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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度看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

2024-02-09財經

文 | 李建秋

我一直想著和大家講述一下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個兩觀是我很早的時候就確立的,並且目前依然沒有什麽改變,很多小朋友不斷的給我私信,讓我分析這個那個,我認為主要是很多小朋友到現在依然沒有一個框架進行分析,是隨著新聞走的,今天新聞是這個,那麽就是這個觀點,明天被人一帶,那就是那個觀點,這很正常,我樹立自己的觀點並且相信不疑的,也是30多歲。

前段時間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付鵬做了一個演講,演講的主題是關於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後的一些預測,關於預測這方面,各人都有各人的預判,只是我不同意付鵬的說法。

比如說他認為以東亞文化水平內容,居民杠桿率達到一定水平,則生育率會受到阻礙。但是這個說法在描述北美的東亞人群的時候根本不適用------他把這個歸咎於房價的影響,

先亮明幾個觀點,看你是否能接受:

沒有所謂的中美爭霸,也沒有所謂的中印爭未來,沒有所謂的產業鏈替代,也沒有所謂的出口或者進口問題,這一切都是表象。

中國經濟,乃至於所有國家的經濟,都是一個線性的,逐步完善的過程,是從傳統社會,到預備起飛,到起飛,到走向成熟,到大規模消費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必然要走的。

今天發生的一切不是因為中國發生了什麽,中國一直嚴格的遵循這種線性道路走的,導致中美出現爭霸的原因,是由於中國體量太大,由於體量太大,在逐步前進的過程中,不得不和美國產生了沖突。這也是我經常講的宿命問題,我們不可能把中國人口下降到1億,打架是必然的。

即便是我們後退一步,直接拿掉中國,那麽世界會出現什麽情況?

其他開發中國家依然繼續前進,依然沿著這條路向前走,最後和美國產生沖突,這是不可避免的,有沒有中國,美國都要和一個國家打架,或者和一群國家打架。只是碰巧這個國家是中國,如此而已。

如果你要看清這個,你知道了這個線性的發展,你自然而然的可以推斷出:由於起飛推動的緣故,開發中國家註定是比已開發國家快,且由於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人口差,導致開發中國家的整體力量會越來越大於已開發國家,G7會走向歷史,美國和歐洲的話語權會下降。

美國是在這個位置被稀釋掉權力,如此而已,有沒有中國,美國的權力都會被稀釋掉,只是剛好占據了現在這個生態席位。

周金濤在去世前,利用羅斯托的經濟增長理論以康波周期理論對中國當時的經濟進行了一個剖析,當時引發了很多關註,當然,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理論來反過來討論一下印度的經濟,也不必拘泥於羅斯托的原本的理論,預測本就不靠譜,只要自圓其說就好。

羅斯托把所有社會型別歸於五種型別:傳統社會,準備起飛,起飛,走向成熟和大眾消費,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特點,關於傳統社會階段,現在基本上能上的了新聞的國家,都早就過了這個階段。

印度並沒有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沒有所謂的「盡管印度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印度發生」之類的問題。

我的理解是, 科學和工業革命本就是異常而非正常 ,並不是中印之類的國家在這個階段發展慢了,而是西方突然增速了,導致了中印看起來的緩慢,資訊的擴散和技術的擴散會最終吃掉這部份的領先,這種異常持續幾百年但是最終會歸於正常發展路徑,日本只是第一個追上去的國家,以後會有更多的國家。

起源

所有的文明都起源於一個小部落,小部落有自己的耕地或者牧場,部落的政治和社會組織主要是為了本部落繁衍和消費,部落可能會卷入到邊界的軍事行動,或者有偶然的發現,或者偶然有外界知識的傳入,導致生產水平有小部份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不連續的。

在固定的土地上生存繁衍,人口的增減由自然環境而決定,出生和死亡在農業或者牧業周期上反復,在不斷地戰爭和兼並過程中,大部落吞噬小部落,更多的部落進行合並,國家產生了。

古代封建王朝為何是一種「帝國」的方式?為何古代封建帝王有極強的血緣關系觀念?

其原因不難理解:部落本身就是依靠著血緣關系的紐帶,在更多的部落合並為國家後,這種關系並沒有被斷掉,但是由於地盤越來越大,單純的血緣關系已經不足以凝集國家,以帝王個人為中心,所有的機構就圍繞著帝王而運作,由於統治地域廣大,權力相對集中,要管理如此龐大的領土,就必須有共同的政治文化。

帝國的經濟的本質,是憑借暴力來征收貢品,來保證經濟源源不斷的從帝國的邊緣向帝國的中心流動。

民眾提供財富,而帝國保護民眾。

這種模式供養了帝國,同時帝國的崩塌也是因為如此,如果政治的上層建築過多的吸收掉財富,帝國的邊緣就會耗竭財富, 當帝國攫取的財富超過了民眾接受的程度,民眾認為反抗更加有利可圖的時候,就會選擇反抗。

這是帝國崩塌的原因之一。

這種傳統社會階段和現代社會階段有什麽異同之處?

從經濟上來說,帝國的政治力量是為了保證貢品的收集,是一種零和賽局。帝國多收一點,民眾就少一點。

而現代社會的政治力量是為了保證交易的順利執行,而國家從交易中獲取財政收入,因此現代社會的政治力量為了保證和促進交易。

兩種不同的結果導致了此後的結果的不同,對於傳統社會的帝國來說,它總是盡可能的從民眾手裏榨取最後一個銅板

現代社會的政治力量更多的成為保證交易的手段,無論是國內貿易,還是進出口貿易,市場的執行刺激了生產率的提高。

為什麽傳統社會的帝國階段不采取現代社會的模式呢?

技術力量所限。

一方面,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階段,農業的產出較為固定,能拿出來進行交易的商品極少,國家征收的稅負實際上是一種零和賽局。

另外一方面,在傳統社會階段,交易只能近距離交易,即便是在古代有遠距離的貿易,其交易的標的一般也是奢侈品,普通的大宗商品是經不起遠距離貿易,這樣對於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

即便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宋朝,也非常依賴於商業專賣,遍地設卡等和現代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理念。

傳統社會受到兩個方面的約束,一個是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一個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土地報酬遞減規律,是指在技術不變、其它要素不變的前提下,對相同面積的土地不斷追加某種要素的投入所帶來的報酬的增量(邊際報酬)遲早會出現下降。

例子:假設有1畝地,你1個人去耕種,畝產400公斤水稻。

那麽再增加1個人耕種,畝產會達到800公斤嗎?不可能,你增加的人數越多,反而人均的越少。

馬爾薩斯人口論:人口可能呈指數級增長,而食品供應或其他資源則呈線性增長,最終大量人口會因為糧食增長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而死亡。

長時間保持高效率,清廉的行政管理實際上是對人性的一種壓制,是一種熵減行為,這種壓制並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到一個臨界點終究會崩塌。

把兩個規律結合起來,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在傳統社會階段,人口必須定期被清除,無論你用什麽清除的方式,戰爭,饑荒,瘟疫。

無論多高明的皇帝,無論多清廉的官員,當他們越是高明,越是清廉,在節省大量社會資源後,這些資源最終會越來越大的人口所吞噬,一直吞噬到產生饑荒為止,更不要說還有其他原因影響,例如氣候的變化導致農作物產量的下降,當時間迴圈到末期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辦法進行糾正的原因。

我們平時講「馬爾薩斯人口陷阱」,其實中國的官僚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比如說乾隆、嘉慶年間的洪亮吉,在他寫的【治平篇】所說:

「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王朝興衰更替的原因:

第一,經濟好的時候,人口增加,而生產力跟不上人口的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後就必須對人口進行清理。

第二,保持高效清廉的行政管理對人性是第一種考驗。

第三,任何導致生產力下降的問題,例如戰爭,天氣原因導致的農作物下降,叛亂等等。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的「黃金盛世」產生的原因:

戰爭,叛亂,饑荒消滅了大批的人口,人口對社會的壓力大大減輕,同樣的土地養活的人口大大減少,而可供的賦稅增加,國家在獲取更多的收入後有能力進一步改善公共設施,例如灌溉設施,反過來又導致收成的進一步增加,統治者依然的對過去導致戰亂的原因非常警惕,願意保持清廉高效的作風,直到下一個迴圈的來臨。

一個轉變

馬克思對於英國殖民對印度的影響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大家所經常知道的【不列顛尼亞在印度的統治】【不列顛尼亞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之類的文章,這類文章大多數是對英國殖民對印度社會的客觀影響。

在描述印度的時候,馬克思說:「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結合體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

而對於英國人的殖民,馬克思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在起飛準備時期,除了歐洲一些國家外,其他國家往往不是內部產生的,而是外部入侵帶來的,入侵瓦解了傳統社會,加速了傳統社會的解體。

起飛準備是一個過渡時期,既然傳統的社會模式,經濟模式改變了,那麽自然領導層也必須發生改變,必須有新型的精英來領導,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這種精英層和傳統社會的精英層完全不一樣,必須能夠深刻的認識到變革的必須,以及如何適應變革。

在起飛準備階段總體任務:從傳統社會轉變到現代社會。

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必須轉變為以工業,交通,商業和服務業為主的國家,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必須盡可能的集中所有能夠集中的資本,除開最低消費收入外,資本必須轉移到修建公路,鐵路,學校和工廠等現代化設施中去,為此改變一切不符合這些的制度。

「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這是一個飛躍,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每一個人自出生就是對整個人類的繁榮的助力,人口不再是負擔。

現代經濟的增長,需要其生產力符合生產關系,這個符合,不僅僅體現在上層,而且體現在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我們來舉個例子:

在傳統社會,有很多家庭作坊,做陶瓷的,鐵匠鋪之類的,這些作坊聯合起來會構成一個生態,文化,行業習慣,但是這種作坊模式,是和現代大工業不相容的------蒸汽機,電力帶來的是成規模的工廠,因此必須擊碎過去的作坊模式,也連帶擊碎了過去作坊帶來的文化和生態。

再比如大宗族的生活模式,農村的生活模式,工業需要大規模的生產,需要城市化,而城市化需要構建陌生人社會,一個人到了城市,不再依靠以血緣為關系的紐帶,而更加重視其職業能力,在這個過程中,連線著過去的親情,農村的溫情被擊碎,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冷漠和無情」,是各個文藝作品裏面的常客。

為了改革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需要一個強大的,不同於過去的那種以「天命」,「種族」,「血緣關系」為核心領導層,這個領導層應當承擔帶領國家走向工業化的任務。

由於領導層承擔的任務如此之大:他必須以改革或者革命的方式完成對於整個社會的構建,尤其是相當多的後發展國家,他們不但要改革,並且還承擔了驅逐殖民者的任務,因此其政治制度往往是中央集權制的----無論其它表面上的制度如何,

產生中央集權制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裏有一大堆的制度,而你選擇了中央集權制,而是任務是如此的艱巨,導致不得不用中央集權制,我們來舉個例子:

在辛亥革命結束後,孫中山對袁世凱讓出總統位子,不久,先是宋教仁遇刺身亡,然後袁世凱未經國會同意搞善後大借款,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各省響應,當時的國民黨控制了七個省,都已經開戰的份了,其議員還留在北京和袁世凱合作共事,甚至所謂的討袁大元帥都不是孫中山,而是岑春煊。

孫山在逃亡日本後,組建了中華革命黨,孫中山說「此次立黨,與前次辦法頗有不同。曩同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誌……不計品流之純粹」,以致「內部份子意見分歧,步驟淩亂……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是故「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

為什麽要「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因為二次革命吃虧了。

此後護法運動失敗,黃埔軍校建立等等一切都昭示這些道理。

像唐德剛,諶旭彬這類的酸腐文人,一直在不斷地反復去講護法運動如何如何有問題,尤其是諶旭彬,一直強調孫中山在護法之前所著的【民權初步】,似乎唱高調,念經文就能打敗陳炯明似的。

當然後來民國時期,國家依然四分五裂,即便是後來日本入侵也沒有改變這一點。

而這一時期的任務是什麽?帶領國家從傳統社會轉變到現代社會,需要強而有力的統一,集中國家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國民黨在當年有機會,但是它沒有完成任務,因此它被歷史驅逐了。

在克服傳統社會的心理和社會層面的問題上,必須有強大的推動力,這個推動力足夠大,以至於可以超越利潤。

一般後發展的國家的推動力都來自於愛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新的領導層之所以要消滅傳統社會,是因為傳統社會無法保護國民免受外來入侵,這一點無論是在中國,印度,甚至在德國,俄國,日本等國基本全有。

在克服傳統社會的心裏和社會層面的問題上,必須有強大的推動力,這個推動力足夠大,以至於可以超越利潤。

一般後發展的國家的推動力都來自於愛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新的領導層之所以要消滅傳統社會,是因為傳統社會無法保護國民免受外來入侵,這一點無論是在中國,印度,甚至在德國,俄國,日本等國基本全有。

在選擇方式上,有暴力革命和溫和改良的區別,暴力革命對於傳統的社會更快,更徹底,而溫和改良會殘存大量的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遺毒。

我們來看印度的案例。

印度的情況和其他國家並沒有什麽不同,尼赫魯的曾祖父是薩克爾公司駐德裏皇帝宮廷的首席代表,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導致尼赫魯家族喪失了幾乎所有的財產,跟著難民到了亞格拉,尼赫魯的姑姑長得比較像英國人,被巡查的英國兵發現,英國兵疑心是尼赫魯的伯伯拐騙了英國人,差點把尼赫魯的伯伯吊死。

尼赫魯的祖父去世的很早,父親是遺腹子,養育全家的重任落在伯父身上,大伯父進了英國司法部,後來和家族人漸漸失了聯系,二伯父在印度邦政府服務,還當過十年的大官,最後研究法律成為律師,尼赫魯的父親從小學習波斯文和阿拉伯文,13歲開始學英文,比較頑皮搗蛋,喜穿洋裝,後來學習法律,成為律師。

尼赫魯的父親參觀過國大黨的早期會議,相信國大黨的理論,但是由於業務比較忙,和國大黨來往不多,早期的國大黨政治鬥爭也很少。尼赫魯的父親和當年所有的印度上層階級一樣,他羨慕英國人和英國人的風俗習慣,認為印度人墮落了,看不起當年誇誇其談的印度政客,他又不知道該怎麽辦。

尼赫魯的成長是伴隨著一路的歧視過來的,毫無疑問,尼赫魯是大家族,他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師,他家有錢到什麽地步?尼赫魯父親買了一個宮殿,不是大house,是真的一個宮殿,------你現在去印度旅遊仍然能看得到,現在已經成為博物館了,英王當年存取印度的時候,下榻的就是尼赫魯父親的宮殿,屬於曹雪芹待遇了。

即便是如此,尼赫魯一路的成長依然伴隨著種族歧視,火車上的車廂不管怎麽擁擠,永遠有幾個車廂保留給歐洲人,公園的長椅是為英國人量身定做的,那些印度和英國人的混血兒經常在印度人面前表現的神氣活現,這一切都在刺激著尼赫魯。

刺激尼赫魯的另外一個事情,就是日俄戰爭,這個事情很奇妙, 盡管國人引以為恥,畢竟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發動的一場戰爭,但是在域外國家,尤其是有色人種國家看來,這是一場非常了不起的戰爭,這是一場有色人種國家,打敗了白人國家的戰爭。

後來尼赫魯進了哈羅公學,又進了劍橋三一學院,尼赫魯接觸到各種人,由於生活優渥,盡管尼赫魯父親給了尼赫魯不少錢,但是尼赫魯還嫌不夠花,從大學畢業後,尼赫魯回到印度,進入了高等法院上班。

此後尼赫魯的思想態度遠比他父親更加激烈,但是尼赫魯不知道該怎麽反抗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一直到甘地和尼赫魯見面,尼赫魯才樹立起了方向。

我們回過頭去看印度脫離殖民的過程,它不是像中國一樣,是一種暴風驟雨,是一種血與火鬥爭的過程,而是一個緩慢的,平胡的,在法律的框架內的一種鬥爭過程,「不合作運動」這五個字去形容印度的鬥爭過程,簡直是太合適不過了。

它沒有辦法去掀起一場類似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因為當年國大黨的高層幾乎都和尼赫魯的經歷相似。

如果在任何一個國家搞暴力革命,能夠動員起來的人無非有兩個:農民和工人。

先說工人,印度工人不信任國大黨,因為印度工人認為國大黨是資產階級政黨,這一點甚至連尼赫魯本人都承認,他認為國大黨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

但是在哪個時代,印度總工會的表現不盡如人意,1929年,英國委派了華脫萊委員會來調查印度勞工的情況,工會左派抵制這個委員會,右派贊成和這個委員會合作,互相吵架辯論,英國人采取了慣常的套路:打擊工會左翼,拉攏工會右翼。

最後工會分裂成三部份:老的工會,穩健右翼工會,印共領導的工會,由於工會分裂,導致三個工會都很薄弱,印度工人不斷的請求工會團結,但是沒有成功,這時候穩健右翼工會逐步占了上風,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承認他們,這讓他們的話語權增大,壓過了其他的派系。

當然,和中國一樣,印度當時並非是工業國,中國革命的歷程也證明了以當時的國情,反而著手於農村才是最好的選擇,那我們看看當年印度農村的情況。

國大黨在印度農村的勢力,主要是在聯合省,國大黨聯合省委員會由150多個委員組成,兩三個月開一次會,執行局由15個委員組成,你可以看成是常務委員,經常開會。

看看當時國大黨聯合省委員會的組成:委員會主席薛爾萬尼是著名的大地主,執行局秘書長普拉卡沙等人,也是地主或者地主家庭的成員,其他幾個是中產階級,整個國大黨聯合省的執行機關,沒有一個是佃農或者貧農。

1931年農民和平抵抗以及抗稅運動失敗,國大黨委員會派遣工作群組,去勸農民繳租,當然國大黨的人也認為農民應該得到免租,聯合省的地租增加速度比稅收都快,地主收入更多,尼赫魯本人也承認農民快活不下去了,自耕農紛紛破產,變成了金融地主的農奴。

甘地對聯合省的地主和佃農都發出了呼籲,呼籲佃農盡可能的繳租,同時呼籲地主消減田租,聯合省的省政府聽到了呼籲,對地主和佃農的稅收都進行了消減,但是只消減當年而不提舊的欠款,佃農很擔心,生怕地主以欠款為由,剝奪了他的土地。

國大黨的聯合省的執行局屁作用都不起,一方面,這些人覺得佃農似乎遭到了不公平待遇,無數的農民成為被告,地主要求沒收他們的土地來償還租金,他們所樣的牲畜被扣押,地主代理人不斷地毆打佃農,即便是部份欠租已經繳納,很多土地還是被沒收,牲畜被拍賣,大量的農民來國大黨的執行局訴苦。

另外一方面,國大黨的執行局束手無策,只能不斷地寫信給聯合省政府,尼赫魯本人自嘲:我們幾乎事實上成了地主的代理人。

在整個印度獨立的過程中,存在大量的類似的賽局,印度確實從英國殖民者的手中掙脫出來了,但是由於沒有經歷過血與火的革命,大量的這些阻礙工業化的土地制度,生活模式之類的,依然殘存在印度,成為了印度日後工業化的阻礙。

要明確血與火的革命的本質:這並非是一種無端的流血,而是以暴力方式完成社會的轉變-----溫和的轉變當然也可以,但是需要的時間更長。

在中文互聯網上,經常可以看到某某地主是多麽多麽搞慈善之類的,然後圍繞著地主是不是搞慈善,是不是剝削進行爭論,地主是不是慈善或者剝削重要嗎?

在農業社會,地主掌握著資本,土地以及人力(佃農),他妨礙了生產力的進步。

因此地主是不是慈善,是不是剝削都不重要。

沒有地主這個階層很重要。

舉個例子:

浦項鋼鐵在2004年開始選址印度

2011年被阻攔

2014年政府介入

到2016年浦項鋼鐵放棄在印度建廠

非常說明問題。

其實不光是浦項鋼鐵,這類事件在印度歷史上反復的上演,比如說物流產業,印度的十年前的基建物流非常落後,每年有40%的農產品在運輸過程中浪費掉,沃爾瑪早就看到了這個商機,一直想進入印度,反復遊說。

但是由於印度當年的小商小販們握有投票權,以「保護印度零售業和物流業」的方式千方百計阻止沃爾瑪進入,印度的物流水平遲遲得不到改善。

不過在莫迪上台後,一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改善的方式說起來也很諷刺。

還是上面的例子,浦項鋼鐵在2016年失敗,但是浦項鋼鐵不甘失敗,覺得自己還是沒有找準辦法,於是:

浦項鋼鐵就找到了阿達尼合作建廠。

我相信這個計畫會走很順,為什麽?

因為阿達尼是大資本家,即便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資本家的地位也高於地主階級。

外國資本家搞不定的事,阿達尼能搞。

莫迪上任以後,反復聯合國內的大資本家,例如阿達尼,安巴尼這夥人對印度進行改造,盡管很多人看不慣,但是不得不說,效果還可以,

通向工業化之路,不光是有中國式的,也有日本式和南韓式的財閥,印度也搞搞財閥,無可厚非。

以目前的印度狀況來看,它進入到起飛的高潮階段,莫迪的GST改革統一了印度的市場,印度的寡頭們成為了印度工業化沖鋒陷陣的第一推力,印度正在處於迅速工業化階段,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發展不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