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工智慧技術起步晚，足足比世界晚了一個周期，錯過了第一次浪潮。直到1986年，在863計劃中下設了代號為306的智慧電腦主題後，才開始奮起直追。20世紀90年代，國際人工智慧研究進入低谷，「863-306」主題透過持續投入，在高效能電腦、智慧介面、智慧套用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也成為曙光、科大訊飛、拓爾思、漢王、中科星圖、寒武紀等一大批高技術公司的源頭。
更重要的是，「863-306」是人才的大熔爐，當年參與計畫的年輕人，很多成了今天國內人工智慧領域的領軍人物。
倡導「863」計劃的四位科學家，從左至右：陳芳允、王大珩、楊嘉墀、王淦昌。
863計劃
20世紀80年代初，中關村科技城逐漸恢復了生機，中國科學院院士們也從設施陳舊的「特樓」（新中國成立初期，用於引進歸國科學家的家屬樓）紛紛搬進了新建的大塔樓。
1986年2月的一個夜晚，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敲開了光學家王大珩家的門。這兩位都是「兩彈一星」的功勛科學家，他們的談話，翻開了中國科技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
「高科技問題事關國際上的國力競爭，中國不能置之不理。」登門到訪的陳芳允憂心忡忡，顯然已被這個問題困擾多年。
1983年，美國總統雷根發表電視講話，公布了「星際大戰計劃」。蘇聯和東歐迅速制定「科技進步綜合綱要」與之針鋒相對；西歐17國簽訂「尤裏卡計劃」；日本提出了「今後十年科學技術振興政策」。新技術浪潮沖擊著整個世界，連印度、南韓都在跟進，而中國科學界，卻令人不安地保持著沈默。
陳芳允登門前，剛參加了一個軍工會議，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當時經濟實力薄弱，在科技發展方面應采取「拿來主義」，先搞一些短期見效的計畫。
「在關系到國力的高技術方面，首先要爭取一個‘有’字，有與沒有，大不一樣。真正的高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說到這裏，兩位老人都很激動。陳芳允提議道：「我們是不是聯名給中央領導人寫封信，這樣事情更好辦一些。」王大珩說：「這個主意好，我看，咱們幹脆直接給鄧小平同誌寫信。」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王大珩始終處於亢奮之中，他知道，自己執筆的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關系到中國未來的一件大事。
王大珩起草的初稿陳芳允看了、改了，聯合簽名的還有陳芳允的兩位「特樓」老鄰居——核物理專家王淦昌、航天專家楊嘉墀。
據楊嘉墀回憶，在各種討論會上，他與王大珩、王淦昌、陳芳允等科學家觀點相近，大家一致認為：「盡管當時我們的經濟實力還不允許全面發展高科技，但爭取在一些優勢領域首先實作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心裏急啊！」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楊嘉墀時常夜不能寐，沒有計畫就留不住人，梯隊青黃不接，用當時科委領導的話說，「這樣下去，也許再過幾年我們的年輕科學家和國際同行連交流都不夠資格了。」
科學家們心裏清楚，如果走正常途徑，這封信不知要經多少人批示轉送，不知什麽時候才能送到最高層的案頭。
急中生智，王大珩想到了鄧小平的女婿張宏。從來不「走後門」的王大珩，走了他此生最大的一個「後門」，請張宏把信盡快送到鄧小平手裏。
3月5日，也就是收到「關於追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的第二天，鄧小平在信上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根據鄧小平指示，1986年4月，全國數百位科學家齊聚北京。高科技意味著高投入，高投入到底有沒有報酬？誰也不敢打包票。
其間，國務院的張勁夫約見了四位倡議者，問他們該撥多少經費？4位元科學家誰都沒先作回答，沈默許久後，王淦昌才艱難地說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全國人民每人少吃兩個雞蛋，一年2個億就行。」盡管用2億元發展高科技是杯水車薪，但一想到當時國內的經濟條件，再多，他們也難於啟齒了。
為了把經費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從1986年3月到8月，國務院先後召開7次會議，組織124位元專家分成12個小組，進行了反復的探討與論證。最後，透過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
1986年11月18日，這一計劃正式公之於世。這意味著，中國科學家將集中精力在生物、航天、資訊、雷射、自動化、能源、材料7個領域的15個主題中發起沖鋒。
由於這項計劃醞釀於1986年3月，也被叫作863計劃。根據計劃，中國將在15年中投放約100億元人民幣，這在尚未取消布票的中國是一筆巨款。於是，有人質疑：糧食都不夠吃，還拿出這麽多錢搞什麽高科技？還有人說：美國一家大企業一年的科技投入就是30多億美金，相當於100多億元人民幣，中國拿這點錢投入15個主題，不是開玩笑嗎？科學家們無暇回應，在他們眼裏，863計劃是中國的國運之戰，堪稱新時代的「兩彈一星」。
「積極跟蹤國際先進水平」「發揮現有高技術骨幹的作用」「抓晚了就等於自甘落後，難以再起」……如今，當人們重讀四位老科學家起草的初稿，許多重要的判斷仍不過時。
306主題
863計劃的一大特色是實行專家負責制。7個領域15個主題都成立相應的專家委員會，科研經費透過主題專家組直撥課題組，評審、立項過程也都是由專家集體決策，極少行政幹預。
把科學家推到決策和管理的第一線，讓科研工作一改過去由行政部門主導，條塊分割，課題重復的弊病，也讓一直埋頭書桌的科學家們，不得不擡起頭來，面對計劃經濟時代不曾有的問題——不是具體怎麽做，而是選擇做什麽？
首任863計劃聯合辦公室主任馬俊如說：「領域的選擇是從戰略角度出發的，要突出前瞻性、先進性和帶動性，必須為21世紀著想。」當時，生物技術被列在863計劃首位，讓生物學家都連呼「沒想到」。因為直到1980年，中國現代生物技術的產值還是零。
資訊領域更是瞬息萬變，中國科學家朝什麽方向發力呢？在資訊領域的三個主題中，智慧電腦主題，代號「863-306」，排在第一名，算是爆了個「冷門」。
中國的人工智慧研究可謂先天不足，不僅開始晚，整整錯過了第一次浪潮，而且一開始就處於爭議的漩渦中。
「人工智慧」一詞，不僅長期以來被認為帶有濃烈的唯心主義色彩，還一度因此廣受批判，甚至和特異功能者纏結不清。很多人覺得「機器怎麽會有智慧呢」，因此需要在哲學意識形態上進行辯論。因此，中國人工智慧學會沒有掛靠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而是掛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AI界的最高獎項，使用了數學家吳文俊的名字，以紀念他在1979年開宗立派，翻開了中國人工智慧研究的第一頁。但吳文俊卻一直想「劃清界限」，強調自己研究的是「數學機械化」，而不是「人工智慧」。
中國最早從事AI研究的學者大多有數學或哲學背景，加上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影響，使一部份電腦領域的學者遠離了人工智慧領域。
直到1985年，費根鮑姆撰寫的【第五代——日本第五代電腦對世界的沖擊】一書在中國熱銷，這才在大眾中普及了人工智慧與電腦的關系。
書中寫了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故事，日本政府計劃在十年內投入4.5億美金，造出「第五代電腦」，掀起一場技術革命。淵一博教授作為主導者，優選了40名35歲以下的年輕人，組建日本ICOT（新一代電腦技術研究所），他們的目標是，研究出智慧電腦，也就是現在各大巨頭們正在競相嘗試的AIPC（人工智慧電腦）。
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就已經開始了對人工智慧的探索，並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績。福島邦彥在1980年實作了「神經認知機」模型，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摺積神經網路」的雛形。
放在今天，我們都知道，神經網路理論，以及由此發展而來的機器「深度學習」是AI大模型的地基，日本在技術上算是「起了個大早」。可是，以當時的算力、演算法和數據積累，神經網路技術猶如癡人說夢。
因此，淵一博在技術路線上，拋棄了尚處於發展初期的神經網路，以舉國之力，押寶在「專家系統」上。
所謂「專家系統」，就是基於邏輯程式語言，來模擬人類專家解決某些領域問題的電腦程式系統。和「深度學習」不同，在「專家系統」中，機器的所有認知都要靠人來「投餵」。
日本「五代機」計劃，被稱為「科技界的珍珠港事件」。緊接著，美國與歐洲各國急起直追，在世界上掀起了第二波人工智慧的研究浪潮。
費根鮑姆寫道：「淵一博和他的同事們是一批‘科學武士’……他們意識到‘資訊’是一種新的國家財富，他們根據美國十五年前開始研究人工智慧的歷程，決定立即采取實際行動，而不是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的無聊爭論。」
「每當讀到此處，我總是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中國該怎麽辦？」作為863計劃資訊領域專家委員會成員的汪成為說，「我曾不止一次深情地讀這本書。」
863計劃研討時，正值第二次人工智慧浪潮的高點，科技界充滿樂觀情緒，因此對標日本「五代機」的智慧電腦主題（代號「863-306」），成了整個計劃中被寄予厚望的主題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勢而為地走「五代機」路線，看似順理成章、無可非議。但作為306計畫的專家組組長，作為一個軍人出身的戰略科學家，汪成為始終都在提醒自己，需要以「走一步看十步」的眼光來考慮問題。
1988年12月，日本召開「五代機」第二階段成果展示會。汪成為敏銳地感到，與大會的對外宣傳的材料相比，淵一博對「五代機」的定位和展望比7年前的預言低多了。
這次會議還邀請了圖靈獎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雙獎得主西蒙，汪成為聽了他的報告，發現他似乎在回避一個敏感的問題——能否按預期設想實作日本「五代機」的最終目標。
在單獨請教時，西蒙說：「總的來講，對人工智慧技術的進展，以往我過於樂觀了。建議你們很好地接受美國、歐洲、日本的經驗教訓。有些事不必重復地再做一遍了。」
這次交流，讓專家組意識到，「不一定就是‘五代機’，而是尋找更多的可能性」。
果然，到1992年年底，投入8億美元，組織富士通、NEC、日立等8家企業聯合研發的「五代機」以失敗告終，ICOT也解散了。這成了人工智慧領域進入漫長寒冬的標誌性事件。
1993年，汪成為再次見到了淵一博教授，並誠懇地向他請教領導日本「五代機」的經驗。倆人漫談了一下午，「略帶一點悲壯的色彩，但這絕非淵一博教授一個人的責任」。
回看歷史，日本入局雖然早，但在豪賭階段，由於在科技路線上押錯了註，帶偏了整個AI界。「五代機」失敗後，日本AI領域人才流失，全面斷層，錯過了後來的AI革命。
中國的幸運則在於，早在1990年，「863-306」主題就成功避雷，選擇了另一條路。
「863-306」第三屆專家組合影，前排左起：李國傑（副組長）、汪成為（組長）、吳泉源、李衛華（因車禍去世）。後排左起：王鼎興、李未（副組長）、孫鐘秀（因病去世）、加文。
成功避雷
「863-306」是863計劃中，取得成果最多的主題之一，但它的開局卻慢騰騰。
專家組發現，相對於缺錢，還有個更嚴重的問題：我們對世界資訊領域的發展、動態和關鍵技術進展知之甚少。
「智慧電腦」的「智慧」含義，到底是什麽？中國與國際水平差距多大？在現有條件下，如何讓有限的科研經費發揮出最大作用？面對差距與新技術研發，我們是先「收復失地」，還是先「開拓疆土」？
帶著這些問題，汪成為去請教了老領導錢學森，並請錢學森到專家組和全體成員交流。
汪成為回憶：「錢老十分謙虛地說他不是電腦專家，是來向大家學習的。然後剖析了人工智慧的本質和關鍵之處，結合中國的國情，提出了應該從11個方面開展人工智慧技術的研究，即人工智慧、腦科學、認知心理學、哲學、與形象思維有關的文學詩詞語言、科學家關於科學方法方面的言論、社會思維學、模糊數學、並列運算、古老的數理邏輯、系統理論及系統學。」
和錢老一樣，汪成為也說，自己是在「863-306」主題組成立後，才開始接觸人工智慧的，屬於剛入門的小學生。做這項工作的領導，除了謙遜之外，他還堅信兩句話，第一句話是「不了解世界，就不可能了解發展的趨勢」，第二句話是「不了解中國，就不能最佳化戰略部署。」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原則，使得「863-306」主題一直處於反復的研討之中，沒有匆忙上馬。
到哪裏去找一位既懂人工智慧，又懂中國國情的帥才呢？這時候，在美國普度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在人工智慧領域內已小有名氣的李國傑，進入了專家組視野。
「我考上兩次大學，又兩次被踢出來。」「十年動亂」讓李國傑的求學生涯頗為坎坷。1987年初回國時，他已經43歲，「大器晚成」中包含著各種苦澀。
回國後，他被分配到中科院電腦所，兩三年間，整棟樓只有他家沒有煤氣罐，全樓的人都看著他一家人去拉蜂窩煤塊，他也沒有覺得有什麽好抱怨的，「我來得比人家晚，沒有煤氣罐也很正常」。
1989年3月，專家組決定建立國家智慧電腦研究開發中心（以下簡稱智慧中心），以便集中力量完成863計劃的任務，1990年1月李國傑成為7人專家組的新成員，負責籌辦智慧中心。
「我在美國三個月就能發表一篇論文，被稱為‘論文機器’，但是回國30多年來，我的主要的工作是‘選擇做什麽’。」
「技術創新的關鍵在選題。」李國傑院士對記者說，他這些年的體會是，相對於「知道怎麽做」，正確「選擇做什麽」更重要。
智慧中心成立後不久，李國傑就率隊存取了美國。
他們首先拜訪了世界級權威西蒙，並請教他，人工智慧領域未來十年在哪個方向能取得重大突破？西蒙的回答讓他們大吃一驚，「未來十年人工智慧不會有什麽重大突破，但可能有上千小突破」。
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著名美籍華人教授孔祥重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他不贊同863計劃對標日本「五代機」，明確建議國內應像中國台灣一樣從滑鼠、顯視器、板卡做起，甚至當面質問李國傑：「你在美國讀的博士，怎麽也跟著瞎起哄？」
考察團一路走下來，發現Apple和IBM 生產的桌上型電腦效能不斷提升，美國研發的重點是個人電腦、高速工作站、超級電腦和互聯網，日本側重的「專家系統」，根本就是自說自話。
AI發展方向撲朔迷離，不同背景的科學家眾說紛紜，但國家的研發投入在當時又極其有限，難以支持很多前景不明的探索方向。到底該怎麽辦？1990年5月，一場決定「863-306」戰略的研討會在北京飯店召開。
除了上百名中國學者，會議還邀請了美國總統科學顧問許瓦爾茲教授、神經網路理論的奠基人之一霍普菲爾德教授、日本「五代機」的重要參與者田中英彥、美國南加州大學黃鎧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的華雲生教授等。
1990年5月，宋健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智慧電腦戰略研討會中外專家。
這次會後，專家組決心從「為國解憂」出發，加強研發中國的電腦基礎設施。硬體上重點發展高效能電腦（也就是今天中國人引以為豪的超算），軟體上透過智慧介面的研究，實作人機智慧互動，同時在農業專家系統等智慧套用上下功夫。
基於此擬定的【863-306的發展計劃綱要】，是一個重大的戰略主題轉移，就像是一艘大航母在確定的路線上，突然90度轉向。
方向對了，就成功了一半。科技部原部長朱麗蘭對「863-306」專家組贊譽有加：「專家組對於計算與通訊（網路）、人工智慧、模式辨識、機器轉譯、大規模檢索這些關鍵問題的技術發展方向有很準確的預測和判斷。同時，有效的組織和高效的執行力，使306主題科技成果豐碩，大部份直接轉化成生產力和戰鬥力。」
曙光乍現
智慧中心，設在中科院電腦所裏，是一座只有幾百平方米的兩層小樓。簡陋的小白樓裏，幾十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誰都沒有電腦研發經驗，卻被賦予了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從無到有，研發高效能電腦。
中國科學院智慧中心裝置簡陋的小白樓
汪成為深知有限資金的管理原則，絕不能「撒把胡椒面，碗碗掛點味」，必須給智慧中心吃「偏飯」，因為高效能電腦既是電腦領域裏的「基建」又是「核彈」。
成立智慧中心前，專家組舉行了兩次軍民需求研討會，主要議題是：「什麽是中國最緊迫的需求」和「什麽是中國當前的發展瓶頸」。
最讓人意難平的，是「玻璃房子」的故事。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電腦技術遠遠落後於美國。由已開發國家組成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施禁運，中國企業只能以極高的價格引進少數低端的產品，而且必須把電腦安裝在一個透明機房裏，機房鑰匙由美國監管人員牢牢控制。這意味著，我們要在他人的監控下，才能使用所謂的高效能電腦。
時任國家科委高新司司長冀復生回憶說，起初306主題並沒有把高效能電腦列入其中，然而專家組認為，高效能電腦是將來整個國家電腦方向的一個制高點，更是各項科研工作的基礎，必須迎難而上。
頂著「智慧電腦」的帽子研制高效能電腦，李國傑雖然經常被質問：「你們研制的電腦的‘智慧’體現在哪裏？」但他以滿足市場需要為科研目標的想法，從未動搖。
該計畫最終上馬，是在專家負責制下由科學家力推的結果。然而限於經費，國家也只給了200萬元的啟動資金支持。
吃了「偏飯」的智慧中心，成立兩年，卻沒能拿出什麽成果，「不少人在等著看笑話，我的壓力非常大」。
起初是缺人。由於高科技人才奇缺，智慧中心只能自己培養剛畢業的「小白」。這兩年，科研人員天天埋著頭，一行行地讀UNIX作業系統的原始碼，讀了幾百萬行。
團隊逐漸成熟，但研發的生態環境和產業鏈條件仍跟不上，有時只是因為缺一個很小的零件或者一個軟體，導致整體研發停頓半個月甚至幾個月。
李國傑想出一個奇招——把6名核心人員派到美國矽谷「洋插隊」。出發前的誓師大會上，黑板上貼著「人生能有幾回搏」幾個大字，這句話後來也成了曙光和中科院電腦所的座右銘。
「洋插隊」的條件比想象中艱苦多了，他們6人租住一棟民房，客廳就是工作間，擺滿了機器；臥室都沒有床，就在地上放一個床墊，每天爬起來就工作，至少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紀念863計劃5周年時，研發尚處於黎明前的黑暗階段。科技部組織一些科研人員在人民大會堂看文藝演出，舞台背景上「新時代的曙光」幾個字觸動了李國傑，從此，計畫以「曙光」命名。
「曙光1號」問世了，運算速度達每秒6.4億次。更令人振奮的是，「曙光1號」問世後不久，西方國家即宣布解除10億次電腦對中國的禁運，「玻璃房子」的恥辱徹底成為歷史。
在199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專門提及「曙光1號」。863計劃的提議人王大珩院士更是對此激動不已，他在一份給中央領導的報告中指出：「曙光1號」的誕生，其後續創造出的價值和當時歷史階段的作用，不亞於「兩彈一星」。
恰逢鄧小平對863計劃提出「發展高科技，實作產業化」的新要求，時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到智慧中心參觀時，號召智慧中心當敢死隊，像當年劉鄧大軍一樣殺出重圍。
又是200萬元啟動資金，「曙光」邁上商業化之路，成為863計劃中最早實作產業化的計畫之一。「當時的曙光公司猶如盧溝橋事變中的29路軍」，李國傑說，「‘曙光1號’剛推出時，只能給IBM 伺服器當B角。幸虧在哈爾濱以北，偏僻的三間房鐵路編組站，作為A角的IBM伺服器出了故障，曙光才有了替代A角的出頭之日。」
2010年6月，「曙光6000」系統排名世界第二，拉開了中國持續霸占超算排行榜前三名的序幕。隨著「曙光」不斷叠代，30年內效能提高近100億倍，不僅消除了與國際上的10年差距，也成了中國超算行業的頂梁柱。
有一段時間，IBM 伺服器在中國市場上的平均折扣大到不可思議的「94%off」，即標價100萬美元的伺服器只賣6萬美元，後來幹脆結束了中國市場。曙光伺服器參與市場競爭，迫使外國產品降價，僅這項經濟效益就遠超過國家對曙光研發的投入。
像是一次地殼運動的擴張新生，曙光伺服器的誕生，還引起了連綿不斷的山脈延伸。李國傑2000年後帶著弟子啟動了「龍芯」的研發，而「龍芯」研發者胡偉武的學生陳雲霽與弟弟陳天石一起攻關，釋出了寒武紀芯片，寒武紀公司成為全球第一個量產的商業AI芯片公司。
三代人血脈傳承，波瀾壯闊的畫卷隨之展開。「做市場化導向的研發，不做論文和獲獎導向的研發」，這是李國傑在深圳理工大學曙光書院給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忠告。
1994年1月宋健和朱麗蘭視察智慧中心，中間是汪成為，最右邊是白碩（智慧中心理論組負責人，人工智慧專家）。
訊飛燎原
和「兩彈一星」計劃不同，863計劃專家組的專家不是封閉的，更不是固定的，他們來自不同的單位、部門，「腦袋在863，屁股在原單位」。
在那個通訊和交通並不發達的年代，許多北京以外的專家，往往接到通知，已經是開會在即，他們常常是買張月台票就登上火車，而且一站就是十幾個、幾十個小時。
1992年，36歲的加文剛拿下東京大學的博士，就被選入「863-306」專家組，成為整個863計劃15個專家組中年齡最小的成員。從哈工大到北京，一趟就是30多個小時，招待所沒有浴巾，洗完澡只能晾幹，研討會開完，常常連盒飯都沒有，無論多有名氣的專家，在組裏都是這個待遇。
為註入新觀念和保持創新能力，專家組成員每3年要換掉三分之一左右，最多只能幹三屆。1996年換屆時，加文接替汪成為院士擔任「863-306」專家組組長。
新老交替時，汪成為面授機宜：「在課題布局上，要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穩住一頭就是要穩住重點攻關課題的團隊，要給他們吃偏飯，讓他們心無旁騖，不要為五鬥米折腰，不要為課題經費不足犯愁。放開一片，就是一般性的研究鼓勵大家多參與，要「普惠」到盡可能廣泛的高校和研究所。
加文說，他擔任組長的幾年中，壓力最大的就是穩住一頭。「當時重點保證的課題，專家組幾乎是不砍經費的，申請預算要多少只要核實了、只要資源調整得過來就優先保證。為了執行這個政策，需要頂住來自上面（科技部）和下面（其他高校和研究所課題組）的壓力，其難度可想而知。」
不過，和現在動輒上億的重大課題經費比起來，幾百萬、一兩千萬雖不算什麽，但在當時作用巨大。加文記得，當時幾個重點保證的課題經費並不多，像中科院自動化所的手寫漢字辨識系統（現在漢王集團的主打產品前身），東北大學的工程圖紙辨識系統（現東軟集團的早期主打產品之一），中國科技大學的語音合成系統（現科大訊飛的主打產品），北京資訊工程學院的全文檢索系統（現拓爾思公司主打產品），課題規模都是每年幾十萬元。
每位專家組成員還有每年20萬元的「先斬後奏」經費，遇到好的課題和團隊時，可以先給其計畫資助，等其課題任務書送出後，再在專家組全體會議上報告並得到正式認可。
「對急需立項的計畫，有些不到一個月就可以把經費劃撥到課題組。」李國傑說，資訊科技變化很快，如果為了申報計畫等兩年，風口可能早已喪失了。雖然每年306專家組掌握的經費可能只有幾千萬元，但有單獨的帳號，便於靈活機動。
加文行使的第一個「先斬後奏」權，就是發現中國科技大學王仁華教授的研究思路非常好，想法很新，當即同意資助他20萬元從事研究。
當時，語音合成研究的主流做法是參數合成，雖然占用記憶體很小，但是合成效果不好，不自然，一聽就是機器合成語音。王仁華領導的語音評測實驗室是智慧中心在中科大的分中心，他提出，可以使用播音員錄音的基音片段，加以處理，形成較為自然的合成語音。
「先斬後奏」的20萬元到賬後，王仁華讓學生唐滌飛、劉慶峰研發了新的語音合成系統。王仁華稱這個系統為「KD-TALK」，KD為「科大」首字母。
KD-TALK於1995年參加了國家的863語音合成評測，其音節解析度、單詞可懂度、單句可懂度等指標均為全國第一。
1998年，劉慶峰帶隊參加在北京的863語音合成評測，在自然度評測中獲得了三分。五分是播音員水準，四分是普通人發音表現，而三分則是使用者可以接受的水平，這是當時語音合成系統在自然度上獲得的最高分，「也是唯一達到可實用階段的系統」。
微軟中國研究院對國內人工智慧人才的培養做出過重要貢獻。1998年，李開復牽頭創辦微軟研究院時，曾力邀25歲的劉慶峰加盟，但劉慶峰謝絕了微軟學者獎學金和加入微軟實習的邀請，一邊讀博士，一邊創立了人工智慧語音公司——科大訊飛，他的創業班底就來自王仁華的語音實驗室。
十幾年後，微軟亞洲研究院時任院長張亞勤在海南博鰲論壇期間很感慨地說，劉慶峰是這麽多年來唯一拒絕過微軟學者獎學金的人。
如今的AI大佬劉慶峰則在多個公開場合都提到，企業的發展，得益於早期863計劃的課題支持和技術評測。
讓他難忘的，還有「863-306」對人工智慧的願景。2014年，科大訊飛釋出「訊飛超腦」計劃。2015年全國「兩會」，劉慶峰牽頭提出【關於制定國家人工智慧戰略、加快人工智慧布局的建議】。2017年，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人工智慧再次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並連續3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回想創業之初，整個公司呈現出一種浪漫的「革命樂觀主義」。「燃燒最亮的火把，要麽率先燎原，要麽率先熄滅」，劉慶峰這句讓人熱血沸騰的話，既有緊迫感，又有蓬勃的鬥誌，是他們一路走來的信念。
2023年，科大訊飛的認知大模型得名「星火」，就是那時埋下的種子發了芽。
芯火相傳
經過三個五年，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863計劃在各個領域都交出了喜報。回顧「863-306」最大的收獲，李國傑說「這段歷史就是用大事來凝聚人才、造就人才的歷史」。
在863計劃的計畫中，年齡絕對是競爭的優勢，甚至有許多計畫是專門面向年輕人的。因此，一個奇特現象屢見不鮮：排名最前的往往是「無名小輩」，而一些知名專家，甚至院士都排到了後面。
李國傑記得，某知名大學曾要求以單位領導作為計畫負責人，被專家組拒絕後，還質問道：「你們還要不要黨的領導？」汪成為組長反問他們：「國家863計劃是鄧小平批示啟動的，專家管理機制是黨中央24號檔規定的，請問執行24號檔是不是黨的領導？」這場爭論，也反映出讓年輕人獨當一面的阻力。
863專家組還有一條硬性規定：成員年齡不能超過60歲。這在今天算不得什麽新聞，但在1986年，其震動無疑相當於一枚重磅炸彈。
有的老同誌想不通：「文革」耽誤了我們的科研生命，現在剛工作不久又被切下去了，公平嗎？雖然想不通，但他們都讓位了，因為如果這樣考慮問題，就會耽誤更多年輕人的科研生命，這樣一代一代耽誤下去，年輕人永遠都沒機會。
「863-306」主題，無疑是年輕人的天下，200多名科研人員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專家組一直將培養青年一代作為「863-306」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智慧中心的「小白樓」就是20世紀90年代電腦界的「人才特區」。
1992年進入智慧中心的白碩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進入智慧中心有三大開心事：第一是全新的機制，從來沒看見過哪個單位有如此輕裝的行政和後勤。第二是先進的裝備，我們用的是當時最好的工作站、通暢的區域網路、最齊全的資料。第三是學術制高點的位置，智慧中心是‘863－306’的根據地，在這裏我結識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
有人把智慧中心比喻為資訊領域的「黃埔軍校」，因為這裏經常舉辦各類培訓班，邀請中外前沿專家授課，並對周邊院校開放，聚攏了一批「蹭課」學員。
說起請世界級專家來中心，李國傑感慨，「現在都沒有當時那麽大的膽量」。邀請RISC之父帕特森教授時，帕特森回信詢問他飛機票是買頭等艙還是公務艙，李國傑這才知道大學者過來講學是不坐經濟艙的，但智慧中心無法報銷，只好請人家自己出錢。再比如，知識工程之父費根鮑姆要遊覽長江三峽，買了重慶到宜昌的頭等艙，智慧中心也無法報銷，能做到的，只是派白碩全程陪同遊覽。
人工智慧領域專家在小白樓和科技人員交流
從1990年到2004年，每年在智慧中心工作的員工只有幾十人。但一個小小的智慧中心，竟然出了3個院士。借調到智慧中心，合作攻關「曙光1000」的不足10人團隊，又出了3位院士。除此以外，智慧中心還出了10多位局級科技領導幹部，幾位國際知名的學者，10多位科技公司總裁，這些公司的市值最高時超過5000億元。
高影響力的人物為何如此密集地湧現？關鍵是「信心」和「信任」。
當年派去「洋插隊」的青年，沒有一個是「學什麽、幹什麽」的。這麽個看似「業余」的團隊去美國做高效能電腦，普林斯頓大學的李凱教授給李國傑一個建議：「你一定要相信他們能做出來，如果你表現出一丁點不放心，他們就一定做不成。」
「曙光1號」和「曙光1000」的兩大功臣：樊建平的博士論文是中文字型的自動生成，但在智慧中心啃了兩年UNIX原始碼後，他做成了中國第一個並列UNIX作業系統；曾嶸的碩士論文是電腦圍棋軟體，他做成國內第一款蛀洞路由芯片。
給年輕人提供舞台、壓重擔最成功的案例莫過於「龍芯」了。「2001年開始做龍芯CPU，當時我們的所長李國傑院士給了我100萬，我們拿100萬元人民幣做了一個原型系統，然後就拿那個成果找科學院匯報，要了500萬，加上計算所匹配500萬，總共1000萬，做了個‘龍芯1號’。」胡偉武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用看似輕松的口吻，描述了中國電腦產業「無芯」歷史的終結。其實，「龍芯」的小名叫「狗剩」，是在國家沒有立項的條件下，靠七八個主力做出的成果。
人工智慧的發展有波峰也有低谷，現在AI大模型炙手可熱，但對那些「863-306」的親歷者來說，冬天卻更漫長些。在世界人工智慧困難和蕭條的漫長冬日裏，「863-306」把人工智慧的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究部份保留下來，透過對當中優質計畫的支持，使中國仍然保持著一支相對穩定的人工智慧隊伍，這一點尤其難能可貴。
今年4月13日，曾任「863-306」主題專家組組長的加文院士榮獲「吳文俊人工智慧最高成就獎」。2023年，他在為【中國人工智慧簡史】一書撰寫的序中說：「今天國內人工智慧界的領軍人物，許多是‘863計劃’等主題的專家。可以說，‘863-306’是人工智慧人才的大熔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