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武夷山
Geoff Mulgan（傑夫·馬爾根，其中文名為周若剛）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科學、技術、工程與公共政策學教授。周若剛有著豐富的經歷，曾擔任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辦公室的政策部主任，也是英國著名智庫Demos的創辦人兼首任主任。
最近幾年他著述不停。2022年9月出版了圖書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How to Reignit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如何重新激發社會和政治想象力），2023年3月出版了圖書Prophets at a Tangent：How Art Shapes Social Imagination（偏離原軌的預言家：藝術如何型塑著社會想象力），2023年11月在英國Polity出版社出版了When Science Meets Power（本文作者譯為「當科學遇見權力」）一書。
【當科學遇見權力】一書剖析了國家將科學作為工具（征服自然、為國爭光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復雜歷史，說明了管控科技發展的風險（從核武器、基因修飾、人工智慧到合成生物學）是多麽艱巨的任務。作者論證說，對科學的治理已經成為21世紀的最大挑戰，科學治理在日常政治事務和政策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長期以來，科學與政治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協作關系。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本應是「同盟軍」，雙方應攜手努力去解決社會問題，但在已開發國家，雙方時常在爭奪權力、爭奪優勢地位。
科學與政治的重大差異在於，科學是圍繞事實、圍繞我們所知道的東西展開的，而政治考量的是我們的感受和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如何才能協調兩者，使得相關的關鍵決策都是有根有據且合法合規的？
科學有時是政治的助手，有時是政治的挑戰者，但不管是什麽角色，由於科學的權威性不斷增強，科學與政治的摩擦也不斷強化。
周若剛解釋說，科學與政府間的沖突，部份緣於雙方的目標相似而手段不同。雙方都想為解決社會難題提供方案，但是，政策制定者想盡快拿到答案，而科學家則習慣於不著急，一定要等到把問題研究透了再說話。
例如，肯亞第二大城市蒙巴薩的市長經常面臨的課題是：洪水來了，需要盡快采取一些合理的步驟減少損失。假定開發一個提供最優減災方案的電腦模型需要數年之久，市長可等不及。
另一個差異在於，科學喜歡按部就班，在可控的邊界內提出假說、進行理論化推演，並提煉研究問題。而政府面臨的從問題到解決方案之路往往被不可控因素所支配。
例如，應對自然災害的復雜後果和減少犯罪之類的挑戰，其定義和邊界都可能發生變動，政府可掌控的資源量也是變動的，於是，有些科學家就認為這一類實操性決策的過程充滿主觀性和非理性，他們不屑一顧。
由於存在這些差異，在科學與政府的界面上工作的知識中介人員就顯得極其重要。這些中介人員需要具備的特殊能力是「圍繞思想進行思考，對情報或智慧有開明、明智的態度」，因此他們能促使科學界和政府都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推動雙方的自我規制。否則，雙方各自的工作都不好開展。
總之，科學與政治或政策的界面不是一個交匯點，而是一片連續譜，在這個譜系中，權力鐘擺不是偏向這一端就是偏向那一端，極少處於平衡點。在這裏，平衡點的意思是，科學與政府成為互相尊重的同盟。而改善雙方的關系需要投入時間與精力了解對方的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因此，政府科學顧問和其他知識中介人員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有助於緩和雙方的緊張關系。
本書還圍繞在國家層次和全球層次上如何采用一些「新招」組織民主與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議，為的是讓科學技術更多造福人類而產生較少的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