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銘文文體逐漸確立，銘文內部份類也逐漸增多，以後的各個時期，銘文基本延續著魏晉南北朝所確立的文體特征，及寫作觀念， 但在銘文分類上卻進一步細化。宋人創作出了遠超前代的銘文作品，同時他們也有著自己的銘文觀念。
一、宋人對銘文的認識
首先，宋人對於銘文文體的認識呈現逐漸清晰的趨勢，這一點宋代所編的【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等三部總集中「銘文」類收文情況就可以體現出來 ，前文已有論析此不贅述，而宋人關於銘文創作的相關論述，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宋人總體上主張銘文應以古人為榜樣，但這種主張主要是在銘文文體功能方面，並且這一觀念貫穿了整個宋代。 田錫創作銘文是以古人為榜樣，並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其中還強調了銘文用以「戒慎」的文體功能。南宋陳【文則】中也有對銘文論述，雖然沒有明顯說明他對銘文文體功能的看法，但顯然的一點足，他同樣強調銘文應以古銘為創作標準。
【玉海】記載：「古之為銘，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者，衛孔悝【鼎銘】是也；有著儆戒之辭於器物者，如【湯盤銘】、武王幾、杖、楹、席之銘是也。」
這段話雖然是針對當時詞科考試而言，但還是可以看出真德秀同樣主張銘文創作應該向古人學習， 並同時強調了銘文頌德和誡勉兩方面的文體功能。宋人的銘文觀大體還是以古人為榜樣，並且強調銘文應以頌德和誡勉為主要用途。
二、文采
對於具體的銘文創作，宋人有著多種不同的看法，或偏向載道，或偏向文采，又或表現出融合載道與文采的趨勢， 這一分歧在北宋前期就已經出現。田錫將銘文視作「文」的一種，並且在文與道的關系上，也繼承了中晚唐以來古文家的觀念。
單就銘文來看，他仍然強調其在記功頌德方面的基本功能，但在文學性上，田錫似乎沒有拘於常規，他並不反對「聲律不能拘於步驟」這樣的做法， 換句話說，田錫一定程度上也主張不被常規「步驟」所限，而應打破常體，尋求新變，而所謂「放為狂歌，目為古風」，則表現出以古文為尊尚的傾向。
田錫在【貽宋小著書】中說明了他對唐代時文大家的學習，又仔細敘述自己「心與言會」、「出入眾賢之閫閾」的創作過程， 這其實與他主張「文之變」的思想是一致的，進一步而言，田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打破常規，表現自我的個性，而他的這些看法自然也包括銘文在內。
從他的創作實際來看，田錫的銘文有學習柳宗元的痕跡，同時也具有較為突出的自我個性，這可以其【湯盤後銘】、【白獸樽銘】、【夏鼎銘】、【蔔台銘】等銘文為代表。 可以說田錫的這些包括銘文創作在內的文學主張，為蘇黃等人進一步打破傳統銘文體式，從而創作更具文學色彩的銘文作品，做了一定的理論奠基。
作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復同樣將銘文視作「文章」的一種，並且他的言辭之間似乎含有「銘文尚實」的傳統觀念，但其中更突出的則是道學家「文以載道」的意味， 從而他反對「肆意虛構，無故而作」。而這樣的文學觀念，一定程度上會起到削弱銘文文學色彩的作用。自此以後，宋人對於銘文的看法，基本上不出強調載道或文學性兩個方面。
【題蘇子由黃樓賦草】記載：「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纖余而盡變。」
蘇軾、黃庭堅等則是沿著田錫的主張進一步突出了銘文的文學色彩，尤其是黃庭堅，他曾具體提出自己對於銘文創作的看法， 註意到了銘文的獨特性，並主張銘文創作應追求「頓挫奇」，所以他欣賞蘇軾銘文「光怪百出」的風格，因為這正符合所謂「崛奇」追求，可以說黃庭堅的銘文觀念比蘇軾更加深入而具體。
從黃庭堅創作實際來看，他在追求銘文的「頓挫奇」上也有多方面的具體實踐，如打破銘文傳統的四言等整齊形式的限制， 大量運用雜言句式甚至散文化的語言，從而造成節奏上的頓挫之感：發揮想象力，將多個典故進行觸合等，從而造成奇的風格，當然這兩個方面也並非絕然獨立的，如傳統語言形式的突破也會造成「奇」的特點等。
蘇黃更註重銘文的文學性，而蘇黃的銘文觀念在宋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由此引導了銘文創作向散文化，註重文學性的方向發展， 李腐作為「蘇門六君子」之一，在文學創作方面受到蘇軾很大的影響，【四庫全書】稱「其文章條暢曲折，辯而中理，大略與蘇軾相近」，但僅就其銘文創作而言，與蘇軾風格迥異，其平實工整有余，而缺少文采與意蘊。
李提出了自己的文學觀點，所謂「各緣事類，以別其目；各尚體變，以稱其實"則表現出一種「尊體」的意識，這與銘文創作實際相符 ，但卻與蘇黃等人打破傳統銘文體式的做法顯然相異。他所反對的恰恰是突破常體的創作方式，這或從反面證明了當時大多數文人接受了蘇黃等人的創作觀念，並嘗試打破傳統進行創作的總體趨勢。
南宋朱朱熹也有自己的銘文觀，他曾稱贊蘇軾「這般閑戲文字便好」，又曾兩次對陳師道的【黃樓銘】提出贊揚， 總之朱熹也主張銘文應寫得語詞自然平易而節奏不失頓挫。朱熹又在【跋張敬夫為石子重作傳心閣銘】中提出了銘文創作須「知道而健於文」的觀點，由此可見他的銘文觀是融合了載道與文彩兩個方面，而其中尤表現出偏向蘇、黃風格的特點。
三、載道
偏向於「載道」的則有葉適，其【習學記言序目】是葉適讀【唐書】所作的劄記，其中有很多他對於歷史和史書寫作的觀點， 其中體現出他的「治道」思想。在劄記中，葉適對蘇軾等人的文學創作進行了批判，所謂「浮說閑話」，實際上是針對他們偏重於追求文章文學色彩而言的，其中顯然包括銘文。
但葉適並非反對創作銘文，因為他也創作有8首銘文，並且多於同屬浙東派的呂祖謙、陳亮等人。 可以說葉適在銘文創作上更偏向於「載道」，只不過他所說的「道」更多的是指「治道」而已。
【文章正宗】記載：「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采摘一二，以附其間。」
真德秀主張銘文應以古人為標準，但他又主張作銘應有「主意」，不能僅是鋪陳敘述，那什麽又是「主意呢？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將銘文也視作詩一類， 而其編選詩賦的原則是「以明義理為主」，其中所謂「義理」與前面所說的「主意」在內涵上應該是相通的，即應「興寄高遠」。所以真德秀的銘文創作觀念表現出融合載道與文彩，同時又偏向「義理」的特點。
結語
宋人雖然並不十分強調銘文「尚實」，但也並不缺少這種觀念，如上文所引李鷹言雲「各尚體要，以稱其實」，所謂「體要」自然也包含有「尚實」的意識。總之，宋人的銘文觀既有自己獨特的一面，又有繼承傳統的方面，但其獨特性實際上大於繼承性。
參考文獻：
[1]【玉海】
[2]黃庭堅【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3]真德秀【文章正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