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2月19日電 題：加速制造業數位化轉型，中國向世界學習什麽？
——專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軍梅
中新社記者 陳靜 文龍傑
數位經濟作為新經濟業態，已被廣泛認知，並出現在多國的國家頂層戰略設計中。從5G、人工智慧到工業軟體、智慧制造，從數位工廠、黑燈工廠到未來工廠、智慧工廠，各國紛紛對制造業數位化進行頂層設計和戰略布局，謀求在世界經濟新格局中占據制高點。
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制造業的數位化轉型意義非凡。中外制造業數位化轉型有何異同，各自具備哪些優勢？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軍梅。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工業4.0、智慧制造時代，中國與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強國相比，「長板」與「短板」如何？
劉軍梅： 在最近30年開發中，中國迅速縮小了與傳統工業強國的差距，制造業及其數位化轉型形成了獨有的特點和優勢，擁有多處「長板」。中國制造業規模大、體系最完整，因此更具活力；中國5G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已建成的5G基站約占全球的70%，5G網路已覆蓋全國各地，而快速下降的5G模組價格，將助推5G技術在制造業的推廣和套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先導套用領先，中國在此方面的投入亦多於其他國家，這對制造業的數位化轉型產生了極大的推動力。此外，制造業數位化轉型潛在市場規模較大：目前，中國規模以上企業的數位化投入比例為0.5%-1%，而歐美企業這一比例為3%-5%，若中國企業的數位化投入持續提高至歐美企業的水平，結合制造業產值，中國潛在市場將會十分巨大。
2023年4月26日，工作人員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縣安裝5G裝置。陳月明 攝
當然，中國制造業數位化轉型還有不少「短板」，包括：工業的整體技術水平相對落後，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基礎技術等產業對外依存度仍需降低；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雖已達76.4%，但美、德、日三國的互聯網普及率均在90%左右；新型數位基礎設施方面，除5G相關技術外，中國在其他多個領域技術水平均有待提升；目前，全球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多位於美國，國產軟體缺乏競爭力；工業數位化滲透率不高；在數位化轉型配套服務方面，中國需要百花齊放的數位化解決方案供應商來提供相應服務。
中新社記者：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制造業數位化轉型戰略上，傳統工業強國的總體趨勢是怎樣的？又各有怎樣的特點？
劉軍梅： 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傳統工業強國依據自身發展優勢，對制造業數位化提出了不同的構想和規劃。
美國戰略的主要任務是重振制造業，吸引制造業重返美國，提升其在全球先進制造產品份額，其「再工業化」利用數位技術和資訊科技來發展先進制造業，重點關註機器人、生物技術等先進制造領域，同時註重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和成果轉化能力；德國戰略意在強化「德國制造」的領先地位，期望在新標準制定方面進行競爭，推廣「德國標準」；日本的戰略則是建設新型數位社會，重點發展機器人等新技術，實作「工業互聯」「互聯制造」，促進智慧制造產業的技術創新；新加坡加大對「人工智慧」新型產業、技術的投入，打造世界研究中心；南韓則將建設重點放在「智慧工廠」方面。
智慧機器人在2024年美國消費電子展(CES)同與會者交流。張朔 攝
中國在制造業數位化轉型方面與已開發國家差異性表現在發展路徑、側重點不同以及對中小企業關註度不同。中國的發展路徑是數位化先於自動化；側重點在於，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以兩化融合為主線，推動傳統產業在自動化、資訊化方面的「補課」。
中新社記者：在全球競爭環境下，中國不同企業在數位化轉型中遭遇了怎樣的挑戰？
劉軍梅： 在數位化轉型中，中國的不同企業面臨挑戰不同：大企業更傾向於做標準化的產品，個人化的產品則更適合小企業、小團隊去實施。中國的制造業主體力量是大量中小腰部企業。而傳統制造行業的中小企業，長期以來采用傳統管理模式和生產方法，在轉型方法論和轉型案例的理解上，即做什麽、怎麽做方面多有困擾。因此，中小企業在進行數位化轉型時，常常存在「不想轉」「不會轉」的問題。許多中小企業目前仍未完成自動化改造，在資金方面的限制使得企業的試錯能力不足，導致了「不敢轉」。中小企業還存在人才問題，通常在轉型方案、路徑上需要專業的團隊來幫助執行，即使聘用外部團隊幫助企業進行數位化轉型，也缺乏相關的內部人才理解、執行方案，容易導致轉型效果不理想，甚至失敗。
中新社記者：在工業軟體方面，中國的競爭實力如何？數位化時代，如何學習借鑒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做法和經驗？
劉軍梅： 工業軟體是制造業的大腦和神經。中國的科學類工業軟體距離國際水平差距最大，工程類次之，差距最小的是管理類軟體。不過，中國國產工業軟體水平並不是全面落後於國際，而是呈現出差異化，在管理類軟體方面甚至領先於國際。
在核心引擎和科學類軟體方面，中國仍處於全面落後狀態。目前中國大多數軟體都基於美國的數據開源，這意味著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軟體體系。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加大了軟體技術研發和創新力度，並且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比如，在CAD、ERP、FP、SCM、PLC等工業軟體領域，國產化率已較高，國產ERP軟體更是占據了近90%的市場份額；同時，一大批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湧現，其中主營業務收入超10億元(人民幣)的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逾40家。
特別需要引起註意的是，中國國產工業軟體等缺乏足夠套用場景。面對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在軟體領域的技術優勢和市場壟斷，我們需要釋放部份合適的套用場景給國產智慧裝備，讓國產軟體有試錯驗證的機會。
數位化轉型浪潮中，中國的制造業數位化轉型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基礎不牢」的問題。在此方面可借鑒德國平台建設經驗，加強與德國在這一方面的合作，促進如兩化融合平台、工業互聯網網路創新實驗室、工業互聯網制造安全一體化測試床等相關平台體系的成熟完善。而美國工業互聯網思維下的數位化轉型，恰好可以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匹配。
2023年7月，復旦大學制造業數位化轉型研究團隊對30余家數位化轉型服務商和需求方企業進行調研。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在產業政策扶持上，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的數位化轉型，各國政府采取了哪些扶持措施？中國的中小企業需要怎樣的產業政策扶持？
劉軍梅： 總體來說，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德、日、新均建設或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支援體制或平台；中、德、新、韓四國政府更關註中小制造業企業的數位化轉型。
在產業扶持方面，美國政府建立國家制造業創新網路作為「孵化器」，以「產學研政」合作的形式，降低研發與套用的成本及風險，推動先進技術的研發，促進研究成果的轉化與套用；德國政府搭建了工業4.0平台以及中小企業工業4.0卓越中心，由政府領導，學術界和工業界的專家共同參與，為所有工業企業的數位化轉型提供幫助；日本政府形成了成熟的多方合作支援體制，即「官產學」一體化合作機制，在技術成果轉化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新加坡也推出了「國家人工智慧核心」計劃和「大學—企業研究室」計劃，凝聚政府、國內外企業、高校等科研機構三方力量。中國政府目前也搭建了兩化融合平台，但在參與企業數量、平台功能建設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在中國，中小企業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它們的數位化轉型是激發中國經濟活力的重要一環。但由於技術、資金、人才以及管理經驗等方面的限制阻礙了中小企業的數位化轉型，所以各級政府都在推動金融機構、平台和企業的多方合作，用「雲量貸」等實際政策措施來嘗試解決中小微企業，面對數位化轉型「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問題。
2023年9月21日，工人在福建省福州市連江縣綠色紡織產業園的「數位化紡織車間」趕制訂單產品。王旺旺 攝
我們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德國工業發達，大型企業的數位化水平較高，部份企業處於世界頂尖水平，因此德國的政策扶持更多地關註中小企業，建設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工業4.0卓越中心和中小企業測試床，為中小企業提供認識和了解數位化的機會，並提供具體的數位化改造實施方案。(完)
受訪者簡介：
劉軍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世界經濟理論，新興市場經濟，數位經濟、俄羅斯經濟等；主要社會和學術兼職包括：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秘書長、上海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歐美同學會文科分委會會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楊浦區第十四屆、十五屆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上海市楊浦區區委委員；兼任【俄羅斯研究】【歐亞經濟】等雜誌的匿名審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