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除了收藏大量精美绝伦的古器物外，还收藏有一些珍贵的古籍文献，「以稿本、印谱、书信、拓本等见长」[1]，但又不止如此。上博藏古籍内容专精，种类齐全，不乏珍本、稀见本。其文献载体有甲骨、金石、简帛、纸张，而纸质文献则有写本、刻本、稿抄本、拓本、手绘本等不同版本类型。从语言来看，其中既有汉文古籍，也有藏文、维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还有双语种的满汉合璧本。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要求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8年，国务院批准命名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其中有博物馆5家，上海博物馆即其中之一。15年来，国务院共批准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博物馆有58种古籍入选其中，包括甲骨文、战国竹简、敦煌写本、古籍善本和碑帖拓本。其时间跨度，自商代至清代，长达三千年之久。今以时段为序，分而述之。
上海博物馆入选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上海博物馆藏先秦两汉时期的国家珍贵古籍22种，其中甲骨文献1种，简帛文献21种。
一、先秦两汉时期古籍
现存最早的文献是甲骨文。 上海博物馆有甲骨文4911片，作为1种，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9860-2）。 这些甲骨来源于孔德研究所、上海市立博物馆、武进文献征集社、陈器成、金才记、傅高顺、北京振寰阁、上海古玩市场、秦康祥。 其内容涉及「国家、阶级、战争、农牧渔业、气象历法、疾病生育、宗教祭祀等」，「有罕见的人头骨刻辞、墨书、印泥文字」。 [2] 【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对这批甲骨有较为详细的揭示。
图1 甲骨文，名录号09860-2
在广泛使用纸张书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书写载体主要是竹木、缣帛。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战国楚地竹简，被学术界称之为「上博简」。它们对于今人认识战国时期语言文字、文本流传均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一经公布，即引起了海内外文 史哲专业学者广泛的关注，形成研究热点。【周易】【逸诗】【孔子诗论】【容成氏】【缁衣】【性情论】【内豊】【民之父母】【子羔】【中弓】【昔者君老】【相邦之道】【鲁邦大旱】【从政甲乙篇】【恒先】【曹沫之陈】【武王践祚】【郑子家丧（甲本、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凡物流形（甲本、乙本）】【吴命】等21种分别入选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0014至00029、02393至02397。它们于【汉书·艺文志】，属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三类。其图版、释文详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四）、（七）至（九）。
图2【孔子诗论】，名录号00016
二、魏晋至五代时期古籍
上博藏魏晋至五代时期国家珍贵古籍1种，为写本。
魏晋至五代时期，是文献学上所谓的「写本时代」，其文献载体是竹木、缣帛和纸张。缣帛和纸张写本一般装帧成卷轴，所以俗称卷子本。进而随着造纸技术、制墨技术不断发展，纸张逐渐代替了沉重的竹木和昂贵的缣帛，于是文献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古籍数量激增。只是，年代久远，许多古籍已堙灭不存。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的先后出土，让我们得以见到大量的写本文献。
上海博物馆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80号，传世唐宋写经11号，内容除佛家典籍外，还有儒家经典、文书、俗文学和一些杂写。这些写本大多有题记，交代书写时间；更有不少名家题跋，为之增色。其中最早的是后凉麟嘉五年（393）王相高写【维摩鞊经】。【论语郑玄注】一书亡佚，上博藏2纸残片，内容为【论语·子罕】，存328字，卷背为书信。【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公布了这91号写本的图版，并附有叙录。
其中【高声念佛赞等四十三种】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0162。它是归义军时期（848—1036）的写本，是43种文献的合抄本。它「是研究唐五代盛行的疑伪经和民俗佛教的珍贵资料；而其中的【清泰四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祭神文】，确定了学界争论已久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卒年问题」[3]，颇有学术价值。封面题「庚辰年八月十七」，据李伟国的推测，当是宋太平兴国五年（980）。[4]它采用了包背缝缋装的装帧形式，比较特别。
图3 【高声念佛赞等四十三种】，名录号00162
三、宋元时期古籍
上博藏宋元时期国家珍贵古籍25种，其中宋刻本13种，金刻本1种，元刻本6种，宋拓本5种。
宋代，雕版业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两浙、福建、四川、江淮、湖广等地均有刻书，刻书机构有官府、私人、书坊、寺院。宋版书到明代已经成为稀有之物，于是有大量的翻刻本、覆刻本出现。现存宋版书更是稀如星凤，全世界约存有三千部左右，且多为南宋刻本，多为残本，多有修补。
佛经文献在中国印刷史、书籍史上均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写本时代，还是刻本时代，都有大量的佛经文献。上博藏宋刻本中有不少佛经文献。释不空译【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俗称【雷锋塔经】，有曾熙、陈曾寿、张爰绘图并题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3026。此卷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吴越国王钱俶刻本，亦称五代刻本。宋临安王念三郎家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存一卷）、宋两浙转运司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一百二十卷（存二卷）、南宋刻本【金刚记外别解】四卷（存一卷）四种佛经亦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2975、03045、03046、03053。此外，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佛经还有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解州天宁寺刻【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佛说弥勒来时经】一卷，名录号02957。此为【赵城金藏】零种，刀工遒劲，卷前扉画十分精美。
图4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佛说弥勒来时经】一卷，名录号02957
上博藏宋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刻【梅花喜神谱】二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0733。「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影印本，其实都是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一宋本为底本的。」[5]此书后有黄丕烈、钱大昕、孙星衍等人题跋。吴湖帆又为之题诗配画，并加装古锦函套，十分精美。
图5 【梅花喜神谱】，名录号00733
上博藏宋刻本中，有不少集部文献。其中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宋刻本还有：宋嘉定间郭森卿刻【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宋绍兴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存七十二卷）、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抚州州学刻【谢幼槃文集】十卷，名录号分别为01076、01101、01124；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宋刻本有4种：【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传叙碑铭】一卷【年谱】二卷鲁訔撰【诗话】二卷（存五卷）、【庐陵欧阳先生文集】六十四卷（存二卷）、【后村居士集】五十卷【目录】二卷（存二卷）、【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卷中、下配朱之赤抄本），名录号分别为03096、03124、03148、03192。这四种均为残本，或有配补。
元刻本呈现出与宋刻本不同的特征，如：宋刻本以白口居多，而元刻本则以黑口居多，大黑口开始出现；宋刻本以单鱼尾居多，而元刻本则大多双鱼尾，花鱼尾开始出现；宋刻本多记刻工及每页字数，而元刻本则不记。[6]在避讳上，宋刻本避嫌名讳，元刻本不避讳。上博藏元刻本中，入选第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明修本【说文字原】一卷、元刻元明递修明印本【宋史岳飞传】一卷【岳忠武庙名贤诗】一卷、元泰定元年（1324）梅溪书院刻【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存二十五卷）、元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十八卷、元刻【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七卷及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仪礼】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存七卷），名录号分别为02621、02854、02897、02898、03177、06984。其中【说文字原】一卷，据最新研究，应当是明代的翻刻本。
上海博物馆是国内收藏碑帖拓本的重镇之一，其中有一些学界瞩目的宋拓本。今所存世的宋拓本，于碑多唐，于帖则宋。唐碑、宋帖自明清以来，即为收藏家所宝。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刻石宋拓【萧敷及敬太妃墓志】与前述宋刻【梅花喜神谱】同为吴氏文物四宝之一。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刻石宋拓【郎官石柱记】是张旭用楷书写成，原石已佚，明王世贞旧藏，号为孤本。这2种碑与北宋淳化三年（992）刻版宋拓【淳化阁帖】十卷及王淮跋本【淳化阁帖】十卷（存四卷）、北宋政和初年刻石宋拓【兰亭续帖】3种宋帖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0517、00582、00703、00704、00713。
图6 【郎官石柱记】，名录号00582
图7 【淳化阁帖】十卷，名录号00703
四、明清时期古籍
上博藏明清时期国家珍贵古籍10种，其中明刻本6种，稿本2种，清内府写本2种。
自明代开始，雕版印刷业大力发展。具体来说，大体表现在：刻书地遍及全国，而以苏州、金陵、杭州、徽州、建阳为主要刻书中心；开始使用白棉纸印刷；字体分软体、硬体，著名的「宋体字」即产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明刻本避讳较疏，且多为改字避讳，而不采用缺笔避讳之法。伴随着复古运动的学术思潮，明刻本随之而呈现出模仿宋刻本版式特征的现象。
【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九卷【传奇】一卷，为明成化永顺书堂刻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2279。此书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宣家坟出土，出土时已成书砖，经修复得以恢复旧貌。【词话】对研究中国俗文学发展史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其中148幅版画对于研究古籍刊刻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书有1979年文物出版社、201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又有1997年朱一玄校点本。
图8 【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九卷【传奇】一卷，名录号02279
【汉隶分韵】七卷，为明正德十一年（1516）刻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7448。此书「取洪适等所集汉隶依次编纂」[7]，不著撰人名氏。丁治民据【永乐大典】所载，认为其作者是洪迈；又据其所分韵目为108韵，而非【平水韵】的106韵，推测其成书时间在公元1167年后、元代之前。[8]此外，明弘治三年（1490）吴必显、王政刻【朝鲜赋】一卷和明嘉靖十六年（1537）王廷刻【升庵南中集】七卷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10328、10779。
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吴兴闵、凌两家大力推动了彩色套印本走向兴盛，由双色套印至五色套印，非常精美。明末，饾版、拱花技术出现并运用到到版画印刷中，绘制雅，镌刻精，印刷美，三者结合，使得书籍本身也成为了艺术品。吴发祥辑【萝轩变古笺谱】二卷，明天启六年（1626）刻彩色套印本，是现存最早的饾版拱花水印本，比较罕见。上博藏一部，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1842。1979至1982年，朵云轩与上博合作，将其复刻出版。胡正言辑【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是饾版、拱花技术的又一代表作。上博藏【十竹斋笺谱初集】四卷，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胡氏十竹斋刻彩色套印本，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4682。
图9 【萝轩变古笺谱】二卷，名录号01842
图10 【十竹斋笺谱初集】四卷，名录号04682
在刻本盛行的明清时期，稿本、抄本并未消亡，而且还发展出誊清稿本、定稿本、精抄本、影抄本等多种形式。上海博物馆所藏古籍中，有一些文献价值珍贵的稿抄本，而名家稿抄本则更显珍贵。其中，明稿本【玉华堂日记】不分卷和【四印堂诗稿】不分卷均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分别为03983、06141。前者为明代豫园主人潘允端的日记，起明万历十四年（1586），讫万历二十九年（1601）。【玉华堂日记】是未刻稿本，而未刻稿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孤本，其版本价值是人所共知的」[9]。后者为书画家董其昌的手书题画诗，计30页，堪称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双辉。前29页书于明天启元年（1621），第30页书于天启七年（1627）。其内容多见于【容台集】，但文字上略有不同。天头有数则题识，最晚者书于明崇祯九年（1636）。
图11 【玉华堂日记】不分卷，名录号03983
图12 【四印堂诗稿】不分卷，名录号06141
在明清抄本中，【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由皇家组织精抄，体量巨大，因此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内府写本。【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编纂的大型类书，是为正本，贮藏于南京文渊阁，迁都后贮藏于北京文渊阁；明嘉靖隆庆年间又写有一部副本，贮藏于皇史宬。【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大型丛书，由内府组织精写七部，分七阁贮藏，北四南三。上海博物馆藏【四库全书】零种3种，申报并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是【欧阳文粹】二十卷和【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存一卷），名录号分别为12750、12765。二书每册首页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方印，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书名卷次与撰者姓名分行书写，为南三阁本无疑，而且很可能是文澜阁本。
图13 【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存一卷），名录号12765
2018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公布了全国487家机构或个人收藏的13026部国家珍贵古籍的基本信息。上述上博所藏58种国家珍贵古籍亦名列其中。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珍贵古籍保护力度，开展国家、省级珍贵古籍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工作，对入选的古籍和单位实施动态管理」。今后，我们将继续做好馆藏古籍，特别是国家珍贵古籍的保护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推动上海博物馆古籍工作进一步发展。
注释：
[1]佘彦焱：【敏求藏珍：收藏家与珍本图书】，【上海文博论丛】，2010年第1期，第44页。
[2]濮茅左编著：【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第8页。
[3]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0—281页。
[4]李伟国：【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综论】，【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5]柳向春：【〈梅花喜神谱〉版本经眼录】，【藏书家】第14辑，齐鲁书社，2008年，第109页。
[6]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09—110页。
[7]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353页。
[8]丁治民：【〈汉隶分韵〉成书时代及作者考】，【中国语文】，2007年第6期，第551页。
[9]陈先行、石菲：【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转载自【文物天地】2022年第12期，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