用和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美国经济衰退或美元降息对我国经济并无好处,反而可能对我国海外产业资本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如对方利用美元流动性对我国海外资产进行收购、兼并等商业竞争行为,而我国因过度国债融资和产业开发导致资金实力不足,面临极大风险。

第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预测在十年到二十年内,大国博弈对新型全球化格局的重塑趋势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更加激烈。

即对方将持续施压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即使美元降息,其全球投资布局的资金也不会流入我国,壮大我国资产价值,因为对方近年来对海外美元流动性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包括跨国企业统一征税、加强海外公民资产税收、收紧华人移民政策和加强境内外资产进出管理等措施。

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内,对方必将持续打压我国境内大类资产,并遏制其资金在我国投资布局。

第三,美元降息常态化可能导致我国主权货币过快升值或长期处于升值区间,不利于进出口贸易行业发展。

作为世界工厂,我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仍是中低端制造和对外贸易行业,特别是向全球最具活力的大宗商品消费市场和日常消费品需求市场出口大量工业品和消费品,产生巨额贸易顺差,成为行业从业者的经营利润和外汇储备来源。

而美元降息常态化将使我国出口商品在海外逐渐丧失竞争力,且随着欧美对我国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太阳能板等领域征收高额关税,我国主权货币长期升值有损出口贸易行业的创汇能力,还会使对方兴起的新型科技革命无法在我国普及,错失新一轮海外技术涌入红利。

请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千禧年初的日本便是如此,错失了互联网技术发展红利。

第四,据高盛等海外投行预测,目前我国出口制造企业在海外滞留的未结汇资金高达6000亿美元。一旦美元降息潮到来,预计将有近1000亿至2000亿美元未结汇资金通过结汇流入国内。

相应地,央行需准备近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进行售汇。这虽对主权货币升值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消耗了外汇储备。

由于目前国内正闹着投资标的荒,原先作为主权货币最大类资产的商品房价格于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下行的态势,而其他的社会资源和产业经营利润又被公有制主体所占据,使得资本市场的交易主体基数不够多,即无法产生足够多的交易利润以降低市场内的维护成本、抵消翻越制度壁垒所产生的费用, 导致这批结汇后的资金只能前往债券市场,购买具有最高主权信用的一般国债或特别国债。

当前,我国存款利率已迈入「1」时代,相应地,贷款利率也步入了「2」时代。在此背景下,市场上大量资金涌入国债市场,此举不仅会抬升国债收益率,致使国债价格长期承压下行,进而拉低全社会各类利率水平,还会加剧投资领域的「资产荒」现象,导致国内各类理财产品收益率普遍下滑,银行机构的净息差持续收窄,甚至面临转为负值的困境。

企业部门的经营利润显著减少,而居民部门则面临工薪、资产及社保三大收入来源的全面下滑,这不仅恶化了全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预期,还放大了金融供给端的风险,并加剧了宏观经济各部门,即社会三大部门的偿债负担,使得社会需求持续低迷。

即便假设未来这笔资金未流向国债市场,而是转向实体经济,鉴于我国当前的产业发展状况,也极易引发各行业的过度开发,加速资产折旧,最终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的尴尬局面。

结语

总而言之,上一轮大国间的金融博弈随着美元即将降息而暂时落幕。

总体而言,在此轮博弈中,对方占据较多优势,而我国则多处于战略防守地位。

展望未来,大国在经济领域的博弈将迎来最终对决,美元降息或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全面复苏构成严峻挑战。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这场大国博弈的终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