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東：地理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2024-01-19科學

整個自然界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人類生活於其中的地理條件也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地理條件影響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地理條件的變化也影響著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變化。從中國歷史上看，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當然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經濟、文化上的變化的情況，是值得人們註意的。對於這一現象的研究和認識，不僅具有理論的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河流變遷對歷史行程的影響。黃河和長江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大河流，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歷史時期。它們的變遷，尤其是黃河的變遷，是很顯著的，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同它的河患一樣，均為世人所矚目。如果對黃河流域做宏觀的考察，就會發現：黃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歷史的發展變化。各方面的考察資料證明：歷史上黃河決溢雖甚頻繁，但經分析研究核實而論，卻也有前後兩個長期相對安流的時期。前一個時期為商周至秦代，後一個時期則為東漢初年至唐代後期，前後合計，將近兩千年，或者還要過之。頻繁的河患也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一是兩個長期相對安流時期的中間時期，即由西漢初年到東漢初年，其二則是由唐代後期到20世紀前期。這兩個時期合計，不超過一千五百年。所謂黃河河患，主要是指黃河中遊的侵蝕、側蝕、下切和黃河下遊的堆積，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變化和城鄉的興廢，而其癥結則在於河水挾帶泥沙，隨處淤積。黃河泥沙的淤積，雖然遠在地質時期即已有之，但絕不如歷史時期這樣嚴重。這裏，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黃河流經土質疏松的黃土高原外，還有人為的原因，即歷史時期以來，由於農田的擴大、道路的開辟、居民點以及城池的增加與修建，天然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從而大大加速了黃河流域的侵蝕和堆積，以致造成頻繁的河患。黃河流域原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產絲地區，直到北宋，長江下遊蠶桑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幾乎有超過黃河流域的趨勢，但黃河流域到底還保持著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後，這種情況發生劇變。在金朝破遼滅宋後，女真人大量內遷，廣占土地。這些人不嫻於農桑，因而盡量伐取桑棗，作為薪柴出賣。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無濟於事。這不僅直接影響了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的繼續發展，致使金朝統治者因絲、絹來源匱乏而驚慌，而且也破壞了黃河流域的植被，後果自然是嚴重的。[25]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從這些方面來看，兩宋以後，黃河流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地位逐漸被長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別的原因之外，黃河流域結束了第二個安流時期而開始了第二個河患時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沙漠變遷對歷史的影響。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現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然而，在歷史時期，這些被沙丘覆蓋的土地並非原來就是這樣的。例如，在今內蒙古和寧夏兩自治區之間的烏蘭布和沙漠原是西漢朔方郡轄地。那時，它是一個繁榮富庶的農墾區，而現在卻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橫亙在陰山南麓直到賀蘭山下。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這一地區曾經存在過的一段繁榮富庶的歷史。關於烏蘭布和流沙起源的問題，從自然原因來看，是黃河改道所致；從人為的作用來看，是農墾的廢置造成了表土破壞、覆沙飛揚，終於使這一地區變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26]又如西遼河下遊平原，第四紀時期積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氣候幹燥，產生很多壟崗沙丘，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得相當濕潤，沙丘為灌木、草叢所固定，發展為草原環境。歷史時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場。到遼代，由於在臨潢府（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建置上都，乃擄掠人口，在這裏開墾草地為農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壞草原植被。到了金代，這裏就變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難進行生產活動。再如，在今陜北無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這裏也曾發育過沙丘，全新世初期，氣候變得濕潤，植被繁茂，把流沙固定起來，而且在低地形成許多淺湖、沼澤。進入歷史時期以來，人們開墾了這裏的黑爐土和沼澤土，砍刈草本灌木以做燃料，覆蓋層和植被遭到破壞，沙丘經大風吹揚，造成連綿不斷的沙荒地。[27]沙漠的變遷對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歷史的行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僅就這兩點而論，恐怕不能否認地理條件的變化對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所起的推動作用。長時期裏，人們在說明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歷史原因時，提出過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但地理條件的變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似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有可能誇大其他方面的原因，從而產生片面的認識。片面的認識不能科學地說明歷史。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片面性。至於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變化，其具體表現若何？譬如，生產部門及產品的變化，人口分布的消長，行政區劃的分合，糧食產量的升降，水利系統的興廢等，以及學校、書院的發展，印刷術的推廣，從進士直到宰相各級人才的來源，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豐富等，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問世[28]，本文不再一一論列。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地理條件的變化之影響歷史發展行程，也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由於地理條件的突然變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敗，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潰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間關系的變化。【通典·邊防典·突厥上】記：貞觀初年，薛延陀、回紇等「相率叛之」；頡利與突利之間產生「怨憾」；兼之「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29]。這段話指出了隋末唐初異常強大的突厥汗國，在貞觀初年遭到覆滅的重要原因。陳寅恪根據【通典】和其他有關史料認為：「北突厥或東突厥之敗亡除與唐為敵外，其主因一為境內之天災及亂政，二為其他鄰接部族回紇、薛延陀之興起兩端。」他還根據【唐會要·回紇】條所記載的「連年饑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30]，以及其他有關史料，認為：自唐肅宗以後雄大起來的回紇，至唐文宗時，「天災、黨亂擾其內，黠戛斯崛起侵其外，於是崩潰不振矣」。類似的史實還見於【新唐書·吐蕃傳】所記彜泰贊普執政時，「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藉」，繼因唐武宗會昌年間，「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終於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歸唐」[31]。據此陳寅恪又認為：「吐蕃之破敗由於天災及內亂。」[32]像這種由於地理條件發生異常或驟變而影響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民族與民族之間關系、地區與地區之間關系變化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也是應當被予以重視的。

這裏，應當著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關系，是在辯證的發展中不斷開辟前進的道路的。一方面自然力作用於人，另一方面人力也會反作用於自然。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人並不是消極的。正如恩格斯說的：「隨著自然規律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33]人的生產活動就是對自然的利用。這種生產活動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自然，其後果固然有破壞自然界生態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舉的那樣；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變自然條件，仍然是人們生產活動的主導方面。例如，人們把野生動物馴養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農作物；人們從遊牧生活發展為定居生活；鄉村的形成與城市的興建及其數量的不斷增加；農田的開辟，礦山的采掘，道路的修築，運河的開鑿，橋梁的架設，等等，都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變著地理環境。舍此，則無從談論人類的歷史，更無從談論歷史的進步。關於這一點，中國歷史為全世界的歷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

普列漢諾夫指出：「地理環境不但對於原始部落有著很大的影響，就是對於所謂開化民族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地理環境對於社會人類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因而使人類對於周圍的地理環境發生了一種新的關系。現在英國人對於這種地理環境的反應自然同愷撒時代移居英國的部落對於這種環境的反應完全不同」[34]。普列漢諾夫在地理環境和社會歷史之關系的論點上有一些錯誤的認識，但是他在這裏所說的則是正確的。隨著歷史的進步，人類改變地理環境的能力將日益增強。然而，這種趨勢也積累著巨大的隱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指出的：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35]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寫的這一段話，事實上已成為現時全人類所關註的問題。

對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關系的認識，是一個歷史過程。在這個認識過程中，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者的貢獻是應當特別予以重視的；而對於中國古代學者，尤其是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認識和撰述，也應當受到重視，這對我們研究歷史和參與社會實踐都是會有啟發的。

註釋：

[25] 參見史念海：【河山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第360～362頁。

[26] 參見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124頁。

[27] 參見周廷儒：【古地理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339～340頁。

[28] 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5～22頁。

[29] 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七【邊防十三·突厥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411頁。

[30] 王溥：【唐會要】卷九十八「回紇」，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749頁。

[31]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106頁。

[32]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