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作達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碩士）
（正選騰訊新聞@新鄉土） 何為「增減掛鉤」，什麽又是「合村並居」？簡單來說，「增減掛鉤」與「合村並居」政策是一體兩面的關系，二者互為表裏，不可分割。在此政策語境之下，只有減少了農村宅基地才能增加耕地和城市建設用地，才能在保證18億畝耕地紅線不觸碰的條件下繼續為城市提供建設用地、搞房地產開發，才能讓「賣地」這一基層政府獲得財政來源的方略可持續。同時，合村之後的多村並居才能實作「增」與「減」之間的協調，才能在最大限度增加農村人居密度的同時獲得最多的耕地，並在保證18億畝耕地紅線的基礎上將剩余的耕地轉變為城市建設用地。
在春節返鄉走訪過程中，筆者以喬村為物件，對山東「增減掛鉤」、「合村並居」政策的後果和效驗進行了五年周期的階段性觀察，在此基礎上形成這篇文章。需要說明的是，「喬村」並非該村的真實名稱，而是做了匿名化的處理，取「喬遷之村」之意，意指該村村民在「合村並居」政策推動下，從村落宅基地老宅集體喬遷至鄉鎮社區，與其余兩個村莊合並建成所謂「萬人社區」。同時，上述「五年周期」以2019年該村黨支部書記率先拆掉自家住宅為起始點，將其視為政策正式落地喬村的標誌，至今已有五年。目前，喬村老村還有約30戶村民（約占該村家戶的10%）並沒有同意拆遷，還在老村憂心忡忡地住著；宅基地復耕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剩余耕地轉變成建設用地的政策規劃更無從兌現。加之三年疫情影響、縣域財政吃緊、勞動力人口外流、房地產衰落（具體表現為供大於求、房價下跌近⅓、有價無市）、落後產能被淘汰、新業態尚處萌芽階段等因素的影響，縣域經濟和喬村境況均並不容樂觀。雖然巨量的財政已然投入喬村的新居建設，但後續還要不斷進行財政投入，完善基礎設施，完成政策收尾工作。
喬村村民現在過得怎麽樣？這一問題是筆者訪談村民之際率先詢問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答案直接關系著政策的效驗。筆者得到的答案具有相對一致性——「還不錯，幹凈舒適了很多，但花費也增加了一些」，「折騰了三四年卻沒過上想要的好日子，手裏越來越沒錢，窮折騰，越折騰越窮」。村民的表述是樸素的，但卻透露著喬遷之後的隱憂，現實境況與農民預期之間的落差，以及政策制定伊始的不足與落地之後的欠妥。需要說明的是，村民口中的「折騰」有其現實含義，即喬村的「先拆後建」、「大拆大建」，即先讓同意拆遷的全部村民拆掉自家房子，在外自己找房子住，政府補助租房費用，拆建的費用也全部由政府財政負擔。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一是防範農民在新房建成後反悔、不同意拆房，從而保證新社區的入住率；二是讓上級黨委政府放心，從而獲得相對穩定的財政支持。「先拆後建」並不是村兩委動員村民拆遷之初給出的承諾。2018年8月，村兩委給出的承諾是「先建後拆、拎包入住」，95％家戶因此同意拆遷、簽訂合約。次年年初，政策突然「變卦」，「變卦」之初民憤沸騰，部份農民甚至想要到北京「見真章」；但在村兩委的勸說並相繼自拆以起帶頭作用之後，很多農民還是開啟了長達三年的「流浪著且期盼著」的生命旅程。
2022年，村民的「流浪之旅」結束，大批村民入住新社區，一派熱鬧景象；現今，是時候檢驗農民的「期盼」是否兌現的時候了！誠然，樓房較之村民的宅基地平房確有優點：整潔方便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冬天集體供暖可以為村民提供更加暖和舒適的過冬條件，這一點也是很多農民同意拆遷的一大原因。但入住樓房的缺點也是有的：空間逼仄，人居密集，生活成本升高。就居住空間看，拆遷之後最大的戶型是140㎡，除此之外還有120㎡、80㎡兩種；但是先前宅基地戶均300㎡。有位農民坦陳：「現在還好，閑著的時候可以下樓走走，但疫情期間終日‘囚禁’在樓上，憋悶的要瘋。」就生活成本而言，原先村民可以在院內和住宅周邊種植蔬菜，養殖雞鴨鵝，自家吃不了還可以在集市上賣出去，賺取小部份收入。這是農村小農經濟特有的生產模式，即「庭院經濟」，這種模式是農村生活成本低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拆遷之後，庭院經濟被摧毀。同時，95%的拆遷農民受困於農具無處放置、距離耕地遙遠的現實問題，都選擇了將耕地流轉給種糧大戶，自家不再種地，改收流轉費。對此，很多老年村民抱怨道：「不光冬天要交供暖費（每平方米須繳納22元，入住前三年半價），而且現在吃啥就得買啥，用水、吃糧都得花錢（原先在村裏，生活用水是不花錢的），花費確實大了。」這些費用增加對於青壯年村民來說無關痛癢，但對於靠老年錢過活的村民來說確實是一個負擔。兩相比較，我們很難評價究竟哪種生活模式更好，讓農民住上樓房也並不等同於讓農民過上更好的日子，青年與老年農民的境況也不一樣，個中有太多、太復雜的現實區隔！
從農村經營方式看，庭院經濟以及家庭小農經濟的覆滅使其發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巨變。半個世紀以來，喬村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靠種地、種庭院實作經濟自主的傳統鄉村，而是長期以木匠手工、家具制造實作致富，與房地產行業的興衰具有直接且重要的關聯。受房地產行業衰落、新產業新業態空缺等經濟因素影響，喬村村民喪失了大量就業機會和收入，很多一直從事木匠和家具行業的個體家戶近年來都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不再種地、不再種植庭院、喪失工作機會的農民靠什麽應對升高了的生活成本呢？答案只能是在鄉鎮和鄰村打零工，賺取微薄且不穩定的收入以維持生計。一位個體村民說：「遷入社區之後裝修和補交費用（入住80㎡戶型不額外花錢，而入住120㎡的需要額外交2萬元，住140㎡的需要額外交6萬元）累計至少12萬元，今年家庭收入結余不足2萬元，眼瞅著就活不起了！」該村民一家六口人，目前擠在140㎡的房子裏，上有兩個老人，下有兩個孩子，家裏只有他與其妻子賺錢養家，兩年後老大還要上大學，夫妻倆年後計劃到外地打工賺錢，唯恐家庭破產、陷入赤貧。還有一位2019年在縣城買房且在2021年遷居新社區的村民慨嘆道：「我2019年在城裏買房，五年間房價凈虧損近30萬，入住樓房前前後後、林林總總又花了約13萬，這一輩子的積蓄都砸在兩套房子上了，血虧啊！在咱們這樣一個四線城市，縣城房子都哐哐降價，咱這小鎮上的房子又有什麽升值空間？！」聽完村民的上述肺腑之言，筆者心中一陣劇痛。當問及兩位村民是否後悔拆遷時，或許是這個問題本身太尖銳，又或許是這個問題觸及了他們最痛楚、最敏感的神經，他們都先是陷入了沈默和失語，良久之後，他們均沒有給出是否後悔的確切答案，而是在一聲嘆息之後低沈地說道：「房子拆都拆了，沒辦法了，回不去了……」
調研之後，令筆者困惑的是，原本是好初衷的政策為何換來的卻是巨量財政支出、農民成為勞動力剩余、生活成本升高、農戶瀕臨破產的結果？如此這般，所為何事？思慮至此，不由得想起那位古稀老人的話：窮折騰，越折騰越窮。雖然這是口語化的粗淺表達，但卻反映了喬村目前的慘淡現狀。筆者在這裏給出初步思考之後的看法：事已至此，應該對「增減掛鉤」與「合村並居」予以嚴肅反思，必要情況下要按下「暫停鍵」，不要再推廣，不要再亂搞。同時，對於政策已然落地的像如喬村這樣的村莊，應在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妥善處理農民問題、具有長期戰略眼光的基礎上完成收尾工作，完善配套設施，一心一意謀求鄉村產業發展。
「讓農民住樓房」這一政策安排極易淪為面子工程和形式主義，似乎讓農民住進光鮮亮麗的大樓就宣告了農民已經過上好日子。事情遠沒有這麽簡單！更為重要、更為切實的是要讓農民的勞動價值充分發揮出來，增加農民收入，實作鄉村產業振興。換句話說，如果農民有了錢又想住樓，完全可以自己去縣城買房，去享受更好的居住條件和基礎設施，不但不需要政府和村兩委的動員和折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和縣域房地產行業的緊張；而沒錢又住著樓房的生活境況，不但不會提高農民的幸福感反而會加大農民的生活負擔。2024年中央一號檔表示，要「強化農民增收舉措，打好鄉村全面振興的漂亮仗」。因此，與其挖空心思動農民的宅基地，不如認真考慮怎麽實作鄉村振興的就地化，改善農村居住環境，率先實作鄉村產業振興，讓農民的錢包鼓起來。這才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
住房之於農民可謂茲事體大。一位古稀老人跟對筆者坦陳：「咱村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至今已經有百年歷史，幾百年來，從來沒有發生過拆遷這般大事。」從這個層面看，此次大拆大建對於該村以及政策影響的其他村莊來說是一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經五年「躍進」之後，老村變成廢墟，新樓屋舍儼然；傷了元氣、變了格局、迷了前途的喬村在政策過程中跌宕著，喬村的未來又會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