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译/马力】
最近，大众汽车宣称可能不得不裁员甚至关闭其德国工厂。这一消息引发了中国舆论界对德国经济健康状况的大量评论。
作为战略顾问，我每天都要与来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打交道，下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
在本文中，我会简要介绍一下大众汽车的情况。大众事件虽然只是一个特例，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更加宏观的问题。我将讨论外部因素对德国经济模式的影响，也会着重讨论德国的国内问题，此外还会涉及振兴经济的具体举措。
一
若按照销售额和销售量计算，大众汽车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在全世界拥有68.4万名员工，就其核心业务来说是德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大众汽车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德国的关注。
大众汽车在德国沃尔夫斯堡的生产基地资料图：大众汽车官网
大众汽车在与工会合作方面率先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甚至在「取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个表达方式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将其落实。这家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并在1993年引入了每周4天工作制，以避免裁员，同时留住熟练工人。他们甚至还在本世纪初通过谈判与工会达成了「就业协定」，确保了超过12万名德国员工的就业安全。在这些极端优惠的条件中，2029年到期的就业安全协议已被大众汽车终止。
集团中的一家汽车组装工厂和一家零部件工厂可能会被关闭，这将是此事件最糟糕的结果。「大众汽车将关闭其所有德国工厂」其实是一条假新闻。通常来说，谈判最终结果远没有谈判之初摆到谈判桌上的目标那么夸张。2023年，大众汽车的利润超过220亿欧元，如今这家公司所做的一切调整只是在努力适应现实而已。
事实上，大众汽车有20%的股权属于政府，因此政府享有对该公司重要决策的一票否决权，这是该公司与其他绝大多数德国公司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政治家们为了再次当选，必须顾及公众情绪，而大众公司的调整举措必然激怒公众。夺走人们已然在手的利益，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
大众公司的例子表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德国职工享有的就业待遇是令全世界羡慕的。
长期以来，通过劳资委员会和监事会的代表，让工人在公司管理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实现「共同决策」，进而实现资本和工人的合作双赢，推动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切塑造了「德国制造」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如今，大众汽车事件说明，这种模式正在接近其极限，已经难以为继。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名男子走出一家大众品牌汽车经销商店。资料图：新华社
二
从整体上来说，德国经济和产业正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双重挑战。
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增长放缓、去全球化的趋势、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公共和私营部门普遍高企的债务、能源价格飙升以及大笔资金用于对乌军事援助等等，所有这些都无情地暴露了德国的弱点。
德国经济界普遍认为，我们正走在去工业化的道路上。在能源方面，德国正在尝试放弃使用核能和煤炭，实现能源转型；与此同时，由于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当地受影响居民的抵制，天然气的使用大幅减少，可再生能源和输配电发展缓慢。
我是反对为重工业设定电价上限或进行其他形式补贴的，我认为也不应该无休止地对电动汽车进行补贴（这种补贴现在已经停止）。当新技术刚刚兴起，需要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时，补贴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当到了一定的时候，对这种新技术的需求必然会创造出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美国或中国等其他国家能够从中受益，因为它们的社会和产业更加灵活，而这正是德国典型的短板。
除了能源和汽车以外，其他行业，如机械制造、化工和制药行业等，也有类似问题，同时那些行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其他挑战。
总体而言，德国需要减少补贴、减少无风险担保、改变害怕犯错的心态；德国需要更多的创业精神、冒险精神和实用主义精神，并为那些仍有动力进行创新的人们提供更多空间。与此同时，德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熟练劳动力也出现缺乏，这要求我们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必须在人道主义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目前，德国国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而我们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我们在将高技能移民融入我们的劳动力队伍和社会生活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比如说，德国为什么如此缺乏医生和护士？在德国乡村地区，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来自叙利亚或乌克兰的医疗专业人士执业？
把一切都归咎于劳动力成本高、能源成本高或税收，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然而很多行业代表正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更多的是为所有人做大蛋糕，而不是调整蛋糕的分配。
三
在我看来，危害最大的单一因素，就是过于夸张的官僚主义。解决这个问题将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可以为我们的社会释放大量财富。
无论何时出现事故、丑闻、预算超支等问题，答案总是：加强监管。然而监管措施一旦到位，即便被证明几乎毫无用处或适得其反，也绝不会被撤销。除了在时间和金钱上的直接负面影响之外，这种心态还间接地毒害了商业环境。
大众汽车这样的大型上市公司并非德国的经济支柱，中小企业才是，他们总是向我抱怨上述那些非生产性负担。
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W)和德国工商联合会(DIHK)等机构进行的研究表明，德国中小企业通常将高达10%的收入用于支付各种政府机构规定的费用，其中包括纳税申报、义务报告、环境法规和其他行政性事务。这些费用通常被列入「合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直接的财务成本和花在文书工作上的时间，而且这一成本的支出并不直接为它们的核心业务作出任何贡献。
一位在一家投资基金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的朋友曾向我详细介绍了他每周的工作情况。他的工作内容几乎就是挑选律师、税务专家和会计师等外包服务提供商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付出巨大的成本，目的仅仅是撰写出符合德国和欧盟要求的各种报告。
其中，有两个细节令我感到震惊：首先，根据粗略的计算，他认为，所有这些提交到政府机构的报告平均只有最多2%被认真阅读过，98%的报告都未经阅读直接存档或被丢弃了；此外，作为一家投资基金的联合创始人，他对贵金属或加密货币等其他替代性投资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没有时间来关注公司的核心业务，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去迎合德国和欧盟的官僚主义要求。
根据我与德国产业界和金融界客户打交道的经验，我可以用这样的轶事写出一本书来。现任政府除了口惠而实不至，还对公司提出了额外的出于良好动机却没什么益处的要求。例如推出【德国供应链法案】，该法案旨在让德国公司对其全球供应链中使用童工、破坏环境的非法行为负责。可以说，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唯一明确的受益者，就是审计机构和认证公司。
在德国柏林拍摄的德国国会大厦一角。资料图：新华社
在德国和欧盟的企业或政府中，没有人敢承担放松监管的责任，因为那些监管措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和崇高的目的制定出来的。各种监管措施层层叠叠堆积起来，活力就这样被扼杀掉了。
如今，遵守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法规是所有人的首要任务，简而言之，就是不要犯错。人们不再关心整个体制是否在正常运转，也不再关心那些法规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体制」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人们的工作、人们每天去上班的公司或者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犯错、避免受到指责。对很多人来说，保持低调，不表现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在德国社会似乎是最安全的选择。
很显然，德国社会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尝试新事物、进行创新和创业的环境。
四
德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门已经摇摇欲坠，这是我们缺乏勇气进行真正改革的另外两个主要领域。
几十年来，德国在这两个领域的大量资本一直在缓慢地贬值，德国并没有花钱对这两个领域进行维护和升级，例如在数字化领域，德国已经落后。
在出口繁荣的时代，年复一年的国内投资不足是很容易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在今天的德国，所有的桥梁、高速公路、铁路，以及中小学、大学等都需要巨额投资，这与我们对债务融资的厌恶绝对是不相容的。
而且，即便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抛诸脑后，「耐心的德国」也无法在所有领域同时进行必要的大手术。甚至即便有足够充裕的资金，德国也雇佣不到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完成手头所有的工作。
五
事实上，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尽管存在上述问题，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却仍然非常繁荣。这是由于人口数量急剧下降造成的。失业问题几乎从新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熟练劳动力短缺。
必须指出，德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普遍充斥的自满情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人终于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再端着架子。
足球场上平庸的表现、德国汽车品牌声誉的丧失、公共丑闻和破产，以及像柏林首都机场那样大型项目的失败等等，这些都对公众的情绪造成了影响。德国人现在已经承认，即便在欧洲，我们在经济增长和数字化方面也落后了；德国人意识到，美国车和中国车似乎比德国车更好；而且，很多问题已经不是通过钱就能解决的了。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改变，情况已经非常不妙了。
人们行走在德国柏林一座桥上。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德国一共有16个州，让我们看看最近在德国东部两个州的选举情况：目前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邦联合政府让这三个政党加起来一共获得了10-14%的选票！最大的赢家是相对年轻的左翼和右翼反对党，它们有时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政治观点融合在一起。
因此，越来越明显的是，大多数德国人都感到德国问题很严重，并且正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这种局面是否会导致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只便宜了那些轻易做出承诺、采取无痛疗法的民粹主义者？这一切还有待观察。民粹主义虽然通常不会带来真正的解决方案，但他们造成的压力会迫使更负责任的政党齐心协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做出有意义的决策。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德国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定位。很显然，德国公众舆论，尤其是东德和较新的反对党，对俄罗斯的敌意要比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那些政治精英小得多，对美国的质疑程度则要高得多。德国人在讨论与中国的关系时，总是把俄罗斯作为参考。德国人能够从俄乌冲突的结果中吸取到什么教训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