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本【通典】，行款版式为15行28字左右，小字双行36字左右，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或不刻鱼尾，中镌册序、卷次及叶次，下镌刻工姓名。或刻单鱼尾.鱼尾下镌册序、卷次及叶次卷端题「通典卷第一」，次行低14格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首有贞元十年杜佑【进通典表】，次李翰【通典序】。全书200卷，而此北宋本仅存179卷，其余21卷乃据朝鲜活字本【通典】抄补。另补抄有书首总目1册。按原本每5卷装订为1册，总为40册，现存经抄补后的该北宋本【通典】总为44册。【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博取五经群史……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或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新体例」，「是唐朝史学的一座丰碑」。北宋本为现存的最早版本，无疑既具备珍贵的版本及文物价值，也有正南宋以来诸传本【通典】之讹误的又献价值。
按照复旦大学韩昇教授的研究，杜佑在积累资料的基础上萌生编纂成书的想法，事在大历六年（771）前不久的任职抚州刺史时期，也是【通典】编撰的最重要阶段，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即称「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此后是增补修订阶段，大概至贞元十四年（798）左右定稿，而最终在贞元十七年写定进呈，「自淮南使人诣闲献之」。北宋本【通典】署「贞元十年」，非，应依【旧唐书】本传作「贞元十七年」，应该是漏刻一「七」字。当然今本【通典】中也存在贞元之后的记载，可能是又经杜佑晚年增补，也有可能是后人所为。【通典】的分门和卷第，北宋本所载【表】称：「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本传所载表文作「书凡九门，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北宋本所载表文的文字面貌略有改写。推测原因可能是李翰序既称「凡有八门」，杜佑自撰序引也仅列举「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和「边防」计八门，为免歧解而致删削。两相比较，似乎推断李翰所据【通典】本与杜佑最终进呈本在篇目的安排上有所改动，进呈本将「刑」门釐分为「兵」和「刑法」两门，即小注所称的「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照此判断，北宋本所依据的底本似乎并非祖出进呈本。其实，李翰序在后世传本中也经过了改写（明本已如此），北宋本翰序「至于我唐」，通行本作「有唐」，此可证北宋本翰序更近原稿之貌。北宋本「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通行本无「勒成二百卷」五字。此或以为李翰应未及见【通典】成书，何言二百卷，故删去。其实不然，翰序明言「竟为善述者所先」，应见到了二百卷的成书初稿。差异尤著者，乃通行本增益「杜公亦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以示劝戒，用存景行」一段话，不见于北宋本中，未知孰是。从卷一正文序引明确提到八门而与翰序相合，推测此溢出的一段话当属于翰序旧有，北宋本删去的目的是防止新增刻一叶而与正文之始不相连贯。种种迹象表明，【通典】的成书是叠次递进的过程，刊刻者着眼于调和不同过程的成书文本也相应有所改写，从而导致针对同一种书的表文及序言存在着差异。
关于此北宋刊【通典】的版本，日人小岛学古认为属高丽覆宋本，【经籍访古志】称：「小岛学古云：此书及【御注孝经】【文中子】【通典】【姓解】并有‘经筵‘高丽国十四叶二印。细玩其纸质墨色，别自为一种北宋版，殆出当时朝鲜国所开雕欤？学古精鉴绝人，此言当不误矣。」其后岛田翰依从小岛之说，而详加考定云：「予之所以称兹书为高丽刻本者有数条：纸墨一也，镌法折刷二也，装潢三也，有此三条足以的知其为高丽本」（参见【古文旧书考】），将此本定为高丽覆刻北宋本。1905年，中国学者沈曾植获睹此本，作跋称：「光绪乙巴冬，见朝鲜国库所藏有大辽统和二十口年使臣购入题字者于东瀛。」沈氏所记印文有误。第二位亲睹此本的中国学人是董康，称：「中缝标第几册，下偶有颜、卢、郑、许等刻工姓氏。」版本定为「北宋椠」本（参见【书舶庸谭】）。傅增湘是第三位经眼者，时在1929年，【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该本小注即称：「日本帝室图书寮藏书，己巴十一月十一日观」，且严辞批评了岛田翰高丽覆宋本说，云：「乃阅島田翰【古文旧书考】中竟指此本为朝鲜翻刊，且以字体之方严，雕工之朴厚而以为似麻沙本，且推而至于【孝经】【姓解】【说文解字】【中说】【苟子】【列子】【伤寒论】凡八通皆定为朝鲜所覆。更反覆考辨，以实其说，自诩精确不移。夫不谙风气，不识刀法，横逞脑臆，强词武断，其能免于不知妄作之讥乎！呜呼，回惑至此，余欲无言矣。」
（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下同）傅增湘据所藏宋刊本【通典】（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称：「是书敝藏亦有此宋刊本，凡缺佚二十有七卷，为明代晋府藏书。寮本卷一百以下咸属钞补（此说有误），敝藏可补入者近八十卷，且纸系白麻，韧洁殊常，篇幅宽展，印本清朗，均似胜过一筹。余曾取嘉靖大字本校勘一过，改订者殆逾万字……真世间之环宝。余本固推甲观，寮本亦当雁行」，将此北宋本定为「宋绍兴刊本」。长泽规矩也回应了傅氏的判断，称：「傅增湘往年曾经见到本书，宣称与其所藏版本相同，其实他的本子乃南宋覆刻本」，「北京市面上有旧内阁大库旧藏宋元刊本的零本，其中也有【通典】的零本……但也是南宋刊本」。（【北宋刊本<通典>影印献词】，韩异译）尾崎康进一步考证了它的版本问题，称字体「原刻与北宋本【御注孝经】和【新雕中字双金】颇为相似」，避讳则「原刻本缺笔止于仁宗朝」，结论是「【通典】完全属于北宋版，为十一世纪中叶的刊本，或者十一世纪末的本子」（参见【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下同）。对于傅增湘旧藏的绍兴本，尾崎康称：「表、序和本文，其顺序、排列、行格等，基本上与北宋本毫无二致，明显是其翻刻本」，「而此本加上英宗以后的‘署、树、勗、桓、丸、援、构字，原刻叶直至南宋高宗时代，补刻叶还降及孝宗时代」。尾崎康既否定了小岛学古以来的覆刻北宋本说，也并不认可傅增湘的绍兴刊本说，北宋本的界定成为较为普遍接受的意见。
从文献史料的角度，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引用一条史料，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监定合禁书名揭示之，复诏学士院详定，请除【孙子】【吴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奏可。」又虞万里提及【宋会要辑稿·职官】中的一条记载，称：「天禧元年（1017）二月，赵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庙祠祭及编修玉牒属籍，并未有经书文籍检阅故寔。除【通典】【会要】及前代亲属图牒文字欲将本寺公用钱写置外，其国子监印本书籍，乞各赐一本，从之。」（参见【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学术价值】）天禧乃宋真宗年号，断定其时尚不存在印本形态的【通典】，而至仁宗的宝元间应该已存在印本，此与北宋本避仁宗讳相合。仁宗时刻书有一个特殊现象，即避刘通的名讳而将「通」字阙笔（北宋本【文选】及【齐民要术】均「通」字阙笔），存在的时间是天圣元年（1023）至明道二年（1033）。检书中未见「通」字阙笔例，与宝元间存在印本【通典】的判断也是相合的。虞万里据此条记载推定「北宋本【通典】应是国子监刊本」，兹备一说。
北宋本【通典】的字体特征偏长，除与尾崎康提及的北宋本相似外，还与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猫儿桥河东岸钟家刻本【文选】及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净戒院刻本【长短经】相近，提示它刊刻的下限在南宋初。【文选】价长短经】皆有刻书题记称「杭州」，时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之前。而该北宋本据所铃印文称「大宋建中靖国元年」，下限在宋徽宗即位之年。又阙笔字至仁宗赵祯止（如书中「贞」字即阙笔），印证它的刻书上限是北宋仁宗时。此外书中偶见「愍」字阙笔（见于卷81第2叶a面），又原本装订为凡五卷一册，每册内页码相连不另起叶，即尾崎康所称的「版心标示的页码，为一册五卷连缀」。推测北宋本刊刻依据的底本是源出唐本的卷子装写本，该写本5卷1轴，共计40轴。每5卷的1轴对应刊本的1册，故页码相连。傅增湘旧藏绍兴本【通典】与此特征相同，讳字却及仁宗之后至高宗朝，尾崎康所称的属翻刻北宋本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但北宋本还有版叶特征值得注意，即存在无鱼尾与有鱼尾相间的现象。初步统计有鱼尾的版叶是卷2第13～14叶、卷3第24叶、卷6第7～8叶，卷7第10～11叶、第14～15叶，卷8第19～20叶，卷9第35～39叶，卷28第23叶，卷46第2叶，卷54第21、23、35～36叶，卷55第40～41、48～49叶，卷56第1、28叶，卷110第31、37叶等，未见避仁宗之后讳者，应该与无鱼尾的版叶大致属同一时段内所刻，不会到南宋时。版心不刻鱼尾是北宋本的重要特征之一（参见拙作【略论北宋刻本的书口特征及其鉴定】），并推测北宋中期之后版心逐渐出现刻鱼尾（依据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倘若推测成立，那么北宋本【通典】中无鱼尾的版叶属原刻，而有鱼尾的版叶则属原刻版片缺佚之后的补版，补版在北宋中期之后。当然即便就无鱼尾的原刻版叶而言，也存在着修版现象。作为卷帙达200卷的「大部头」典籍能够流传下来，很难悉数属原刻的面貌。
南宋初以来的翻刻本【通典】，如傅增湘旧藏本以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3部【通典】，版心均属无鱼尾与有鱼尾相间，也保留了每5卷叶次连缀的特征。3部均定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其中甲部系严元照旧藏，23卷（编目书号9354）;乙部存7卷，卷106至110系曹元忠旧藏，卷79～80系涵芬楼旧藏（编目书号7456）;丙部似属清内阁大库旧藏，存5卷（编目书号17810）。馆藏还有一种是宋刻元元统三年（1335）江浙等处儒学重修本，存5卷（编目书号11310）。傅增湘旧藏本也配补了该元统三年的修版本，保留了元代修版的题记，称「元统三年十月日刊补完成，儒司该吏高德懋、樊道佑所委监工镇江路丹徒县儒学教谕杨文龙、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吏目阿里仁美、登仕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陈旅、承事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余谦，，。以甲部卷11～12为例，卷11中第1～2，4～5和7～11叶均刻有鱼尾，而3， 6叶则未刻鱼尾。卷12中第12～18，第20～21葉刻有鱼尾，仅第19叶不刻鱼尾。而北宋本此两卷均不刻鱼尾。文字亦有差异，如卷11第1叶b面「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句，甲部「千夫」讹作「于夫」;「乃征（徽）诸犯令」，甲部「徵」字阙笔。第2叶a面3处「桓灵」，甲部「桓」字均阙笔;「遂斑入粟之制」，甲部「斑」作「班」。有研究又称：「此本虽模仿北宋刊本遗风，但桓字避讳严谨，卷二十四讳构字，当是南宋初年刊印之明证。」（参见王菡撰【通典】条提要，载【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下同）另王菡指出该部【通典】中卷181、195「各有两叶版框稍短，字体稍拙，版心双鱼尾，不类全书版式，或为更晚之补版」，应属元代补版之叶。乙、丙两部大致与甲部近同。宋代所刻【通典】的版叶情况比较复杂，因屡经递修而出现不同阶段的印本。要之，南宋初以来的翻刻本【通典】避讳及文字面貌均已不同于北宋本，版心虽保留北宋本不刻鱼尾的遗风，但明显是有鱼尾的版叶占有主体性的地位，推断流传至今的南宋翻本基本都是屡经递修的本子。
北宋本【通典】每册首叶铃「经筵」篆文印，末叶铃「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朱文方印（另铃入藏宫内厅的「秘阁图书之章「‘宫内省图书印」两印），原系高丽李朝内府旧藏。且之所以将此本定为北宋本，很大程度上正依据此枚「高丽国」印。按【宋史·高丽传】云：「自王徽以降，虽通使不绝，然受契丹册封，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书，盖有称甲子者。」实际是高丽基本上同时奉辽和北宋的正朔（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学者刘云军相告，同时期的高丽墓志中兼用辽、北宋年号）。据尾崎康的研究，高丽国印为肃宗六年（1101），【李朝世祖实录】云：「前朝肃宗始藏经籍，其图书之文，一日‘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御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一曰‘高丽国御藏书。」而「经筵」印应属李朝世宗的印章，【李朝太祖实录】云：「经筵所藏书册，不可无标记。请以‘经筵二字作图书，每卷著标。」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文禄庆长之役，而经宇喜多秀家带回日本，迟至文化十四年（1817）又入藏江户城中红叶山文库，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刘明)
来源：收藏家 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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