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種開設於家庭，宗族或鄉村的民間少兒教育機構。正如【學記】所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私塾按教學形式來說，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請教師設立家館，專教自已子弟與親友子弟；一是由一村一族集資延請教師教其子弟；一是塾師在自己家中或借祠堂、廟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設館，就近招收學童就讀。
私塾按教學內容來說，又分為蒙館與經館。蒙館，為啟蒙性質的教學，大都招收兒童，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為啟蒙教材，進行識字教育；經館，大多招收青少年，以讀講儒家經典，寫作詩文為主，主要以四書五經為教材，兼以唐詩，千家詩，古文觀止，尺牘等，教學生聯句，做詩，對對，填詞等。自然，在農村，由於學生數量少，年齡參差不齊，也有進行一攬子教育的，既點讀，也開講作文。
而塾師自已設館教學稱為「坐館」，受聘於人教學稱為「處館」，托人找教書的地方稱「尋館」，舉薦他人教書稱「薦館」，如果不願意教則稱「辭館」。
大橋鎮作為江都四大鎮之一，歷來重文崇教，因此，私塾教育遍布集鎮與鄉村。據不完全統計，約有40多家。
其中，在大橋鎮區的塾師有：袁保祿，孫香谷，馬愛如，陳樂天，周錦堂，王次周，李未庭，徐守，寂光，周季豪，何亮成，謝小庵，張蔭南，袁伯生，朱子雅，袁錫仙，簫桂，陳康甫，高彤書，顧瑞源，袁儷農，袁錦波，熙年，賈魯，魏楚橋，顧聘三，袁叔章，周子同等。
在大橋周邊鄉村的塾師有：顧塘的孫光照，新塘的孫光羊，徐守監，蔡國仁，楊墅的孫光華，孫於堂，孫劍紅，蔡興的孫樹木，張紹芝，孫仲和，三義的戴更生，卞鳳池，卞周文，常子江，孫耀庭，孫以瑞，馬場的竇有州，朱德義，卞周金，王家祠堂的王棟，孫家祠堂的孫誌南等。
家塾塾師的任教期大抵為一年。春季開館，歲末收書，期滿續聘，解聘或辭職，各聽其便。塾師的報酬在農村大多以糧食計算，如黃豆幾鬥乃至一石有余。如系外地聘來的塾師，則由學生家長輪流供膳，校舍一般是利用學生家庭多余的房屋或借用廟宇祠堂。課桌凳由學生內建。也有塾師自設私塾的，則向學生收交一定學費（束修）。
私塾塾師大抵是秀才出身，都有相當的古文功底，其中也不乏有名望者。如袁保祿，朱子雅，袁錫山，孫香谷等人。袁保祿曾教過胡筆江先生，胡筆江獲益匪淺。胡發跡後，為了敬謝師恩，專門在大橋鎮南購買地基，為其建三進房屋相贈。孫香谷知識淵博，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因人，因時，因需而異，其開設的家塾遐邇聞名，慕名而來求學者甚多。四鄉學子，日行十數裏走讀者有之，要求住宿者有之，投親靠友或租房求讀者有之，一時濟濟一堂，多達百人。他培養的學生中，紀子仙，李靜，孫壽芝後來都當上了省立揚州中學，揚州市平民中學，揚州市新華中學的校長，而周紹成，袁佩青等人，則成了國民黨的高官。
到了抗戰時期，新四軍從江南挺進大橋以後，對私塾釆取了「積極改良，逐漸轉化」的方針，對教育內容，教育方法，課程設定都提出了具體要求，教育引導塾師們逐步停授舊教材，啟用新教材，以適應時代的進步。尤其是黨的邗東師訓班及江都簡師，透過考試更吸收了不少塾師為教師。直至新中國成立以後，鄉村民辦小學的興起，大多塾師也就逐漸轉為民辦小學的民辦教師了。（朱毓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