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引言
制度的形成和變遷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制度理論不同流派對制度的生成都提出了各自的觀點，但這些觀點各有偏頗，需要進一步驗證。
教育制度是歷史積澱而成，要了解它的來源，就需要進行歷史考察。
本文基於對三所歐洲中世紀大學早期醫學院的歷史考察，詮釋大學醫學組織制度生成的影響因素和動力機制，為當今中 給高等醫學教育制度改革提供思考。
一、歐洲中世紀大學醫學教育制度的形成過程
為了使研究具有可比性，本文選擇歐洲中世紀三所原生型大學醫學院，即薩萊諾大學醫學院、博洛尼亞大學醫學院和巴黎大學醫學院作為研究物件，考察這三所大學醫學院教育制度的形成過程和主要特征。
原生型大學是指在中世紀早期自然形成的大學。
它們不同於後來由教皇或國王、地方政府興辦的大學，在大學被正式認可前就已經誕生並存在。
由於三者在中世紀所處環境不同，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學醫學教育制度。
1.1 薩萊諾大學醫學院由於缺乏早期的歷史資料，醫學院具體建立時間不明。
但早在公元9世紀，薩萊諾就成為意大利南部的醫學學習中心。這裏氣候宜人、交通便利、溫泉資源豐富，吸引了大量來自四面八方的病人。
自10世紀起，這座城市便以盛產醫術精湛的醫師而聞名遐邇；12世紀上半葉已經成為整個歐洲最知名的醫學聖地。
薩萊諾早期的許多學術成果也成為了中世紀大學最經典的醫學教材。
但是大學受到越來越多的王權幹涉，從未真正自己控制醫學實踐和教學。
另外，薩萊諾醫學院雖然是中世紀第一個建立皇家考試機構的學校，卻始終沒有發展出一整套學位制度，而是後來從博洛尼亞和巴黎大學醫學院引進。
1.2 博洛尼亞大學醫學院博洛尼亞城位於意大利北部交通要道，大學前身是博洛尼亞法律學校。
因此，博洛尼亞大學主要是一所法律大學，其次才是一所醫科大學。
但由於大學在這兩個領域內都享有盛名，醫學院的發展也增添了博洛尼亞大學的影響力。
中世紀中期，博洛尼亞城內戰不斷，身處動蕩時期的外地學生，因為不是本地公民，得不到城市法律的保護。
13世紀末，博洛尼亞大學醫學院在整個歐洲已經是名聲斐然，這種盛譽持續了整個中世紀。
博洛尼亞醫學院最矚目的就是外科學和解剖學上的貢獻。中世紀最早的、公開的人體解剖教學就發生在博洛尼亞大學。
1.3 巴黎大學醫學院與博洛尼亞大學類似，巴黎大學也是在鬥爭中形成的。
12世紀，大批著名教師如阿貝拉爾（Abelard）等偉大神學家和哲學家雲集此處，必然地孕育出一所大學的產生，但真正導致巴黎大學形成的催化劑還是教師們堅持不懈的鬥爭。
由於巴黎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大多來自外地，學生年齡普遍偏小，當大學師生與城市居民發生沖突時，教師們會很自然地站出來保護學生。
為了爭取更多特權，教師們組建了自己的行會，逐漸形成了早期大學的雛形。
13世紀，巴黎大學已經是歐洲最負盛名的中世紀大學之一，也是眾所周知的神學研究中心。
因此，大學師生幾乎都是神職人員，醫學教師主要是內科醫生擔任，醫學教學以理論為主，很少有解剖課程和實踐教學。
二、歐洲中世紀大學醫學教育制度形成的動力因素
考察上述三所歐洲中世紀大學醫學院，會發現三者在執行主體、組織結構、教學方式和學位制度等方面都呈現出諸多不同之處。
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這三所大學醫學院組織制度的不同樣態呢？
大學是傳授知識的主要場所，因此，知識因素是制度生成所需考慮的因素之一。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重點從知識、權力和理念三個方面對這三所中世紀大學醫學院教育制度的形成過程 進行剖析。
2.1 權力因素中世紀的醫學教育經歷了兩次模式轉變。
第一次是個體教學向松散集體教學的轉變。大學醫學院建立之前，醫學教學的主要形式是個體的，以師徒傳授為主。
中世紀中期各種醫學校的興起實則是醫學教師遵守效率機制，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結果。
需註意的是，這種松散集體教學仍是建立在教師之間或師生之間的個體協商基礎上，醫學教學還沒有制度化。
中世紀醫學教育的第二次轉變是從松散的集體教學邁向有組織的大學教學，即大學醫學的誕生。
中世紀的西歐在政治上最突出特點就是權力的分散性和多元化。大學與教會或國王之間的博弈導致組織激勵和協調成本增高，原本松散的集體教學行為無法再滿足增長的醫學教學需要。
新制度主義的各大流派都意識到權力關系對於制度形成的重要性。
他們對權力與制度關系的共識是：權力的不均衡是普遍現象，制度是在掌權者以犧牲他人代價謀求自身利益或權力的過程中產生的。
盡管大學早期滿足了教師集體利益訴求，促進了薩萊諾的學術繁榮。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國王控制了大學一切活動，忽視了大學發展的市場因素和學術活動的自主特點。
大學組織權力出現了不均衡的現象，即使再引進其他大學組織管理模式，仍舊難以維繼。
從某種程度來說，薩萊諾醫學院更像是自然生成的。而巴黎和博洛尼亞大學由於經歷了權力之爭，有了更多的能動建構因素，因而生成的組織結構更加合理而穩定。
2.2 理念因素醫學建立的前提是為了提高全人類的生命和健康水平。
大學的使命就是改造並且吸收新的素材和技能，並根據一些統領性的理念把它們整合起來，以此捍衛科學的精神。
在教育制度建立的初期，行動者需要運用大量的共同認知來探索一種新制度，這需要他們以共同的價值觀為基礎，才能建立組織並創造出共同規則和行為上的共同約束。
而制度一旦建立，這些共同的信念和共享的認知就會影響組織成員，促使理念客觀化，促進制度的維持和進一步擴散。
中世紀最早的公開人體解剖教學就是發生在博洛尼亞大學。薩萊諾大學早期宗教自由，醫學教學更註重實踐經驗。
隨著12世紀的醫學復興，經院主義的教學方法也對薩萊諾大學產生了影響。
當教育制度形成後，由於社會關系相互作用的密度越來越大，理念就會隨著客觀化日益增加。
理念逐漸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規則、價值和技術傳統，從而獲得合法性。合法性是教育制度生成和擴散的主要機制之一，也是制度適應各種習以為常的社會事實的合法性要求。
對於教育制度而言，它是師生共同體理性選擇的產物，因此，它必然是建立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
理念對制度形成的作用是「適當性邏輯」的結果。適當性邏輯是指「在給定的情境中以及在給定的角色下，如何行使才是適當的行為」。
理念持續客觀化，教育制度就能得到更長久保障。如果失敗，制度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引起制度的弱化和變遷。
文化信念和認知圖式出現變化，制度化實踐在教學質素上出現了問題，引起大學制度 的弱化和失能。
2.3 知識因素對於中世紀大學醫學院而言，制度化首先意味著醫學被承認為一門有組織的學科，具有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
在大學誕生前，醫學一直被視為一門技藝，醫學知識零散而不成系統，醫學教育以傳統學徒制為主。
醫學朝著更加智識化的方向發展，逐漸成長為一門具有理論和實踐知識體系的高級學科。
顯然，這對醫學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知識發展邏輯來看，歷史上每一次知識結構的重大轉型都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更高一級的教育組織形式。
相比以前不穩定、松散的醫學教學形式，大學醫學教育制度為醫學生提供了一個有序、穩定和整合的知識傳授環境。
正是因為擁有了這種知識權威，大學醫生很快占據了行業主導地位，成為那個時代的醫學精英。
可見，教育制度的生成並非完全是以外在於組織的方式規定教育組織的形式與行為，實則也是遵循了知識發展邏輯和個體的認知規律。
對於教育制度而言，知識因素是相較其他制度生成過程中更為重要的一個變量。前提是基於「知識人」的假設。
求知是人的本性，教育制度作為保存和傳遞知識的載體，與知識的演變和發展密不可分。
從原始社會到當代，醫學知識的演變體現出人類對醫學的認知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零散到系統，由低階到高級的過程。
正是在這種認知機制作用下，醫學教育制度也隨之形成。
醫學知識的專門化也解釋了當今各國大學醫學教育組織出現趨同性的原因。組織的專業化離不開知識的專門化，學科又是構成大學組織的要素。
因此，中世紀大學醫學教育制度的形成實則也是 醫學知識制度化的產物。
三、結語
對制度理論的探索能更好地幫助我們整合組織理論和制度理論的各種分歧，形成相對統一的共識。
本文基於制度分析視角，采取多案例的比較研究，詮釋了歐洲中世紀大學醫學院教育制度的形成過程。
權力、理念組成了醫學教育制度復合體的內核，改變了微觀層次上的能動者行為。
與現有制度理論研究不同之處在於：
第一，本研究強調知識因素也是大學醫學教育制度形成和變遷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醫學知識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建制，才能使之得到穩定傳播和發展；而醫學教育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又需依據知識生產和傳播的規律。
第二，知識、理念和權力因素也可以用來解釋在不同國家、地區發展的相同性和多樣性。
相同性在於：不論何種類別的大學醫學院在制度建立上都需要滿足知識傳播和生產的需求，知識因素決定了大學醫學教育制度建立的共同原則都需基於知識、學科和學術的發展。
第三，知識、權力和理念三者促使所形成的邏輯類別各不相同，且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三者既可協同共進，也可能會相互牽制。因此，建設大學醫學教育制度需綜合考慮三者關系問題，透過協調制衡，才能為醫學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提供有利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