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15日，鄭重釋出了關於在各地推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初步草案，為農業生產合作化描繪了新的藍圖。時隔不到一年，1952年9月，才華橫溢的柳青被任命為陜西省長安縣縣委副書記，肩負起分管互助合作工作的重任，他深入其中，親身參與了當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每一個階段。
在合作化的起步時期，柳青親自前往王莽村，協助蒲忠智建立起了全縣的首個試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他不僅出力，更出智，幫助制定了富有前瞻性的「三年建設規劃」。在這一過程中，柳青敏銳地捕捉到了鄉村中正在悄然發生的新變化和湧現的新元素。
舉例來說，王莽村的生產合作社因為采納了更為健壯的牲畜和高效的十英寸犁，使得小麥的平均畝產量躍升至五百四十斤，這一數碼不僅遠超普通農戶的產量一倍之多，甚至比互助組的產量還要高出三分之一。
這些實打實的成果讓柳青深感震撼，他親眼目睹了王莽村在生產和建設上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村裏高達百分之八十三的農戶都積極加入了生產合作社，百分之六十的居民家中都有了余糧儲備。更讓他欣慰的是，教育普及率的顯著提升，剛解放時村裏僅有六十名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而現在這一數碼已經激增至一百三十人。同時，村裏還建立了信貸合作體系，百分之九十七的農民都成為了供銷合作社的積極成員。
王莽村的巨大變遷給柳青帶來了強烈的觸動，他仿佛看到了社會主義的曙光，感覺「好像社會主義的明天早晨出太陽時就到了」。這份深刻的感受激發了他想要記錄下這一歷史性轉變的強烈願望。而後，這個充滿活力的王莽村便成為了他的文學傑作【創業史】中大王村的創作原型，也成為了小說中梁生寶所飾演的燈塔社努力學習和追趕的標桿。
身為一名深植於解放區和合作化運動中的文學創作者，柳青懷揣著對農村新生活的無限熱愛和即時描繪的渴望。這種創作的沖動並非偶然，早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種谷記】中，就已經初步勾畫出了一個鄉村世界的輪廓，透露出他構建「新世界」的文學理想與追求。
【種谷記】深情地敘述了1943年陜北王家溝的農民們在共產黨的組織下，齊心協力進行「集體變工」種植八種谷物的感人歷程。這部小說生動地展現了延安整風運動後，無定河畔的鄉村裏湧現出的一系列新氣象，如減租、反奸、擴軍、移民以及變工等新運動，以及這些變革帶來的鄉村新面貌。
與同時代的眾多延安作家相比，柳青在【種谷記】中不僅深刻描繪了群眾對新社會的熱愛與對舊社會的深惡痛絕，更巧妙地塑造了一系列鮮活的舊人物形象，使歷史的畫卷更加豐富多彩。
然而，柳青的創作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也呈現出了獨特的新元素。舉例來說，【種谷記】中的主要矛盾並不再是傳統的階級鬥爭，如與地主或富農的對抗，而是轉移到了王克儉這個對集體種谷持猶豫態度的「中間人物」身上。
小說的精彩之處，正在於細膩地描述了王加扶等先進青年如何耐心地幫助王克儉克服內心的顧慮，最終使他心悅誠服地加入到變工的行列中。
小說中的王加扶，這一先進人物的塑造尤為出色。身為村幹部，他展現出穩重、謹慎的優秀品質。他在工作中總是留有余地，不輕易做出過頭的承諾，而是追求那種「答應五分，完成十分」的務實作風。作為勞動英雄，他敏銳地洞察到村裏的核心問題——群眾之間缺乏足夠的團結和集體歸屬感。
三存喜對他的評價更是入木三分：「舊前愁你日子過不好，而今又愁眾人過不好。」這不僅揭示了王加扶身上散發出的「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精神，也凸顯了他作為「農村新人」的典範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柳青透過王加扶的口吻，深刻闡述了「集體變工」這一農業合作化初步形態的深遠意義——「集體勞動改變的不僅僅是勞動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能轉變人的思想和觀念。」
這也是【種谷記】所想要傳達的核心理念：合作變工不僅僅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其更深層次的目的在於能夠將廣大農民緊密地組織起來，形成一股潛藏在民間的強大革命力量。透過這種集體勞動的方式，不僅能夠促進農作物的豐收，更能在這一過程中培養和強化農民的集體意識和團隊精神。
【種谷記】可以被視為柳青對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的初步探索與描繪。盡管柳青本人對這部作品持有保留態度，甚至認為它是失敗的，他自我批評道：「我過於沈迷於那些已顯陳舊的舊現實主義人物塑造和場景刻畫，這反而削弱了作品應有的力量。」
然而，盡管【種谷記】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上的嘗試尚未達到成熟，但文中卻明顯透露出「新」與「舊」現實主義的裂痕，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去探尋歷史的真實面貌。在這部小說中，柳青所塑造的農民形象與「五四」鄉土小說中所描繪的那些蒙昧的農民形象截然不同。
他們熱情地歌頌新社會，對社會主義的未來滿懷憧憬。但這些農民形象也並非五六十年代文學作品中那種光輝照人、正義凜然、形象高大的理想化農民。他們身上依然深刻著傳統文化的烙印，正處於向新社會人過渡的「預備新人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柳青早期以農村為題材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源自他的真實生活體驗。他堅持按照生活的原貌進行寫作，正因如此，他筆下的人物形象既真實又立體，仿佛躍然紙上，讓讀者能夠深刻感受到他們的鮮活與真實。
柳青的早期小說創作，展現了一種原生態、尚未完全成熟的寫作風格。由於他長期生活在農村，與基層民眾有著深厚的聯系，他能夠嫻熟地運用群眾的語言，使得他的小說更像是一個農民在娓娓道來自己生活中的新變化，而非一個作家在刻意撰文。
柳青的創作往往緊跟生活的節奏，幾乎沒有給時間留下沈澱的機會。因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人物塑造、情節結構以及手法都顯得稍顯稚嫩。在情節的設定上，柳青堅持展現偉大的時代和人民所需的作品。然而，在這樣的創作理念指導下，他的作品有時會顯得觀念先行，帶有一定的說教意味。
此外，他的故事往往源於真實事件，故事的框架已經被固定，這導致人物和情節的結合有時顯得不夠自然，有些行為似乎僅僅是為了推動情節發展。
例如，在【種谷記】中，故事的起點是一個區上派下的突擊任務，要求在變工隊的基礎上進行集體安種，既要按計劃完成任務，又不能采取強迫命令的方式。在這個設定下，故事的主線就是講述以王加扶為主的村幹部如何組織變工隊的過程。在故事開始之前，事件的結果和手段就已經被預設好了，接下來的內容主要就是透過人物來填充事件的過程。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狠透鐵】中，故事的觸發點是上中農王以信設計誣陷老監察「狠透鐵」，以圖分裂合作社。結果是老監察揭露了「王以信集團」偷盜糧食的違法行為，重新贏得了威信。
因此，小說的主線內容就是「狠透鐵」如何發動群眾與王以信進行鬥爭的過程。在這一時期，柳青對於中長篇小說的結構駕馭尚未達到圓熟的地步，更多地還停留在短篇小說的橫截面故事呈現方式上，即圍繞一個事件、一個人物來講述一種道理的模式。
在人物塑造方面，柳青在早期描寫解放區農村的作品中，更註重表現階級矛盾和鬥爭的過程。然而，這些沖突往往過於細枝末節，缺乏集中性。雖然作品中鋪陳了大量的人物，但給人留下的印象卻並不深刻。
這也正是胡采所指出的問題：「作品對於故事發生的典型環境刻畫不夠深入，圍繞中心事件的群眾活動和群眾反映寫得很少……老監察這個人物也就被限制在孤立作戰的狀態中。」柳青自己也在不斷地對創作進行反思，他意識到：「自己的小說因為集中寫一個人，次要人物寫得很少，給讀者感覺不夠全面。」正是這樣的自我批評與反思，推動著他的創作不斷向前發展。
盡管柳青早期的小說作品還處在「新的因素」逐漸顯現的階段，尚未能描繪出整體的宏大畫卷，然而，就像陸耀東在評價小說集【地雷】時所表達的那樣，「在他創作的起點和初步探索中，已經展現出一些難能可貴的品質。雖然這些品質當時還處於萌芽狀態，但隨後它們大多經歷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最終成為了這位作家獨特藝術風格的重要組成部份，也鑄就了他的專長。」
在皇甫村度過的十四年時間裏，柳青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和生活積澱，他希望在醞釀已久的傑作【創業史】中，能夠延續並完成他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構建。在隨後的【創業史】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在「創造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更加成熟的實踐。
舉例來說，在1950年【種谷記】的座談會上，有批評家尖銳地指出，「這本書的一個根本弱點，在於沒有將黨的領導作用貫穿整部作品。」於是，柳青虛心接受了評論家們對【種谷記】的寶貴意見，在【創業史】中，他透過主人公梁生寶的形象，充分展現了黨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領導作用。
為了克服自己在早期寫作中遇到的組織結構和矛盾處理的難題，柳青在【創業史】中精心設計了人物結構。他將梁生寶放置在矛盾沖突的中心，精心編織了一張復雜而緊密的人物關系網，使得每一個細節變動都能牽動整體的發展。
此外，在吸取了以往「舊現實主義」手法中人物典型化不足的教訓後，【創業史】更成為了柳青第一部嚴格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長篇小說。賀桂梅在重新評價這部作品時強調，【創業史】是柳青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啟發下，所進行的一種「總體性世界」的文學敘述。
除了王莽村建社的成功之外，這一時期，一個嶄新的、充滿社會主義精神的人物走進了柳青的生活，那就是梁生寶的現實原型——王家斌。1954年秋收時節，王家斌所領導的重點互助組喜獲豐收，他們的一畝五分九厘試驗田采用合理密植技術，竟然達到了驚人的每畝九百九十七斤半的平均產量，而其他田地也穩定在了平均六百二十五斤的產量，這一成績無疑重新整理了全區的豐產紀錄。
柳青聽聞這一喜訊後，內心被深深觸動，「我被一個充滿社會主義覺悟的新時代人物所展現的性格特質深深吸引。在人們未曾留意的時刻，王家斌已默默下定決心，要幹出一番事業。」隨著與王家斌的深入交往，柳青不僅協助他進行思想改造，更是在王家斌心生買地之念時，及時向他傳達了關於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指示。
柳青鼓勵他繼續發揚這一年來幫助組員的奉獻精神，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並從那些渴望加入的人們中精心挑選合適的人選，以期在來年將互助組營運得更加出色，並爭取在1955年成功轉型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柳青對王家斌充滿了信心，「他必將茁壯成長，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中，他必定會嶄露頭角。」
1954年春節之後，柳青親身參與了王家斌所領導的勝利社的建立工作，並出席了其成立大會。在接下來的歲月裏，王家斌引領著社員們辛勤耕耘，成功解決了社員們在新舊交替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棘手問題，更是克服了農業合作社在初創階段所遇到的重重困難。終於，在1956年11月26日，勝利社迎來了輝煌的收獲季節，他們種植的1380畝水稻喜獲大面積豐收，平均每畝產量高達710斤，這一成績創下了本地區歷史上的最高紀錄。
盡管王家斌外表看似平凡，但他那堅定的階級覺悟和謙遜的品格卻深深打動了柳青。正因如此，在隨後的文學巨著【創業史】中，柳青選擇了王家斌作為主人公的原型。「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能夠領導一個新興的、問題不斷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他從未表現出絲毫的煩躁、沮喪，從未抱怨過一句，也從未對任何社員發過火，這絕非易事。」
王家斌全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的營運之中，即便是在前往縣城作報告的時候，他依然牽掛著社裏的母豬生產情況。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正是「一個共產黨員——作為引領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引路人——所應具備的」。柳青所看重的，正是王家斌身上所散發出的那種嶄新的「合作化領頭人」的氣質。
值得一提的是，柳青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他還是一名忠誠的黨的農村工作者。他對「新人原型」王家斌進行了長期而細致的教育與培養工作。「一方面，柳青依照自己的社會理想，不遺余力地培養王家斌，努力提升他的思想文化覺悟以及政策理解和工作能力；
另一方面，他又按照自己的文學追求，從這位原型人物身上汲取豐富的創作素材，進行深刻的藝術刻畫。當王家斌在【創業史】中以梁生寶的形象再現時，他已經不再是原先的王家斌了，可以說，是柳青這位‘導演’按照特定的藝術構思對他進行了二次創作。」因此，在柳青的作品中，他所描繪的「波瀾壯闊的生活畫卷」既體現了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又融入了浪漫主義的色彩，為我們呈現出一個關於未來生活和理想人物的「新世界」的美好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