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清朝与民国时期，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任何普通个体农民家庭，都无法独自获得显著发展。靠家庭有限的资金、土地和劳动资源建设、经营80亩鱼塘（相当于80个村民的土地总和，并来年扩大了四倍）以及用5000元（相当于80户人家一年总收入）购买鱼苗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获得外部资金与专业知识的支持。
在16-18世纪的英国，以及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商人阶层与银行家提供资金与企业家精神，在外包加工制下，基于商人提供的信贷、原材料与农民提供的劳动进行投资，并由商人提供营销渠道和承担经营失败风险。从而使农民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最低（导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80年代的村支书，都是乡镇企业的ceo
从永联村案例，看市场在农业革命的重要性
在永联村案例中，吴栋材（村书记）与其他村领导，承担了将成千上百个农民家庭组织起来的责任；当地国有社区银行提供贷款，并承担资金回收风险。因此，与英国、荷兰类似，融资与企业家精神，在永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金与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大为不同。政府的基金和社队领导的企业家精神，使永联村实现经济转变。
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场不存在，永联村的这个投资渔业的决定，可能威胁整个村民的粮食安全。因为鱼并不是村民饮食的完全替代品，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市场交换，如果失败，许多家庭可能挨饿。因此：
第一，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决定了渔业投资的粮食安全风险，由全体村民家庭分担，不至于使投资个体倾家荡产
第二，这项投资，依赖于一个极大的和安全的鱼市的存在，以保障销售的成功或是降低产品卖不出去，和被抢劫盗窃欺诈的风险。因此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范围整个城乡商业贸易的推广，永联村不可能获得最初的商业成功。
现在的永联村，比我老家的镇都发达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社区银行，提供5000元的初始贷款，不可能在私有产权制度下，通过集中80户以上村民家庭的储蓄获得，除非金融银行已经相当发达（想想目前非洲的农村和印度农村的情景就知道，这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
此外，由于永联村没有任何抵押品，这项没有担保的贷款是有风险的。 基于社区银行对村长个人声誉的信任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永联村才能获得这项贷款 。有商业头脑的商业银行，不可能这样做，更可能把稀有资金投向城市的房地产，或股市或黄金或流向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
换句话说，集体土地所有制，显著降低是社会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 。从而不仅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而且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村民不必私人购买土地或多个土地所有者签订合同。 因此，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企业产权，不仅不必要，还可能妨碍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 。
最后再提醒下，关键的因素（甚至比政府直接支持企业更重要）是有序市场的建立。在有序市场上，村民先购买鱼卵或鱼苗作为投资，在销售成熟后的肥鱼 。分散孤立的农户和村庄，在没有安全的公路和水路连接，战乱欺诈偷盗和抢劫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那样的联系。
（* 有必要再次引入亚当斯密来回敬以下观点：一味强调私有产权和民主制度，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绝对前提和首要条件的制度经济学家 。像分散在广袤无边的苏格兰高地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每一农夫都必须在家庭中，充当屠夫和面包师，以及酿酒师。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我们不能指望在20英里范围内，发现一个专业的锁匠和木匠，这些相距至少8-10英里远的家庭，必须学会很多种琐碎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在人口密集点的城市，在专职师傅提供的，这样分散的地区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
没有市场交换的农业革命，都会破产
其实，在教员时期，也强调农村多搞副业和多种经营，但是由于没有市场交换，来支撑产业分工和规模效应，这种多种经营对提高农村收入效果不佳。
比如在1978年改革之前，永联村尝试过许多办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搞乡村工厂和农产品多样化。但这些方法并不以市场利润为目标，不允许通过把剩余产品送去外地交换来赚钱。例如：自1973年起，永联村建立起生产各种轻工业产品的小厂，来满足当地村民的需要，如土布厂、羊毛衫厂、草编厂、手套厂、方钉厂，但这些都不盈利，最后基本都破产
在16-18世纪英国同样发生类似的农业生产力变革（如作物多样化、商业化养殖、从维持升级型农业，专项商业化的专业农业和羊毛生产，把土地转化为围栏养羊牧场，实行土地流转，土地排水和开垦，形成原始基础设施与国家毛纺市场）
但英国农业革命经过数个世纪才完成，它极大促进圈地运动的发生，是生产力最高的土地为少数人所有，失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力，这种全国性土地改造，由全国对羊毛作为纺织业基本原材料的需求快速上升所催化和推动，并收到富有商人和大地主资助。
因此，那些商人和地主是农业革命与土地转化（圈地运动）的直接受益者，而普通农民并不是。值得强调的是，这个革命性过程与1688年光荣革命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