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高中從沒上過物理課的物理學家
徐一鴻的童年在搬家中度過。他1945年出生於昆明，後遷回老家上海，1949年搬至廣州，又到香港，最後移民巴西（剛好父親有朋友在那經商）。對此，做生意的父親有著精明的考量：去美國等已開發國家較難混出頭，去發展中國家更容易躋身上層。後來，父親的話果然得到印證。
然而，對當時的徐家而言，這是一場未知的冒險。60多年前，大多數中國人對巴西的印象還停留於原始森林等。徐一鴻清楚地記得，那時大家還問巴西有無肥皂賣。徐一鴻的母親擔心孩子去巴西沒學上，特意帶了很多中學教科書，其中包括一本物理書。雖然書很簡單淺顯，徐一鴻仍看得津津有味，一顆物理學的種子悄悄在心中發芽。
物理大師在中學的成績想必遙遙領先吧？沒想到徐一鴻給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答案：「我在高中從沒上過物理課，所以不知成績如何。」原來，徐一鴻在巴西上的是天主教學校，規模很小，不是每年都有物理課。「我畢業那年，全校總共才7個人畢業。」徐一鴻笑著回憶道。
雖然在自己事業的版圖上，徐一鴻父親謹慎穩妥地選擇了巴西這個發展中國家，但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他則支持徐一鴻大膽冒進一把，赴美求學。畢竟，美國的教育資源相比巴西要領先得多。就這樣，徐一鴻來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作為美國的頂尖高校之一，普林斯頓學生之間的競爭心很強。身為一名從巴西來的學生，高中又沒上過物理課，「這也不會，那也不會」的徐一鴻受到一些同學的打壓，直言「被嚇壞了」。別人說學物理的人應該要學化學，他試著去學，結果化學成為他大學時期最不喜歡的兩門課之一（另一門是哲學）。他還跟著一位教授學了不到一年的數學，發現自己不是學數學的料，還是改為讀物理。
在一番不斷的試錯中，徐一鴻的「伯樂」終於出現了。普林斯頓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約翰·惠勒（John Wheeler），他要選一些特別優秀的學生單獨授課。惠勒選人的方法很有趣，把大家召集到房間裏，問一些只用回答Yes或No的簡單問題，問一圈下來，留下十幾個人，徐一鴻是其中之一。
惠勒有個著名的教學理論：「除非你已經知道答案，否則永遠不要一開始就埋頭計算！」這讓一直信奉「只有透過計算才能得到答案」的徐一鴻摸不著頭腦，後來他才明白，這就是物理直覺。先思考推測出答案的大致方向，比直接埋頭開始計算，要重要得多。
而在哈佛讀碩士和博士時，徐一鴻又做出了一個與常人不一樣的選擇。那時其他學生都喜歡跟獲諾貝爾獎的老師學，可是有位美國教授卻告訴他，要跟系裏最年輕、剛拿到博士學位的人學。徐一鴻聽從了他的建議，後來發現這確實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比起諾獎得主，年輕導師讓他領悟到自己摸索很重要。
從哈佛畢業後，徐一鴻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讀博士後，這裏是愛因斯坦、楊振寧、歐本海默等眾多著名物理學家曾供職的地方。徐一鴻讀博士後期間便寫過幾篇很有影響力的論文，後來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助理教授，最後轉赴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任教至今。
徐一鴻的學術成果頗豐，已出版200多篇論文，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他經歷了粒子物理的黃金年代，後又參與凝聚態物理中拓撲序的開創性工作，是20世紀理論物理領域裏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他的研究還涉及高能物理學、場論、宇宙學、生物物理學、凝聚態物理學、數學物理學等諸多領域。他撰寫的諸多權威教材【果殼中的量子場論】【愛因斯坦重力導論】【物理學家的群論】【物理夜航船:直覺與猜算的培養】被歐美眾多頂尖學府采用，其中【物理夜航船:直覺與猜算的培養】一書的中文版將於今年年底前與中國讀者見面。
▲近日，徐一鴻在北京接受專訪間隙翻閱【可畏的對稱】。（卞正鋒 攝）
一名會跟自己講笑話的科普作家
除了學術研究，徐一鴻另一個著名的身份便是「科普作家」。他已出版了【可畏的對稱】【愛因斯坦的玩具】【重力——愛因斯坦的時空二重奏】等多本科普書，被轉譯成多國語言。
他寫科普書來源於美國物理學家史蒂文·拜因貝魯克（Steven Weinberg）的啟發。出版過著名科普書【最初三分鐘】的拜因貝魯克講述了自己的經驗之談——寫教材之前應嘗試寫科普書。因為如果能用簡單明了的語言向普通讀者闡述清楚物理學知識，那肯定也能向學生講清楚。
徐一鴻在寫第一本科普書【可畏的對稱】時，恰逢個人電腦剛問世，「你們這一代人可能不能想象，我就是從一張紙和一支筆開始寫的，寫好後請人打成電子版。後來實在覺得這樣效率太低，才買了電腦。」
目前徐一鴻的書被轉譯成中文、日語、韓語、德語、法語、俄語等不同語言，他高興的是，也有轉譯成一些相對比較小眾的語言，如捷克語、土耳其語、波蘭語。徐一鴻稱，寫科普書的另一個好處便是可以讓他暫時離開物理世界，因為他被邀請到世界各地去演講。
透過簽書會，他也認識了一些各行各業的人。徐一鴻表示，美國的簽書會比較隨便，時間相對充裕，每位讀者會向他介紹自己目前在做什麽，有醫生、工程師、大學生、高中生等。
徐一鴻也透過郵件和讀者交流，還會給他們寄書。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讀者是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職業撲克玩家，當初讀物理讀到一半，後來去了拉斯維加斯。這位撲克玩家與徐一鴻分享贏錢的最重要的秘密——贏了就要及時收手。這位撲克玩家目前已金盆洗手，但發現自己對物理依然很有興趣，因此才有了與徐一鴻的這一系列交集。
徐一鴻還記得，曾有一位女士給他寄來20本書。她毫不見外地寫道：「我很喜歡您的書，想把它當聖誕禮物送給朋友，麻煩您簽一下。」還有人說想把他的書送給男朋友、因為想跟他結婚，徐一鴻也都一一成人之美。
【可畏的對稱】一書的中文譯者、知名理論物理學家張禮曾說，在轉譯該書時，會時不時地笑出聲來，認為這本書太有意思了。
「可能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會搞笑的人。像那本教科書【果殼中的量子場論】裏，會有人物出現、有不同的人出來講話，這樣就會比較生動。」徐一鴻還透露，自己治療失眠的方法之一便是跟自己講笑話。而在采訪中，「我講個好玩的事給你聽」常常成為他開啟某段故事的口頭禪。
▲近日，徐一鴻在北京接受專訪時留影。（卞正鋒 攝）
一位多元文化熏陶下的世界公民
這樣的性格亦與家庭有關。徐一鴻坦言，自己的樂天遺傳自母親。母親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會唱歌、唱京劇，性格活潑，「任何聚會，只要我媽媽一到，氣氛就活躍起來。」
當年，他們一家移民去巴西時，在聖保羅籌資建了一個中國人的教堂。那時移民過去的中國人比較辛苦，這裏成為華僑華人常常聚會的地方，徐一鴻的母親透過自學帶領大家唱歌，緩解生活的苦悶。
那時，也是母親堅持讓徐一鴻學中文，閱讀很多中國古典文學，希望他不要忘記中國的傳統文化。直到現在，徐一鴻特別感謝母親的遠見。
近幾年，徐一鴻父母在巴西相繼過世，於是他把當地的房子賣掉了。巴西於他而言，只是一個地理上的成長之地，不再有特別的心靈上的牽掛。這也是為何徐一鴻表示，時至今日，中國文化在他身上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多，而拉丁文化逐漸減少。
「我非常感謝父母給予我這麽豐富的經歷，我很高興我的人生混合著不同文化。每種文化各有優缺點。」徐一鴻認為，中國文化熏陶下的學生很用功、很認真，但有時過分的「尊師」不利於發展出自己的獨立思想；拉丁文化比較開放與自由；美國文化認為老年人難與時俱進，年輕人應該知道得更多，推崇老年人多向年輕人請教。所以他在美國任教時常對學生說：「應該是我來問你問題，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徐一鴻在巴西雖然上的是美國學校，但同時學習法語。巴西講的是葡萄牙語，而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很像，他目前在美國居住的南加州聖塔芭芭拉曾是西班牙殖民地。作為歌劇愛好者的他還透過歌劇自學了部份意大利語。如此多元文化熏陶下的他在行走全球時總是比較容易找到認同感，和他人交流起來也遊刃有余。
徐一鴻曾在法國當過近3年的存取學者。他說，法國出過很多著名的數學家與物理學家，因此法國人有些自大（這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個人主義較明顯。他們認為很多美國學者不懂法語，也不懂法國文化，所以常常難相處融洽。但沒想到他這個美籍華人學者居然會講法語，因此一下拉近了距離。徐一鴻舉例，他曾與4個法國學者均合作寫過論文，但這4人相互之間卻從未合作過，他這個外來者反而成為他們之間的橋梁。
受益於多元文化的徐一鴻目前也正有意將這種氛圍延續至兒子身上。兒子不僅從小學中文、中國功夫及舞獅，也學巴西的卡波耶拉（Capoeira，一種介於藝術與武術之間的獨特舞蹈），還在學法語、西班牙語，「我們希望他能保持開放心態，擁抱多種文化」。（完）
記者/陳瑜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