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的民间少儿教育机构。正如【学记】所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私塾按教学形式来说，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设立家馆，专教自已子弟与亲友子弟；一是由一村一族集资延请教师教其子弟；一是塾师在自己家中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就近招收学童就读。
私塾按教学内容来说，又分为蒙馆与经馆。蒙馆，为启蒙性质的教学，大都招收儿童，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启蒙教材，进行识字教育；经馆，大多招收青少年，以读讲儒家经典，写作诗文为主，主要以四书五经为教材，兼以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尺牍等，教学生联句，做诗，对对，填词等。自然，在农村，由于学生数量少，年龄参差不齐，也有进行一揽子教育的，既点读，也开讲作文。
而塾师自已设馆教学称为「坐馆」，受聘于人教学称为「处馆」，托人找教书的地方称「寻馆」，举荐他人教书称「荐馆」，如果不愿意教则称「辞馆」。
大桥镇作为江都四大镇之一，历来重文崇教，因此，私塾教育遍布集镇与乡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0多家。
其中，在大桥镇区的塾师有：袁保禄，孙香谷，马爱如，陈乐天，周锦堂，王次周，李未庭，徐守，寂光，周季豪，何亮成，谢小庵，张荫南，袁伯生，朱子雅，袁锡仙，箫桂，陈康甫，高彤书，顾瑞源，袁俪农，袁锦波，熙年，贾鲁，魏楚桥，顾聘三，袁叔章，周子同等。
在大桥周边乡村的塾师有：顾塘的孙光照，新塘的孙光羊，徐守监，蔡国仁，杨墅的孙光华，孙于堂，孙剑红，蔡兴的孙树木，张绍芝，孙仲和，三义的戴更生，卞凤池，卞周文，常子江，孙耀庭，孙以瑞，马场的窦有州，朱德义，卞周金，王家祠堂的王栋，孙家祠堂的孙志南等。
家塾塾师的任教期大抵为一年。春季开馆，岁末收书，期满续聘，解聘或辞职，各听其便。塾师的报酬在农村大多以粮食计算，如黄豆几斗乃至一石有余。如系外地聘来的塾师，则由学生家长轮流供膳，校舍一般是利用学生家庭多余的房屋或借用庙宇祠堂。课桌凳由学生自带。也有塾师自设私塾的，则向学生收交一定学费（束修）。
私塾塾师大抵是秀才出身，都有相当的古文功底，其中也不乏有名望者。如袁保禄，朱子雅，袁锡山，孙香谷等人。袁保禄曾教过胡笔江先生，胡笔江获益匪浅。胡发迹后，为了敬谢师恩，专门在大桥镇南购买地基，为其建三进房屋相赠。孙香谷知识渊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因人，因时，因需而异，其开设的家塾遐迩闻名，慕名而来求学者甚多。四乡学子，日行十数里走读者有之，要求住宿者有之，投亲靠友或租房求读者有之，一时济济一堂，多达百人。他培养的学生中，纪子仙，李静，孙寿芝后来都当上了省立扬州中学，扬州市平民中学，扬州市新华中学的校长，而周绍成，袁佩青等人，则成了国民党的高官。
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从江南挺进大桥以后，对私塾釆取了「积极改良，逐渐转化」的方针，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课程设置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教育引导塾师们逐步停授旧教材，启用新教材，以适应时代的进步。尤其是党的邗东师训班及江都简师，通过考试更吸收了不少塾师为教师。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民办小学的兴起，大多塾师也就逐渐转为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了。（朱毓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