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5年生人，上大学之前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先后经历了农村发展的两个时期：一个是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主要是文革后期，另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单干时期。由于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并亲身参加过许多农业劳动，所以，对从小到大的农村有一些经历和体验。
大集体时期，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村集体所有。那个时候的村集体叫做生产大队，文化大革命时期变成了大队革委会。革委会统一管理党、政、工、农、商、学、兵，并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如生产队，民兵连，妇委会，治保会，副业队，等等。生产由生产大队负责。生产大队下设若干生产小队，每个家庭被编入各小队中，群众都是生产队社员。生产队社员大致被划分为三类：一是整劳力，二是半劳力，三是五保户。成年壮年健康男子一般划分为整劳力，妇女和未成年人被划分为半劳力，五保人员一般不参加劳动。我那个时候未成年，还是学生，所以，被列为半劳力。因为我父亲是工人，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我们兄弟姊妹都还未成年，所以，我们家被全部列为半劳力。
整劳力和半劳力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生产劳动情况采用记工分制，整劳力出一天工10分，半劳力出一天工6分；半天减半（不足半天，一般按半天算）。
每年的劳动任务都要由公社下达到各生产大队，然后，由生产大队再下达到各生产小队。每天的劳动任务都是由各小队长进行分配。那个时候最热闹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六七点钟，所有社员都要到小队部门前集合，等待着着小队长的到来。等小队长把生产任务一一分配完毕之后，分头行动。领着好活的，一脸高兴；领着不愿干的活的，一脸的沮丧。我一般是礼拜天和放假的时候去参加劳动，跟着母亲去分配活。无论分配什么样的活母亲从来没有什么怨言。我一般是放牛，割草，薅草这几项，活也不重，所以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放牛，自由自在地，不用出什么力，还可以逗牛玩。骑牛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每年年底是评定工分，分配收益的时候。生产小队会计会把一年的收成刨掉各项支出后的收益情况向社员进行公布，然后，算出每户家庭的劳动贡献，并根据劳动贡献来确定是向生产队交钱还是分钱？那个时候粮食是平均分配的。如果劳动贡献不够平均数，那么需要向生产小队交钱以补足亏空；如果劳动贡献大超出了平均数，那么就可以分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分过钱，总是向生产小队交钱。钱开始是每年从父亲的工资里挤出来的，后来，资本主义尾巴不割了，可以养猪了，母亲就每年养一头猪，卖掉后用来交钱。我们家全年的口粮基本上就是靠这一头猪来维持，我们出的力，挣的工分还不如这一头猪。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单干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革委会都撤了，成立了党组织。公社改成了乡，大队改成了村委会，生产小队没有了，土地、生产资料和集体的结余全部都分到了每个家庭里。好东西都被队里的干部拿走了，破烂东西都分了下去。我们家除了几亩地，连破烂也没有分到。地也不是什么好地，要么离家的距离很远，要么就是岭上的石头渣子地。
父母亲很发愁，什么农具也没有，劳动力也缺，地怎么种？好在父母都是勤劳的人，能出力，手也巧。父亲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些破铜烂铁，把一些基本的小农具都做出来了。大的农具就借一借，给人家点好处。然后，他们起早贪黑，基本上天天扎到地里，不停地劳作。我和兄弟姊妹们利用放学后和礼拜天、节假日的时间也帮父母干活。
就这样，我们家每年收的粮食都吃不完，交完了公粮，就囤着；囤多了就卖。我们兄弟姊妹外出上学的粮票全是靠卖粮食卖出来的，直到取消了粮票以后，家里还存了很多。不仅如此，我们家每年养的猪卖了钱也攒下了，以前吃饭时的地瓜饼子都不见了，全是馒头。还有一个，每天再不用见生产小队干部了，看他们脸色，听他们嘟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他们很多人的收成还不如我们，好地好农具也代替不了勤劳。
后来，随着我们兄弟姊妹都进了城，父母也进到城里，转了户口，土地交回村里，房子、农具也都处理了，农村就永远离开我们了；我也再没有回去过。但农村生活的那段记忆，我至今还非常清晰，铭心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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