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初入病房，第一次見到韓先生。
灰黃外套、頭發蒼亂，黝黑打皺的臉龐，辛苦的勞作，日積月累，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深深的銘印。
他把兒子從西北帶來江醫生和我這裏。在門診，他說著：「娃打了個噴嚏，雙眼就看不見了」，「視網膜脫了」，「做了手術，沒用，叫我到別處」……
在交流中，我們了解到，韓先生靠種地為生，並沒有什麽廣闊的見識。他遠道而來，兒子之前做了毫無用處的手術，走了彎路，還花了很多冤枉錢，然後又來了上海。
面對我們，他從未有過什麽抱怨，一切的苦都往肚子裏咽，他只知道不好治，要帶兒子到大城市看一看。
疾病經過拖延，又胡亂地一通處理，處置起來變得很棘手。
我們把真實的情況告訴韓先生，他似乎受到了絕大的打擊，哭紅眼睛，緩慢而遲疑地問：「可否將我的眼睛換給兒子？」
這種在絕望中退無可退的犧牲精神，我自以為見得多了，心忖韓先生想實作這道聽途說的想法未免太過輕浮，但是又真是可憐。
但當我看到他的紅眼圈，頓覺自己的可鄙，我耐心地安慰了他。
江醫生為他兒子手術完，我看著他們走出病房，暗暗欣慰：小孩還是能自己走路的。
兩年後，一個忙得團團轉的下午，江醫生叫住我，說韓先生又帶著孩子來看了。
於是我再次見到韓先生，他這次來是因為孩子眼壓高，需要做個臨時手術。我問他：「還記不記得我?」他笑著點頭說：「記得，上次在一樓。」
仿佛在艱難之時見到舊日戰友，勞動者特有的樸素又讓他對醫生有天然的信任。他從不談他的苦，西北到上海的舟車、照顧病人的不便，被命運虐待的抑郁，他從未提過。
他簽好字，握著我的手，緩慢地說：「見到你和江醫生，心裏都是感激的，可看著小孩子的這個樣子，心裏又確實難過。」
我又見到他的紅眼圈，這一剎那，我突然明白兩年前自己的混沌，不能懂得他的隱忍，不能懂得他背上的重。太陽將落未落之際，最後射出赤赭色的殘光，只勾勒出檢查室裏坐著的一名焦慮的父親，和一名束手無策的年輕醫生。
第二天江醫生幫孩子做這場手術，我從未見他這樣細心過。
揭開紗布，視力保住了，江醫生點點頭說：「還是值得的。」我說：「嗯，是值得的。」
他們倆走出病房，孩子還是能自己走路的，我心知不易，他長大了，比兩年前高了，同我差不多了，到了愛美的年紀，會有自傲的脾氣及敏感的心思，會因為眼疾不自信，他甚至不能知道自己所喜愛的人美還是不美。
韓先生來到這個地處梧桐區的醫院，洋場米貴，狹巷人多。四處都是高尚的清享，這些文明的洪福，哪裏能和韓先生發生聯系。
這裏的街道精致又雅趣，但我每想起韓先生舉著鈔票，夾雜在普通的上海市民中間，擠在人群裏掛號的樣子。我便不說話，腳下努力，希望讓自己不那麽無用。
為了韓先生這過於平凡的一家。
秦舒蒙
秦舒蒙博士，主治醫師，從事玻璃體視網膜疾病的臨床及科研工作，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計畫一項，參與多項國家級科研課題的研究，首屆醫生科普大賽上海市前三十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