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内府刻书作为明代朝廷政治、仪礼典制的物质载体和传播途径，与明代皇权紧紧捆绑在一起。文章在探讨明代内府刻书目的与内容的基础上，梳理了其流通方式与收藏价值，认为明代内府刻书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刊刻精美，传本稀少，其收藏价值也日益引起收藏家的重视。
明代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个汉家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专制主义皇权和中央集权均空前强化，反映在刻书事业上，就是明代内府刻书的诞生与兴盛。
明代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图书在传递官方意识形态和信息中的重要作用，一改中央政府出版物由国子监刊刻的惯例，将重要的图书改由内府直接负责刊印，直至明代最后一代皇帝崇祯，伴随明代国祚近三百年绵延不绝，数代不替，这就是明代的内府刻书。
一、明代内府书的主要目的与内容
明代内府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与明代朝廷政治密切相关，决定了内府刻书的内容与其他类型的刻书有着明显的区别，所刻之书都有着明显的政治功用。
（一）加强思想控制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努力把天下士子统一到程朱理学上来，并以科举考试作为重要手段来实施这一思想。明成祖即位以后，继承了太祖的文治思想，继续不遗余力地表彰程朱理学。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命人编纂【五经大全】（图1）、【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书】。关于「三大全」的编纂目的，明成祖在【御制性理大全书】中说得特别明白，就是为了「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皞之治」。三大全的颁布，意味着程朱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被正式确定下来。正统十二年（1447），英宗再次敕命司礼监刊刻【五经】【四书】，也是以程朱理学作为去取标准的。
图1 永乐十三年（1415）内府刻本【周易传义大全】
当然，除了按照本朝思想价值重新编纂图书之外，对于那些前朝已经形成的透射着程朱理学思想的图书，内府刻书也予以刊刻。如宋代大儒真德秀著有【大学衍义】（图2）一书，此书内容首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次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纲，各系以目。嘉靖六年（1527）内府刊刻此书，世宗亲自为制作序，并在序尾钤以「钦文之玺」朱文方印，以示皇帝重文兴教之意。
图2 嘉靖六年（1527）内府刻本【大学衍义】
除了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利用宗教来钳制人们的思想也是明代实施文化专制的手段之一。明代统治者不但自身崇佛信道，还大力推行宗教意识，借助鬼神之说来震慑人民，「使人知畏」「不敢妄为」，以绝对服从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所以明代内府还刊刻了大量的佛经、道经，如洪武初年刊刻的【洪武南藏】，永乐年间次第刊刻的【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正统年间刊刻的【道藏】和万历年间刊刻的【续道藏】等。
（二）构建国家统治秩序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礼与法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礼使人知所持守，封建礼制代表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秩序与规范，它既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的理论基础，又是统治阶级制驭万民的有力工具；而统治阶级所制定的严刑酷法又使臣民有所畏惧。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礼制与法律的建设与维护。
明代的礼制与法律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时期形成的。朱元璋吸取元代灭亡的教训，认为制度的缺失是造成元代政治上大权旁落，社会伦理崩溃，最终导致灭亡的根本原因；并认为礼制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
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
在朱元璋看来，正是由于元统治者抛弃了汉族文化，以夷变夏，导致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失范。因此，尚处于吴王时期的朱元璋就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的口号，开始了「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的统治秩序构建活动。吴王元年十月，命中书省定【律令】，并于洪武元年正月正式颁行，在中国刻书史上首开内府刻书之风。明政权正式建立之后，朱元璋本着「礼本刑辅，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着手构建朱明王朝这座封建大机器的运转机制：一方面命令礼官纂修了关乎国家运行机制的整体礼制【大明集礼】（图3）以及其他政治生活相关的具体礼仪，如【军礼】【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礼】【官员亲属冠服之制】【官民相见礼】【乡饮酒礼】等；另一方面敕命刑部修纂了【大明律】三十卷，并亲自撰写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一系列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书籍。这些国家礼制与法律相关的书籍均由内府初刻，颁赐天下，构建起了明代基本的国家礼法制度。
朱元璋不但善于兴兵打仗，治理国家也是一把好手。在整个洪武时期，朱元璋按照皇帝一人自操权柄、不使皇权下移的专制原则，不断调试国家行政机制，在外廷管理上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在内府机构上则不断更定宫官设置，建立起内府各监局各有职掌，不相统摄，互不侵轧的内府衙门。朱元璋还非常注重以制度的形式将他所创立的政治体制固定下来，洪武二十五年（1392），命儒臣编制了【大明官制】一书。次年，又因「诸司职有崇卑，政有大小，无方册以著成法，恐后之莅官者罔知职任政事施设之详」，命儒臣依【唐六典】之制，将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分任职务纂成【诸司职掌】，从而基本确定了明代的国家行政机制。
图3 嘉靖九年（1530）内府刻本【大明集礼】
（三）实施思想教化
明代统治者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经验与教训，积极利用史书在统治阶级中的皇室人员、文武朝臣、诸藩王公等各个层面开展思想教育。
比如，后宫干政问题曾经是困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顽疾，即便是多位有作为的皇帝的汉唐王朝亦不能幸免。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在本朝出现，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专门命翰林儒臣修纂【女戒】一书，并对学士朱升说：
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之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政权刚一建立，就命人专门编纂针对性极强的后宫教材，使其知所持守，充分显示了朱元璋的治国思想和政治智慧。
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更是刺激了他对身边大臣的不信任。为了使其他朝臣警钟长鸣，朱元璋采取了教育为主的办法。于此，【明太祖实录】载之甚详：
【臣戒录】成。时胡惟庸谋叛事觉，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则恃恩，肆为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当不可教戒。乃因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
整个洪武一朝，这类明确用于教育朝臣的书籍纂修数量巨大，除了上面提到的【女戒】【臣戒录】之外，尚有【昭示奸党录】【清教录】【逆臣录】【永鉴录】【纪非录】【相鉴】等30余种，这些书编成后大部分由内府刊刻，颁赐群臣，以便他们日常学习之用。
在后继的明代皇帝中，采掇史事、实施思想教化的做法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如明宣宗在继位当年，就命儒臣编纂了【历代臣鉴】一书（图4），凡三十七卷，分为上下两部分：卷一至二十九「善可为法」，自列国郑子产始，至元代张养浩、余阙止；卷三十至三十七「恶可为戒」，自汉代田蚡始，至元代孛罗帖木儿止。
图4 宣德元年（1426）内府刻本【历代臣鉴】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之后，代宗继位，年号景泰。景泰帝鉴于前朝宦官之害，欲效仿历代贤君图志，亲自编撰了【历代君鉴】（图5），此书体例与宣德年间所编【历代臣鉴】完全一致，分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上下两部分，共五十卷。
因通鉴类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实用价值，明代历代帝王均对这类图书十分看重，不但自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命人将其作为教材在经筵进讲，而且在国家政权遇到危机时往往能够想到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借鉴。如「土木堡之变」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社会现实与南宋时期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从宋元历史中汲取教训，景帝于景泰六年（1455）下令纂修【宋元通鉴纲目】。英宗复辟后，此书一度停修，宪宗即位后又开始复修此书，并更名为【续资治通鉴纲目】。此书于成化十二年（1476）由内府刊布。
在已知的明代内府刻书当中，编年体史书所占比重仅次于政书类，多达15种，比较常见的有【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集览】【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少微通鉴节要（附外纪）】【少微通鉴节要续编】等，几乎涵盖了宋元以来主要的通鉴类史书。
图5 景泰四年（1453）内府刻本【历代君鉴】
（四）服务宫廷用度
作为皇家的刻书，满足宫廷内部对图书的需求是内府刻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首先，内府刻书是皇室成员接受教育所用图书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古代，皇室成员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也会主动接受教育，其方式主要有「经筵」「日讲」两种。据【大明会典】记载，明初「经筵」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正统初，始著为常仪，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也就是说，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是翰林院儒臣为皇帝进讲之日。所谓「日讲」，即每日讲读，在经筵之外的时日进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万历年间内府刻本【书经直解】，【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乃万历初张居正「进讲之作，时神宗幼冲，故译以常言，取其易解」。关于内府司礼监负责刊刻皇帝经筵进讲用书，【明实录】中也有相关记载：
（万历九年十二月）甲寅，辅臣张居正等以年终将讲过经书、通鉴讲章缮本进呈。仍乞发下司礼监，接续刊行。
可见，在万历时期由司礼监在年终负责刊刻上一年度皇帝经筵用过的教材，已经成为惯例。
其次，皇室人员的生活用书也是内府刻书的重要内容。在明代内府刻书中有一些与生活用度密切相关的书籍，如生活类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医学养生类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医要集览】【养正图解】，这类书应该是供皇室人员日常生活所用的书籍。尤其是上海图书馆所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图6），在墨色刷印的基础上，书中插图均用矿物质颜料上色，所用材料与明代内府彩绘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清代内府彩绘本【庆赏升平】相类似，当系明代宫廷御览图书。
图6 万历十五年（1587）内府刻本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再次，服务宫廷内侍人员教育。明初，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于内侍人员管教甚严。但是随着皇帝对于内侍人员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强，仅仅粗通文墨已经不能满足皇帝对他们的政治依赖。于是，宣德时期在宫廷内部设置了专门培养小太监的内书堂。【酌中志】对此有较详细的记录：
祖宗设内书堂，原欲于此陶铸真才，冀得实用。按【古文真宝】【古文精粹】二书皆出于老学究所选。累臣欲求大方于明白上水头古文选为入门，再将宏肆上水头古文选为极则，起自【檀弓】【左】【国】【史】【汉】、诸子，共什七八；唐、宋什二三，为一种。再将洪武以来程墨垂世之稿，亦选出一半为入门，一半为极则，亦为一种。四者同成二帙，以范后之内臣。奏知圣主，发司礼监刊行，用示永久。不知上天肯假之岁月，令其遂志否也。皇城中内相学问，读【四书】【书经】【诗经】，看【性理】【通鉴节要】【千家诗】【唐贤三体诗】，习书柬活套，习作对联，再加以【古文真宝】【古文精粹】，尽之矣。十分聪明有志者，看【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圣学心法】【纲目】，尽之矣。【说苑】【新序】，亦间及之。【五经大全】【文献通考】，涉猎者亦寡也。此皆内府有板之书也。先年有读【等韵】【海篇】部头，以便捡查难字。凡有不知典故难字，必自己搜查，不惮疲苦。其后，多鲁莽粗浮、懒于讲究，盖缘心气骄满，勉强拱高，而无虚己受善之风也。【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也。
可见，明代内府确实刊刻了一些供宫内太监读书识字、学习文化所用的蒙学读物，这类读物并不是内府刻书的主流，大概仅用于内廷，并不颁发，所以流传下来的极少。
二、明代内府本的传播
图书只有流通才能发挥其效用。为了借助图书这一载体将思想意识和治国理念推行出去，明代统治者以各种方式干预内府刻书的流通与传播。这种干预，正常情况下是借助行政力量推动内府刻书的发行工作，但也有极少数情况下会召回或者禁毁已经刻好的图书。
（一）内府刻书的正常流通
明代的内府刻书，根据统治者刻书的目的不同，其流通范围也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五种：
第一，颁赐全国。明代内府刻书是明代统治者向全国传达国家政令、思想意识的重要手段，因此，凡是涉及需要向社会全面传播的内容，这些图书往往会在皇帝的敕命下颁往全国。如前面提到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等。在一些地方志书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与明中央政府颁书相对应的线索，【（弘治）偃师县志】卷一载：
国朝颁降官书……【周易大全】【书传大全】【诗传大全】【礼记大全】【春秋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
【（正德）建昌府志】卷八载：
颁降书二十三……【周易大全】【书传大全】【诗传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四书大全】【大明一统志】【性理大全】。
【（嘉靖）莱芜县志】卷五【政教志】载该地官学藏书情况云：
永乐十五年颁书于学。【周易大全】【书经大全】【诗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各一部。
可见，内府刊刻的这类图书通过颁赏的形式深入到了全国各州县的官学之中，成为士子们学习的官颁教材，而且颁赏力度很大。正因为此，我们今天看到存世明代内府刻本中，【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等仍然在全国各地图书馆有多家收藏。
除了儒家经典之外，同时以国家强制力量推行到全国的还有明代历朝所刊刻的法律书籍及典章制度相关的图书。通过李晋华【明代敕纂书考】一书，我们可以看到类似被「颁行天下」「颁赐中外」「申布中外」的书籍还有不少，如【大明集礼】【臣戒录】【大诰武臣】等。
第二，颁赐朝臣。在内府刻书中，有些图书被编纂刊刻就是为了朝臣鉴戒所用的，这类书籍刊成之后自然会颁给各部臣僚。如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朱瞻基亲自编纂的【历代臣鉴】与【外戚事鉴】两书，就是专门针对朝中文武官员和外戚所作的。除了这些比较有针对性的书籍之外，有时皇帝为了表示对朝臣的嘉奖，也会以内府刻印的其他书籍作为礼品赠送，如嘉靖七年（1528）「吏部左侍郎董玘、右侍郎徐缙、礼部左侍郎李时、翰林院学士顾鼎臣、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谢丕、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璧奏乞内府书籍。上赐玘等六员各【四书】【书传大全】一部，加赐时、鼎臣、丕、璧各【文献通考】（图7）一部。」嘉靖七年十二月己丑，又「赐礼部尚书方献夫【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各一部」。
图7 嘉靖三年（1524）内府刻本【文献通考】
第三，颁赐太子及内侍人员。在家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太子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关乎到王位继承和整个国家的未来，故有「国本」之称。在这种情况下，太子的教育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涉及未来国君执政能力高下的关键。自太祖朱元璋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尚处于元末战争中的朱元璋就开始重视起了对接班人的教育，并专门修纂了【公子书】【务农技艺商贾书】两部专门的教材，供公卿子弟学习之用。提倡「忠君」「孝亲」思想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这类程朱理学书籍同样也符合宫廷教育的需要，所以在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性理大全书】刊印完成后，立即「遣人赉赐皇太子」。整个明代，有多次以内府刻书颁赐太子的记载，如【历代名臣奏议】「书成，并命刊印以赐皇太子皇太孙及大臣等」。永乐十五年，赐皇太子【务本之训】。洪熙元年（1425）四月，赐皇太子图书。
如前所述，为了培养宫内太监，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以便更好地为皇帝服务，明代还会对初学识字的宫内太监颁赐一些蒙学读物。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书堂读书」条云：「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
第四，颁赐藩王。明太祖朱元璋效仿汉代的做法，实行封藩制，希望通过自己的皇子皇孙封藩到各地，来拱卫大明王朝，确保国家政权永远掌握在朱姓手中。同时，为了防止各地藩王拥兵自重，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通过颁赐图书，以警戒之。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以后，对各地藩王的戒备更甚，为了使各地藩王游心经史，不事武功，常有向各地藩王颁赐图书之举。据曹之考订，曾得到皇帝赐书的各地藩王有沈府、代府、晋府、辽府、韩府、岷府、襄府、鲁府、徽府、楚府、蜀府、淮府、周府、宁府、赵府、唐府、伊府、靖江府、益府等19家，所涉猎的图书有【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四书集注】【五经集注】【昭鉴录】【永鉴录】【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图8）、【孝慈录】【皇明祖训】【资治通鉴纲目】等各类经史图籍。
图8 永乐十七年（1419）内府刻本【为善阴骘】
第五，颁赐藩属国。除上述用途之外，明代内府刻书的另外一个流布方向是海外传播。由于国力强盛，文化发达，明代周边很多国家都番属中国，并长期保持向中国的朝贡关系。明代内府刻书经常作为藩属国进贡的回礼，被明代皇帝颁赐给周边各国。如洪武二年至洪武七年（1369～1374），先后有朝鲜、安南、琐里、中山等国前来进贡，明太祖赐以【大统历】【五经】【四书】【通鉴】等书。洪武二年（1369），太祖遣使至爪哇，以【大统厉】赐。四年（1371），又派僧人祖阐、克勤出使日本，仍赐以【大统历】。宣德元年，遣使以【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赐朝鲜国王李裪。
（二）内府刻书的召回与禁毁
内府刻书作为皇帝敕命刊刻的图书，正常情况下是要广颁天下的，虽然会因为书的内容不同，颁发的范围会有所不同，但一般不会遭到全面禁毁。但也确实有极少数图书，因朝廷政治动荡而遭到召回与禁毁，流传极罕。景泰年间修纂刊刻的【寰宇通志】便是一例。
景泰年间，社会总体处于稳定和平时期，国力昌盛，且此时距离明朝建国已有八十年之久，天下府州郡县有改置，有新建，明初所修几部志书均属草创，与当下情形已多不符，于是代宗决定依【元一统志】之体例，以【元和郡县志】【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为蓝本，重新纂修一部地理总志。景泰七年（1456）五月书成，凡一百十九卷，名曰【寰宇通志】。景泰七年五月初九日陈循等具表上奏，景泰七年五月十五日代宗亲为之序。这个时间节点，意味着陈循等人完成了皇帝交付的编纂任务，且经景泰帝御览后得到了最终认可，可以付梓但尚未雕版刷印。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地理总志，其雕版、刷印、装帧，即便是在人力、物力均非常充分的皇室，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不巧的是，景泰八年（1457）正月，代宗病重，英宗复辟，而此时距离【寰宇通志】修好、锓版仅仅七个月时间。
英宗复辟后，深忌其弟人以书传，留下修志美誉，遂于天顺二年（1458）以该书「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由，下令禁毁，诏李贤、彭时等重新编修，三年后书成，赐名【大明一统志】。故【实录】云：「【寰宇通志】未曾颁降。」明代学者叶盛【水东日记】亦云:「此书印装已备，方欲下颁，适天顺改元，遂已。」
通过对历代藏书目录和海内外藏书机构藏书情况的稽考，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寰宇通志】在明代景泰间刷印、装帧完毕后，其实是有小范围颁行的，不过应该很快就被英宗召回了，而并非【明实录】所云「未曾颁降」。因此，除了个别藏书家之外，明代大多数学者并不了解此书。进入清朝之后，此书才逐渐得到藏书家的重视，不过传本太过罕见，清代学者对它的了解基本停留在「只闻其名」的状态。民国时期，【寰宇通志】被收入【玄览堂丛书】，近年来又被【中华再造善本】收入，才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
三、明代内府本的收藏价值
明代内府刻书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与明代朝廷政治、典章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因版刻精美、装帧考究，是历代刻书中的精品，但是事实上却一直不太受人重视。
（一）清代以来藏书家对待明内府刻本的态度
清代是我国藏书史上的巅峰时期，宋元旧刻比之今日尚多，加上清人一向以为明人学术空疏，有「明人不知刻书」的判断，所以清代的藏书家大都将精力放在对宋元刻本的追逐上。明代内府刻书往往被视为太监刻书，境况遭遇更加尴尬，鲜有清代藏书家将明内府刻本作为专门收藏对象的，甚至连替明内府刻书说几句好话的都寥寥无几。值得欣慰的是，清代宫廷藏书目录，却对明代内府刻书评价颇高，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认为明内府刻书「版行宽大，橅印颇精，嘉慧艺林，亦盛典也」。
藏书家开始关注明内府刻书则是在清代末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钱塘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丁氏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中不但著录了十余种明内府刻本，且对其有较高的评价，认为内府刻本「纸墨光洁」，「版印宽大，装潢精致，犹胜国之遗」。
（二）民国期间藏书家对明代内府刻本的态度
民国期间，藏书家开始对明代内府刻本给予重视。如梁之相即藏有明内府刻本【文献通考】2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各1部，且于所藏诸书皆作一题跋，详述其著者、行款、卷第，并盛赞其「刻印精良，纸洁墨润，洵推明刻善本」。著名藏书家张钧衡的适园藏书中有明内府刻本【周易传义】【续资治通鉴纲目】【通鉴博论】，其子张乃熊藏有【古今列女传】【贞观政要】【大明一统志】【饮膳正要】（图9）。另外，徐乃昌积学斋、丁福保诂林精舍、南宫邢之襄也都有明代内府刻本的收藏。
图 9 嘉靖三年（1524）内府刻本【饮膳正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此间，收藏明代内府刻本最多的当属刘承幹的嘉业堂和陈群的泽存书库。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晚号嘉业老人，生于光绪七年（1881）。其藏书有四大特色，曰宋元古本、曰稿抄本、曰明刊本、曰方志。在刘氏所藏明刊本中，尤以明代政治、经济、边防相关的图书和明人别集为重点，故刘氏于内府刻本收藏颇富，笔者所知就有【周易传义】【书集传】【书传大全】【书经直解】【诗集传】【诗传大全】【礼记集说】【礼记集说大全】【春秋传】【春秋集传大全】【四书集注】【小四书】【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集览】【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历代通鉴纂要】【贞观政要】【历代臣鉴】【大明一统志】【文献通考】【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明伦大典】【历代名臣奏议】【通鉴博论】【大学衍义】【圣学心法】【孝顺事实】【性理大全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等三十余种。刘氏，当为民国时期收藏明代内府刻本首屈一指者。
抗战期间，陈群官居汪伪政权内政部长后，大举搜罗古籍善本，其藏书地曰泽存书库。陈氏藏书中有明内府刻本【周易传义】【周易传义大全】【尚书】【书集传】【书传大全】【诗集传】【春秋集传大全】【四书集注大全】【大明一统志】【大礼纂要】【通鉴博论】【对类】等，为当时明内府刻本收藏之又一大家。
（三）当下古籍藏家对明内府刻本的态度
新中国建立以来，古籍善本大多以各种渠道流向公藏，民间藏书家手中的古籍善本日益稀少，且大多藏家不愿将个人所藏公之于众，所以很难看到当下藏书家的藏书目录问世。对于当前藏书家对明代内府刻本的态度，我们可以从近几年来古籍善本的主要流通方式――古籍拍卖来窥其一斑。
笔者据【中国古旧书刊拍卖目录】、【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及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拍卖联盟收集了1999年～2022年前后24年间明内府刻本的上拍情况，并计算出其单册成交均价，如图表(图10)所示。通过上表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明代内府刻本在古籍善本收藏中的地位逐渐升温，但价格仍不稳定，说明藏家对于明代内府刻本的兴趣在不断增加，但是对明代内府本的了解仍没有受到藏书家广泛认可。
图10 1999 年～ 2022 年明内府刻本平均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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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当今社会私人手中宋元刻本日益稀缺的情况下，众多藏家将收藏的重点转向了明刻本。内府刻本因其版式、装帧和印刷水平远远高于同时期其他类型刻本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藏家重视。在这种现实需求引导下，一些较为专业的拍卖公司开始在某场拍卖会中专门组织内府刻本专题，如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25件内府刻本组成一个小专题，于2005年9月18日上午在国家图书馆分馆举办了拍卖会，本组主题虽为内府刻本，其实是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主，成交记录中仅有一部明代内府刻本，为正统十二年（1447）司礼监所刻【五经】之一【礼记集说】十六卷8册。时隔两年后，德宝公司再次在春季拍卖会中将明清两朝御制、内府刻书列为第一专题进行拍卖。在这次拍卖会上出现并成交的明代内府刻本有【历代名臣奏议】残卷以及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小学集注】（图11）。类似内府刻本专题的组织与实施，说明当下收藏爱好者对于内府刻本已经视为一个独特的品类予以重视起来。
图11 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 【小学集注】
本文原刊于【收藏家】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