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们，愿望是继续努力，拒绝躺平，给孩子一个「松弛感满满」的人生。
在互联网上，有人戏谑地将「中产返贫三大要素」总结为：全职太太、巨额房贷、孩子留学。但是，中产父母似乎并不太考虑这种「投入」与「回报」的账。他们辛勤工作了半辈子，心愿就是继续奋斗，为孩子提供一个「轻松和谐」的生活环境。
01 托举
年初，33岁的Momo感到非常焦虑。她和丈夫都在深圳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两人共同拥有一套房产。Momo的儿子即将步入幼儿园，她陷入了纠结：是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读国际学校，还是等到中学阶段再转向国际教育。
针对从幼儿园开始的国际教育，Momo制定了四种方案：一是让孩子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完成小学和初中；二是九年级后转学至美国公立学校，Momo陪同，丈夫留在中国工作；三是全家移居美国，不工作，依靠积蓄生活；四是全家赴美，丈夫做出租车司机谋生。
经过仔细计算孩子教育所需的开支，Momo发现，过了35岁的她和过了40岁的丈夫的收入将会逐渐减少，极端情况下可能需要卖掉房子来弥补资金缺口。经过深思熟虑，Momo最终决定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读国际学校。
Momo半开玩笑地说：「 有了孩子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想要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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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和她的丈夫都是国内211大学的毕业生。高中时期，她的家庭通过关系将她送到美国学习，并帮助她获得了美国国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Momo开始深思国外教育体系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她自己在河南长大，大部分时间都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而国外的教育模式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更加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Momo描述道，「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过于焦虑，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成为一个自在、放松、舒适的人。」因此，在怀孕期间，Momo就已经为孩子规划了获得外籍身份、尽早接受国际教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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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深圳生活的Shelly，也是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把孩子送进了国际学校。2008年在香港取得硕士学位后，Shelly加入了香港的四大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后来转至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而她的丈夫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担任产品经理。他们的孩子今年5岁，持有香港户籍，Shelly坚持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读国际学校。
起初，丈夫并不太理解：「家门口就有公立学校，别人能上，我们为什么不能上？」但Shelly非常坚定。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从小县城一路考到广州，再到香港，初高中时一直是班级前五名。 但是在香港的「四大」工作后，她意识到职场真正需要的能力，如沟通、团队合作、公开演讲等，都是她在学校时未曾接受过的培训。
Shelly觉得这是 许多「小镇做题家」的通病：对自己要求严格，但缺乏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总是担心别人是否会超越自己；除了学习，也没有太多其他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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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孩子受到的教育能直接助力他的人生。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愿意将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他，只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人格完整、有趣的人。」Shelly说。
「努力、焦虑」是这些中产家长对自己人生的共同评价，这种努力和焦虑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方式上，他们似乎在努力进行一次「托举」。在他们看来，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站得更高，更是为了让他们看得更远。
02 ‘中产返贫三件套’，我们家全占了
与公立学校相比，选择国际教育路线的家庭需要承担相当大的经济负担——除了每年高达二三十万元的学费，还有课外兴趣班、学校组织的旅行活动等额外开销。
然而，也有人认为，国际学校并不一定等同于「烧钱」。不同的国际学校，其氛围和特色各异。Shelly就曾为她的孩子更换过三所国际学校。第一所学校中，许多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班级活动包括在五星级酒店住宿、举办高端派对，互赠的礼物价值不菲，孩子们普遍穿着名牌服饰。
随后，Shelly将孩子转至一所更倾向于「西化」的国际学校，环境大不相同。外国家长会在二手群组中转售校服，孩子们也普遍穿着简朴。孩子再次转学至一所具有公立背景的国际学校，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背景显赫的家庭，Shelly感觉到他们普遍表现得「低调且高冷」。
国际学校分享会 图源：网络
Shelly认为， 虽然孩子现在还小，不太会有攀比心，但将来可能会因为看到家庭条件更好的同学而产生心理落差。"所以我就想，我得努力赚钱，等到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至少不要让我成为他的负担。" Shelly觉得，这对孩子的自尊心是一个考验，但也是一个激发他奋斗意识的机会。
学费并不是唯一的巨额支出。Shelly家在深圳和香港各有一套房产，每月的房贷超过5万元。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Shelly最近辞去了工作，打算自主创业。虽然目前的生活还算稳定，但她开玩笑说：" 网上流行的'中产返贫三件套'，我们家全占了。"
【我的前半生】剧照
Momo则认为，虽然她决定让孩子上国际学校，但她并不打算让孩子学习高尔夫、马术或参加费用高昂的游学活动。她打算让孩子参加一些兴趣班，但未必要选择那么"高端"的。Momo的一个朋友也选择了让孩子在深圳的一所国际学校就读。这位朋友非常重视孩子的成绩，并告诉孩子：如果今年考不到某个分数，明年就会把他送到公立学校。
Momo希望孩子能更加重视学术和性格的培养。虽然按照她的四种计算方式，费用都在可承受范围内，但她仍然焦虑，担心自己和丈夫需要长期保持"不敢辞职"的状态。
「我也很向往一个月只赚五千块，在大理过上悠闲、享受美食的放松生活。但现在，我还需要留在这家大公司，每天加班，应对一些毫无意义的竞争。你看看公司这几年的裁员率，大家都在‘表演’，我也感到很焦虑。如果我们选择让孩子上公立学校，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辞职，让老公养家糊口。」
这种生活也带来了一些无意识的「消费降级」。以前momo会购买奢侈品包，但现在她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了。Shelly也感觉到自己的物欲降低了，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得用高价购买的。
在北京生活的云舒是一位二胎妈妈，大儿子正在国际学校读四年级。云舒和丈夫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另一个则在互联网行业创业。作为传统教育体系的佼佼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远离体制，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但云舒仍然忍不住「鸡娃」，希望孩子能重视学术，给他制定了学校以外的学习计划，也希望儿子能学习一项体育项目，尽管他目前在这方面并不擅长。虽然没有像一些家长那样送孩子去学习花样滑冰或参加国外的比赛，但教育支出仍然占据了他们日常开销的一半以上。今年，儿子的学费又上涨了15%。
【烟火人家】剧照，图源网络
丈夫不久前从公司离职，收入变得不再稳定。他向儿子解释家中的经济状况：「家里的经济就像一个水池，一边有水管进水，一边有水管出水。以前进水管的水量稳定持续，现在变小了，还时断时续，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控制出水量，以免水池不经意间流空。」云舒觉得儿子听懂了，他在外面买东西的次数似乎真的减少了。
「这并不是为了给他压力，让他觉得‘我们为你花了这么多钱，你必须要好好读书’。我其实很担心孩子会有负罪感，觉得花家里的钱就对不起家里。我只是希望他能懂事一些，希望通过这件事培养他的‘财商’。」云舒说。
【完美伴侣】剧照
03 中产妈妈们想要什么？
在采访中，每位妈妈都能就她们的教育理念进行深入的讨论。
「我希望他无论将来是做白领、金领还是蓝领，首先都是一个能够自洽的人。能够认同自己的价值，拥有良好的生活情趣。他的快乐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金融圈的朋友，他们赚很多钱，但不开心的程度也很高。你的工作压力大，面对的问题也更难。」Shelly说。
「我希望孩子是独立、自信、快乐的，希望他有作为一个人的特质。即使不能像我们一样考上清华、北大，但依然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内心丰富自洽的人。」云舒说。
「我其实没有太大的目标，他不一定非要在国外， 但我希望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他想待的地方，成为一个自洽自足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我不想让孩子以后也很‘卷’、很痛苦。」momo说。
「快乐」、「自洽」、「松弛感」似乎是她们共同的愿望。
但这种愿望的另一面是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比如在大企业中持续努工作力，或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出路。
「我们会先努力，目标是尽可能为孩子提供一个保障，不让他阶层滑落得太严重，至少让他未来有一个房子住，生活可以维持，不至于让我们之前通过努力得到的一切都失去。至于他能达到多高的高度，那就看他自己了。」云舒说。
江苏的大海是一位体制内的工作者。从怀孕开始，她就自己策划并实施了赴美生子的计划，并规划了孩子未来走国际学校的路线。在她看来，自己所在的二线城市无论是视野还是实际的就业情况都不是很理想， 「走国际路线，也许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吧」。
她感觉， 中产阶级往往没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他们的资源很难传承给孩子，社会变动的时候，孩子更需要的是平台和机会。 「现在有500万元能做什么呢？你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却无力参与，这才是最难过的。」大海说。
Shelly有时也会思考自己是否应该坚持让孩子上国际学校，但她很快说服了自己：「以前会觉得自己有‘身份压力’。但现在，我可以勇敢地告诉别人，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产，但是我也要上这个学校，我不怕别人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是有经济差距，但我也愿意投资，因为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在每个家庭中，似乎总是妈妈更多地为了孩子感到焦虑。「能够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妈妈都是超人。」Shelly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