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 是一種客觀存在，但至 中世紀中晚期才出現在西歐地圖上 。
印度洋形象自出現以來，並非一成不變，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發展演變過程。
古希臘羅馬世界觀、基督教世界觀、波特蘭海圖傳統以及新發現的托勒密地理學知識成為 影響中世紀西歐地圖印度洋形象的主要文化因素 ，特別是在15世紀之前。
古希臘羅馬地理學傳統
西方學者對後世遺存的中世紀西歐地圖的類別存在著復雜的分類標準，對於不同類別地圖背後暗涵的文化來源存在爭議， 並未形成統一的意見 ，但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影響成為學者們的共識。
古希臘羅馬時代地理學較為發達，形成了系統的世界觀，影響了中世紀西歐人對世界的認知，並清晰反映在中世紀西歐繪制的世界地圖上。
首先，古希臘羅馬地理學對「人居世界」的劃分、地球與宇宙的關系、地球氣候帶及自然界生物的認知 影響了中世紀西歐的地圖繪制 。
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學者 非常重視對人居世界的實際觀測 ，公元前6世紀已經正式走上科學進步的道路，黃赤交角的存在已被證明。
公元前4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地球存在南北半球；公元前2世紀，學者埃拉托色尼已經論證了地球的圓形結構，並給出了地球周長及其測量方法。
公元前2世紀，馬魯斯的克拉斯特將地球劃分為四部份，歐亞非被放置於北半球的「 已知世界 」。
這些知識都被後世學者如斯特拉波、老普林尼、波龐尼烏斯·梅拉等繼承並行揚光大。
古代地理文本的記載成為中世紀西歐繪制世界地圖的重要依據， 影響了中世紀早期及之後西歐的地圖繪制 。
塞維利亞大主教聖伊西多爾7世紀早期編寫的【詞源】一書保存了中世紀最早的T-O型地圖，該圖將當時的人居世界劃分為三部份， 被大洋環繞成「O」形 ，亞洲居頂,代表東方。
歐洲與非洲居下，頓河、地中海、尼羅河構成T形分界線 ，此圖關於世界劃分的知識就源於古希臘羅馬文化。
與之類似，法國朗格多克省阿爾比圖書館所藏8世紀手稿雜集即【福音書術語大典】保存的奧羅修斯地圖。
該圖對地中海周邊世界的地理位置的詳細記載也是 基於古希臘、羅馬地理知識 。
其次，古羅馬帝國要治理廣闊的疆域， 對擁有一定精準度的地圖存在需求 。
對地方行政設定、道裏（距離）、民族地理的圖畫表示不僅是帝國行政管理的需求，亦是主權的宣示，這也成為中世紀西歐透過繪制地圖來表達政治話語權的主要地理學淵源。
因此，在地圖上詳細展示 地理特征、路線、民族誌 也成為一種中世紀西歐流傳的繪圖方式。
佩廷格地圖是法裔德籍僧侶在1275年左右對4世紀原作的復制品，重現了整個羅馬帝國詳細的交通路線與主要城市， 對評價羅馬制圖學成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
與此同時，制圖師試圖以羅馬時代的行省為核心元素，透過繪制帝國時代統治的疆域來恢復羅馬人的世界觀，該做法受到了中世紀統治者的重視。
而且羅馬地理學中關於地理民族誌、對外征服、統治權力等思想表達 也為後世帝國對外宣傳提供了有益借鑒 。
地圖、地理人種學描述以及對土地和民族的擬人化逐漸被用作勝利和統治的象征,對當時的西歐產生了普遍而顯著的影響，如博吉亞世界地圖。
古羅馬的這種繪圖傳統影響極其深遠，在15世紀30年代繪制的博吉亞世界地圖中，凡人居之處， 皆被抽象的「卡通人物」代替 ，並附專門的文字解釋，暗示歷史及民族誌主題。
事實上，中世紀西歐社會重視旅行，除了我們所熟知的遊記之外，宗教朝聖也需要關於道路與方向的指引。
古羅馬地理學對行省與道路的繪制符合中世紀西歐社會的信仰需求，對地理事物與距離的表示也成為中世紀西歐制圖的必要元素， 阿爾比地圖體現了此傳統 。
基督教制圖傳統
基督教在中世紀西歐教俗兩界奠定統治地位之後，以基督教模式對古典文化遺產進行重塑。因此， 中世紀制圖師往往具有基督教背景，世界地圖多數源自修道院 。
不論是用對「自身」的贊美反襯「外圍」的野蠻，亦或透過對遙遠無知之地的美好想象來批判現實中需要上帝教化的醜惡， 對「他者」的描繪對映出對「本體」的思考 ，地圖的基督教化都成為必要。
當時，【聖經】成為西歐社會地圖繪制的根本依據，宗教傳說是重要元素，描繪的完全是一幅基督教想象中的世界圖景， 追求「繪制基督的世界」成為一種重要繪圖傳統 。
O式世界地圖成為此類地圖的代稱，在中世紀前中期西歐制圖學領域有深遠影響。所謂「地圖基督教化」更多的是 選擇具有精神意義的地方 ，而不是重組地圖的結構。
中世紀基督教傳統下的T–O世界地圖幾乎都是三分地圖，以T-O為框架將當時西歐人已知的亞、歐、非三洲繪成基督統治下的世界。
【聖經】記載了東方的伊甸園，【福音書】中朝拜耶穌的東方三博士被認為是 長老約翰的祖先 ，萬物初生的天堂、聖地中心、直布羅陀海峽處的海克力斯之柱及地獄連成一線。
這一切成為基督教文化對塵世自開始到滅亡的完整輪回過程的形象表達，代表著 繪圖師對現實和空間的看法 ，成為繪圖必不可少的內容。
隨著中世紀西歐與亞非世界貿易活動和文化交流的增加，外來物種也被納入基督教文化中，成為基督教繪圖傳統的一部份。
世界地圖上的動物除了受古代文化影響，還有非常明確的基督教意識形態色彩，從宗教寓言的再現到對基督教界內外「他者」的重申， 越處於世界地圖邊緣的動物就越顯怪異 。
因此，在中世紀的T-O型地圖中，外來知識與地理數據從來不是最重要的，動物、人種、族群淪為基督教對世界道德、觀念進行神學解釋的重要註腳。
O世界地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想象的圖景， 代表一種神話和宗教的世界觀 ，旨在描述時空中創世至「末日審判」的世界歷史。
基督教傳統要解釋「世界」的「始與終」、「中心與邊緣」，自然囊括萬事萬物，包括動物，它們客觀存在於人居世界，也是基督教闡釋世界映像的現實的載體。
【聖經】是中世紀西歐繪制世界地圖的重要思想來源，天堂中的動物存在善惡之分，在地圖上，中心與邊緣地區動物的對比體現出基督教 「化內」與「化外」 世界的區別。
動物形象都存在一個由「中心」向「邊緣」蛻變的過程，這既宣傳了宗教思想， 也成為推動和刺激信徒向外傳播福音、探索世界、擴大基督教影響的動力 。
11世紀初的英格蘭教會學者據6世紀羅馬地理學資料繪制了盎格魯—撒克遜地圖，學者認為此圖部份內容創作於基督教初期。
但受宗教宣揚與古代傳統的影響十分濃厚： 東方位於頂端，聖城耶路撒冷被繪制在尼羅河三角洲左上角，接近地圖的中心 ，圖示中的弧形山脈包圍著羅馬城。
古希臘傳說中非洲流淌的「大洋河」清晰醒目，阿拉伯半島兩側的波斯灣與紅海呈現紅色，還出現了錫蘭島。
「大洋河」的存在證明此圖確實沿襲了古代資料提供的資訊，但若據此認為此圖繪制於6世紀，何以會將聖城、羅馬特別標註？
這裏已經顯示出對基督教世界的宣揚，很可能與伊斯蘭的西擴有關。因此，盎格魯—撒克遜地圖很可能是11世紀前後繪制的， 而非基督教初期 。
由於伊斯蘭的擴張，制圖師急於宣揚基督教，十字軍東征剛剛開始，來自東方的地理與商業資訊並不充分，因此只能借用古代資料的記載。
波特蘭海圖傳統
西歐中世紀地圖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是波特蘭海圖 。波特蘭海圖區別於其他古地圖且幾個世紀一脈相承的重要特征是繪制清晰的相互交織成網絡的羅盤方位線，或者說航向線。
另一個特征是大陸邊緣的港口、岬角、海洋中的島嶼、暗礁等被醒目地標記。
除此之外，波特蘭海圖更為實用，學者指出 波特蘭海圖最初是為了記錄海上航線 。
這些航海圖是為業余愛好者和「扶手椅上的旅行者」制作的，並為他們關註的海岸線和水道設定了類似現代地圖的視覺標準。
海圖提供的輪廓與托勒密的經緯度相融合， 所繪港口皆與海岸垂直，也正因如此 ，後世觀察者能很容易發現海圖繪制的海岸輪廓，這也為評估波特蘭海圖的準確性提供了依據。
如披薩航海圖可能繪制於13世紀的熱那亞，不了解此類海圖的觀察者很難看清制圖師對地中海沿岸海港的展示。
然其實用性在當時的使用者手中會更加突出，特別是用於海上方向指示的交錯射線網絡，射線的延伸處自然意味著方向指示，但 並非實際的方向 。
學者認為，14-15世紀地中海地區波特蘭海圖的磁偏角向西偏7-11°，羅盤指標的北向指示略向西傾斜，因此 現實使用者按方向指示的實際航線會向東傾斜 ，這些知識亦為制圖師及使用者知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