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晚上，一個朋友發的朋友圈吸引了我，她是貴州省黔東南州從江縣丙妹鎮大歹村幼稚園的董園長。
與這個村結緣是上一年的暑假，我帶領8個來自北京、上海及廣州的孩子來這裏遊學，無意中探訪了這個村，我想讓城裏的孩子看看與感受距離他們的日常非常遙遠的地方。
董園長在朋友圈裏是這樣寫的，「給我們新聘的6個保潔員（大歹村婦女）點贊，雖然她們從來沒有讀過書，也不會講普通話，但並沒有任何影響，她們純純樸樸，任勞任怨，勤勤懇懇，把班級衛生打掃得幹幹凈凈！」
敢於擔責與在地化
我的第一感覺是董園長做事非常務實，有魄力，膽子有點肥。其所在單位是幼稚園，她天天打交道的人群是孩子們，孩子們的安全必須是第一位的和頂頂重要的。面對人手緊缺的情況，但凡安全意識強一點或安全覺悟高一點的園長會怎麽做？我估計，首先會上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說明幼稚園的生源情況及目前的師資情況，進而表達教師（含保潔員）的擴容需求，然後等待上面審批，然後上面派有關人員下來摸查情況，經確認需求屬實的話，上級主管部門就釋出招聘資訊，含保潔員的需求人數及任職資格或要求等。
於用人單位的幼稚園而言，這種程式很重要，啥意思？萬一有事或出了事，上級主管部門是招聘單位，要承擔責任，而不只是幼稚園一方承擔責任。
但董園長沒有這樣做，她選擇了「不走尋常路」，她選擇了「就地取材」。基於保潔員的客觀需求，她與幼稚園其他教師商量，決定起用附近村裏的留守婦女，作為幼稚園的保潔員。結果是，這些新上崗的保潔員們非常稱職，圓滿完成了幼稚園的保潔任務。迫切的事情解決了，還免去了冗長的申報與審批程式，這叫「效率」。
我的第二感覺是董園長很有智慧。「安全」不是第一位和頂重要的嗎？這些本村和鄰村的留守婦女恰恰是最安全的，因為她們的孩子或她們鄰居家的孩子就在這所幼稚園就讀，這些婦女是村裏的常住人口，照看自己的孩子或鄰居家的孩子，無疑會傾註更多情感，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不止於「打一份工、賺一點錢」這麽簡單。
事實上，我相信董園長能夠給到她們的勞動報酬應該不會太高，同樣，她們與董園長見面談及的「薪金待遇」亦不會太高，董園長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董園長的父母更是當地人，董園長放假後回到家裏，與這些婦女們並無二致，也幹著與這些婦女們一樣的農活，也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這個意義上，幼稚園與毗鄰的村莊社區，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唇齒相依的伴侶關係，且這種伴侶關係由來已久。
這給我們一點重要啟示，即具有強烈地方文化根植性的在地勞動力（embedded localized labor force）很重要，區別於市場化條件下的外來勞動力（outward labor force），這些勞動力因為具有強烈與恒久的地方認同（identity of place）與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做事的時候會更用心、更用情，會帶著感情去做事，而不只是機械地做事或完成任務（了事）。
此外，從功能主義角度看，讓貧困地區沒讀過書的母親照顧讀書中的孩子，對孩子的學習無疑產生重要激勵作用。「你要好好學習，將來走出大山，不然你看媽媽，媽媽就是因為小時候沒讀書，不識字，沒文化，只能一輩子待在村裏，只能給你們疊被子、打掃教室」，我想，類似這樣具有「空間並置」（spatial juxtaposition）特征的親子溝通會很大程度上對孩子後天的學習及代際生活際遇的超越形成強大的動力，這比起在外打工的父母在電話那頭的嘮叨，抑或比起諸多不在場或缺場的空洞性說教，要有力得多，效果也必須好很多。
讓留守婦女做幼稚園的保潔員，其對應的「科學問題」是「什麽樣的人可以做或從事什麽樣的事」。很顯然，董園長沒有秉持或堅持「唯學歷論」，而是「這些婦女可以做好保潔工作，她們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所以我就用她們了」，她的用人原則是「能力說」或「能力論」。但現實生活中，太多單位、太多地方卻依然秉持「唯學歷論」「唯資格論」。
高校「破五唯」何其難也
最近，關於高校「非升即調」的新聞不少。其假定有兩個：其一，你不是博士，或你沒有取得博士學位，你壓根就進不了大學的門檻；其二，你五年內沒有拿下「副教授」，或沒有取得副高的職稱，你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教師，你不再合適待在教師崗位了。
問題是，博士學歷或副高及以上的職稱就一定是合格或優秀高校教師的標配嗎？不少人不是博士，也不是副教授，但他們熱衷於教學，對學生用心、用情，與學生打成一片，把大部份時間與精力用在教學上，學生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知識與能力。
反觀那些很牛的博士，或早早拿到副高及以上職稱的教授們，他們無非是擅長申報及順利拿到課題，精通於發表文章尤其是英文文章，在不少學校的制度框架裏，這種人甚至可以不用教學，工作甚至全部工作只負責拿課題及發論文就可以了。某種意義上，他們甚至可以完全不用與學生打交道，因為從時間分配方面考慮，做科研與搞教學經常是互斥的。你花較多的時間與精力在教學上，就沒有或只有較少的時間與精力搞科研。實話說，不少專業的教學與科研經常是脫節的，兩者具有不同的特征與規律，沒有教學作為基礎知識進行鋪墊，帶學生搞科研就是「揠苗助長」。然而對於大部份學生而言，與其最關心的就業這一剛需息息相關的是教學，是熟練掌握紮實的專業基礎與專業技能，而非發論文，而非搞科研。
試問，上述這種科研產出大戶或科研巨頭對學生的能力成長尤其就業能力增強有多大實際用處呢？我對此持質疑態度。但眾所周知，這種人通常很討校方喜歡，因為學校的名氣、知名度及日常運轉經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人拿到的課題或發表的論文。
但我們要問，大學的基本與根本任務是什麽？沒有學生，大學難道不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把學生培養好，搞好教學，不應是第一位的嗎？毋庸諱言，「破五唯」的提法已經有些許年頭了，但我們很多高校卻依然在「唯學歷論」「唯課題論」「唯論文論」的道路上繼續堅毅前行，絕不回頭，或絲毫沒有回頭的跡象。道理至簡，目前針對大學的績效管理制度與考評制度沒有變化，或沒有根本性改變，這個牛鼻子不改，想改其他的，難度可想而知。
總之，什麽是人才？何為人才，我以為當從服務物件的具體需求出發，這才是人才應有的本質規定性，能做事的就是，能勝任某項工作的就是，而不應看學歷，看資格，或主要看學歷或資格。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姚華松
責編 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