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从新闻学院毕业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身为记者的特质，竟然是在Netflix剧集【怪奇物语】中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南茜身上。她表现出执着、敏锐，还有无可抗衡的勇气。这些特质就是那些留名于新闻学院短短百年中外新闻史中的所谓「记者」所具备的。
2024年，我离开新闻学院已经四年了。毕业可能是寻常的事，但专注于自己的专业，似乎带来了一些苦楚。我们这个专业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在新年时，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帖子，教大家如何「有效举报」，并谴责出版行业的「下作」。但这里的「下作」并非我们所想的那种。帖主高举的旗帜是：该作者「严重矮化中华文明和贬低毛主席」。于是，在这篇帖子下面，除了举报出版社，还有各个新闻学院的教授，举报素材有的来自出版书籍，有的是朋友圈发表的个人言论，以及课堂发言。
一想到新闻学院的课堂上都坐满了这样的人，不禁让我感到后背发凉。
我并不是说这个专业有多么高大、冰清玉洁，理应坚守些什么。但所有人都应该有一个共识，新闻学院之所以建立，难道不就是为了像威尔伯·施拉姆所说的那样：「新闻学院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
但话又说回来，也许正因为如此，「举报」也最先从新闻学院开始。毕竟这也是一种对所处世界的理解。
我们会哀叹那些鲜少表露出来的良知，与庞大如潮的不悯，仿佛中间界线分明。但其实也就是是否愿意靠近一个人，并理解他。我不认为我们今天这一代就是天生愚蠢，就是天生的「粉红小将」，而是任何一代人置身目前二十年义务教育下，头脑都会被摧毁殆尽。要看你如何重建，是否有机会重建。显然这二十年如果延长至终身，无孔不入，那么每个人都会被彻底浇透。
新闻学院又怎么样呢？它有最敏锐的理想，那理想也会被敏锐地摧毁，调转过头来，成为它原先最痛恨的那种武器。
我已经不愿再说一句好话，不愿再高谈那些理想，以及它们是如何堕落。但我还是想讲一讲，和它有关的那些人的命运，每一个我曾经熟知的、从新闻学院毕业以后的普通人，他们今天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并不是一个会令人震惊的话题，它其中大部分或许与你的猜想吻合，只是缺少部分真实细节，还有像我这样一个幽灵般的证人。今天，我把它们都说出来。但请见谅，这些真实的人只能变成同学ABCD，他们不想被刻下，也一定惧怕笔尖的锋利。
我会先从自己开始。2020年6月，我从新闻学院毕业，去了一家20人左右的小公司做媒体运营和活动策划。在那之前，我是在一家演出公司实习，计划毕业后正式入职做文案策划。但2019年末被新冠大流行打断，原先靠给房地产做活动挣钱的业务全部被剪断，一切演出活动暂停的情况下，公司为自保，将所有实习生解雇了。唯一和新闻有关的工作，是在临近毕业时，找到了一家NGO组织，给他们写新闻简报。但还没等我毕业动身，这家NGO组织就「因不可抗因」宣布关停。
截至2021年，我所在的小公司面临严峻的局势。原本的广告主主要是教育培训机构，但由于当时政策的严厉打击，客户急剧减少，导致我们的业务无法继续。我和大部分同事纷纷离职，实际上已经算是失业状态。到了2023年末，我需要找老板盖章的一些资料，却从老板口中得知，在我离职后不久，公司已经注销了。
后来，我转战文旅领域，媒体运营的甲方变成了政府。和之前的同事交流时，她也选择了文旅行业，致力于为政府进行宣传工作。看起来似乎不同的道路最终还是汇聚在一起。
在同一时期，我的大学室友们有的考上了某学校的教师编制，成为小学老师；有的在国企从事宣传工作，每天加班到凌晨，工作压力巨大；还有一位室友回到老家考取编制，曾计划在老家的公安局从事媒体宣传工作。然而，她的消息后来也变得杳无音讯。
其他一些同学，尤其是那些仍在发朋友圈的人，几乎都选择在老家从事政府宣传工作。新一代新闻人可能以前是进入当地电视台从事新闻记者或主播工作，但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部门，称之为「融媒体中心」，通过考取编制，从事政府全媒体平台的运营工作。与我在文旅领域的经历相似，但我的工资会被事先拖欠，至今下落不明。
还有一些同学选择从事房地产行业，因为当时这是一个热门且容易找到工作的领域。其中一位同学的父母为他在当地购置了房产，即使还未毕业就背负起房贷，因此加入了这个行业。然而，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急剧崩溃，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因为失去了关键业务而停滞。
那些真正选择成为记者的人寥寥无几。几乎有一半的同学选择升学，或者深造第二个学位。他们放弃了新闻学和传播学，转而选择电影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专业。看似有一条逃生通道，却似乎无法真正逃脱。
我的一位好朋友选择了法律专业，希望将来从事法律方面的新闻报道。然而，她在律所工作了半年后，面临年终全员奖金缩水和2024年开始的降薪宣告。至于我在法律系认识的校友，在律所工作时甚至无法保障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已不敢问及他在处理案件时如何保护当事人。
还有同学选择在杂志社工作，但观察下来，他们似乎仍在从事网络媒体工作。她找我约稿，然而我毫无资历，只能做最辛苦的采访记者，走遍千山万水，最后的稿子还不一定会被采用。价值导向早已被规划好，必须按照方向执行。最终，我只能选择放弃。
那些从事编剧和导演工作的同学，在社交媒体上重逢，似乎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通过尝试其他专业，他们找到了逃生通道，却最终回到了出发点。我们头顶着共同的一片阴影。
有些原本计划去缅甸从事记者工作的同学也未能如愿，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但辗转甲方还是之前的那一个。由于没有正统编制，我被迫被裁减，只能被动提出离职，狼狈地回到故乡。那些从事广告行业的同学，在第一年挣了点钱，第二年却被以各种理由随意解雇。
那些最为稳定的人，是那些考取了各种事业编和公务员的同学，因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从事媒体工作。而那些默不作声的人，则在默默准备考取公务员编制，毕竟在三十二岁之前还有机会。如果从毕业那一年开始计算，这漫长的三四年，走向三十二岁为止，或许在幸运的情况下，能够结束这种困境。但如果运气不佳——不，未来已经不再给予他们这个选择，甚至不允许他们考虑。
然而，到了三十二岁这个时间节点，他们会是选择崩溃自毁，还是黯然地走进人生的另一阶段？这些年的白白浪费仿佛从手指间轻易溜走。
在这一切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刻，一切都不复存在。这是一个极为庸俗、苍白的故事。一些碎片的集合，甚至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面孔。大家只能继续前行，而我曾经如何努力地捞起这一切，现在却又如何沉没下去，或许只是短暂地浮现，继续漂泊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