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的刘元春。
他刚参与完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堪称中国经济领域的智囊人物。还未过年，为何就急于对明年进行预测？因为今年的经济大局已基本确定。2023年的中国经济，总体给人一种平稳的感觉，像是一个建立起的平台期，毫无波澜。现在的关键是判断，这个平台积累的能量最终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
根据刘元春的预测，未来经济仍将保持平稳。
他提议将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5%，财政赤字率定在3.2%左右，这相当于规划了一条平行的稳定线。我个人认为，这还算是一个乐观的预测。中国经济并未像西方社会所预言的那样出现重大危机。年底的政策全力聚焦于债务化解，各地纷纷发行特别国债。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在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降低金融风险。
客观来说，外部美国及G7的「去风险」策略，以及内部由收入不足引发的产能过剩，都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需要更多时间。刘元春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5%，而非林毅夫所提的8%，显得更为理性。今年实现5%的增长应该不成问题，这个5%是建立在去年较低基数上的同比增长。如果明年能继续保持4.5-5%的增长，那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明年的压力主要在哪里？
刘元春提到了四点，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压力：如何解除金融风险的警报。未来经济的核心任务不是实现林毅夫所提的年均8%、持续十二年的高速增长，而是去风险。
哪四点呢？
首先，房地产面临严峻考验。
头部房企接连陷入困境，碧桂园和远洋集团甚至连利息支付都出现问题。房地产行业如何化解债务？如何支持项目交付？
为了维护市场信用链，需要大量的流动性支持。明年，化解债务的问题将继续凸显。如果明年房地产销售继续下滑，突破了郁亮所说的开发商坚守的10亿平方米底线，债务将进一步累积。由于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土地拍卖不会停止，供应端将继续扩大。
其次，地方财政的流动性如何解决？
地方财政的流动性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房地产上。年内税收并未下滑，反而在增长。一般纳税人企业并未获得重大的税收利好，疫情期间的退税政策也已结束。因此，财政税收是在增加而非减少。
既然税收在增加，为何还会出现流动性问题并形成高额负债？
原因仍在房地产。地方财政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土地出让金。房地产销售不振，开发商拿地意愿低迷，土地拍卖自然大幅减少。
目前，各地正在发行特别国债，这相当于用长期债务来化解短期债务，先让地方财政正常运转起来。这种化解债务的方式在过去两次金融危机时也采用过。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两次债务化解都赶上了世界贸易大门敞开、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逐渐得到化解，平衡得以重建。然而，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以债化债只会导致债务累积。如果经济无法提振，可能会被迫进入通胀，而非大家所担心的通缩。
第三，产能过剩问题。
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很常见，总有更新换代的过程。然而，一些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也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这表明市场调节机制出现了失灵。
产能过剩表面上看是需求不足、投资拉动经济的后遗症。进一步探究，其根源在于投资方式的非市场化行为。资源并非流向效率最高的领域，而是基于所有制的定位流向了低效区。这导致效益无法释放，也无法传导到民生领域。如果不改变这种底层逻辑，收入将永远无法追上投资的步伐，进而形成反噬。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预期不足，消费指数也持续徘徊。
第四，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似乎低估了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影响。网络上充斥着爱国流量痛骂美国的声音，而中方发言则强调贸易合作的重要性。
刘元春认为：「明年美国经济调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都是大概率事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推动的‘小院高墙’战略很可能会降低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进口需求，这可能对我国的成套设备、机电设备的出口产生一定冲击。」
「小院高墙」战略旨在拦截高科技发展，以压制中国的崛起。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并被放大。然而，卡脖子并未影响中国贸易的蓬勃发展。如今形势已变，不仅仅是卡脖子的问题，而是中国的贸易份额在下降。外贸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后备箱」，消化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被排斥在西方贸易强国之外，如果WTO失去光彩，而我们又被拒于CPTPP之外，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融入全球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然而，由于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不高，中国自身的巨大市场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如果外贸出现下行趋势，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刘校长的四点分析切中要害。
问题的焦点又是什么？
是房地产。房地产本身就代表着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化解债务的需求。因此，当美国政要评估中国经济时，他们也会关注中国的房地产。
房地产确实充满了矛盾。
明明供过于求，却不允许价格大幅下跌，同时土地拍卖仍在继续。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为什么地方财政要依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这才是根本问题。在正常的经济体中，财政收入应与企业税收和居民收入增长同步，有多少钱就收多少税、办多少事。但地方财政不同，其开支的一半要依靠额外收入，即土地出让金，没有这部分收入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支撑地方财政支出。如果没有土地出让金，地方财政就会失去流动性。
房屋销售依赖于老百姓的购买力，但房价高涨使得许多刚需购房者无法负担，而能够购房的人又背负着沉重的贷款压力，生活负担沉重。70%的流动性被锁定在房地产中，这使得土地财政加剧了收入的不平衡。而收入问题，正是产能过剩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困境都与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偏低有关。
那么，如何提高收入呢？
向企业要利润？但在高税制下，企业的利润已经一降再降，达到了边际，没有更多空间。向财政要资金？财政可能会回应说，需要卖房来增加收入。问老百姓为什么不买房？他们可能会反问，房子虽好，但收入在哪里？这样又绕回到了原点。
这个循环当然不是永恒的，其中的环节总有可以打破的地方。关键在于，是谁在主导这一切？
未来经济的最大风险在于楼市，而老百姓最担心的是就业问题。因为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就业都是普通人最强的防御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