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覺學生們現在很執著於穩定，他們求職太缺乏安全感了。」研究高校招生改革和學生發展的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崔盛如此說道。
近幾年，高等教育界出現了很多新現象，「逆向考研」「延遲畢業」「脫下長衫」等等，其背後代表著大學生群體為了適應當下所作出的思考和抉擇。
崔盛似乎都能從他的學生當中找到縮影。他跟學生接觸甚多，平日裏，除了教研，他在學院分管學生工作，尤其關註家庭條件相對處於弱勢的學生，觀察當下就業形勢對於他們學習和擇業的影響。
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崔盛說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議，「考不考研，勸是沒有用的，每個人當下所做的決策一定是力所能及範圍內的理性決策」「如果明確了自己不適合做研究，不如更早進入就業市場，勇敢地接觸社會」「社會環境和用人單位應該更好地辨識求職者的才能，而非只看一紙文憑，從而推動‘學歷社會’真正向‘能力社會’轉變」。
「考不考研，勸是沒有用的」
澎湃新聞： 2024年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為438萬。這是在連續上漲8年之後，考研報名人數首次下降。考研人數下降會成為以後的趨勢嗎？
崔盛： 跟往屆相比，今年考研人數下降主要是幾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一是疫情管控措施全面放開之後，出境留學的人數增多，分流了一部份考研的人。二是就業環境的變化，從我們學校的數據來看，2023年上半年學生就業的形勢較好，積極的就業形勢會讓更多學生走向就業市場。三是前幾年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從供給層面一定程度緩解了考生持續考研的需求。三方面的因素綜合導致考研人數連漲8年後出現下降，這是一個拐點，但拐點會不會延續，考研人數會不會持續下降，並不確定。核心還是要搞清楚「蓄水池」裏有多少考研「二戰」「三戰」的人，以及大家對就業趨勢的評估。從國家的政策規劃和高等教育的結構調整來看，2023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60.2%，高等教育規模還在擴大，研究生的規模也會隨之增大。我估計，未來幾年考研人數會在400萬左右波動。
澎湃新聞： 越來越多大學留出更多名額給保研的學生，尤其是一些知名高校的學生保研率較高。為什麽會有這個趨勢，背後出於什麽考慮？這會對整個考研局勢造成怎樣的影響？普通學歷的學生想要透過考研到名牌大學就讀是不是更難了？
崔盛： 教育部對高校推免保研名額的比例是有規定的，大部份高校學生的推免保研率也不會超過50%。客觀上，並不存在保研比例越來越高的趨勢，那大家為什麽會形成這種認知？主要是近年來越來越多學生跨區域、跨城市、跨學校參加各類夏令營推免，學生參與夏令營推免的積極性已經大大超過原來保研「九推」（意為九月正式推免）簡單遞材料的那種形式。部份學生可能進入大一就已經開始為保研或推免做準備，他們對於推免學校的資訊收集更完備，準備也更充分，同時也讓大家感覺高校推免保研越來越普遍。
對於高校而言，推免和統考並列最大的好處是兩套考試招生方式，可以更充分挖掘考生的能力，選拔出綜合素質更強的學生。比如說，老師反映有的學生在統考中分數非常高，但學習和研究能力相對較差。在推免過程中，學校透過自主命題、個人化面試，挑選出的學生可能更能適應研究生階段要求。當然，這在學校之間也會形成競爭，當其他學校透過推免等方式搶人才，更多學校也會參與進來。
統考和推免的側重點不一樣，考生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準備，比較耗精力。但對於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學生，可能在推免過程中會有資訊差、經濟不利等因素，處於劣勢，我們需要更多關註到這類群體參與各項考試渠道的便利性。
大家可能還會有一個主觀印象，相比於推免保研，普通院校的學生更容易透過考研統考進入名牌大學。其實在研究生招生考試過程中，學校還是會以綜合評價的標準來選人，充分考慮學生在筆試和面試中所表現的綜合能力，而不是靠學生的本科院校來簡單判斷。我個人的面試經驗就發現，一些普通院校的考生，他們可能學得比較紮實，對基礎知識的掌握反而比名牌大學的學生強，面試中也會得到老師們更多的認可。所以，在考研選拔過程中重要的不是以什麽形式的考試，或者以什麽標準的學校出身來篩選考生，而是高校能否透過有效的考試，真正辨識出考生的能力。
澎湃新聞： 一邊是關於學歷通貨膨脹，考研價效比降低的討論；另一邊，有專家指出，跟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在研究生學歷的普及率上仍有很大差距。到底應該鼓勵大家考研，還是應該勸大家理性考研？
崔盛： 考不考研，勸是沒有用的。我相信，每個人當下所做的決策一定是力所能及範圍內的理性決策。至於是否應該考研，每個人的基本情況不同，所以理性考慮考研的成本和收益後的決策也不盡相同。這就跟考大學一樣，以前農村好不容易出一個大學生，被視為「寒門貴子」。現在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化走向普及化，農村孩子上了普通大學之後發現並不一定就能拿到高薪資，很多家庭就會考慮投入能否獲得相應收益，是否上高職的報酬更大，選擇會更加務實。同樣的，很多家庭和個人在決定是否讀研的時候，也都會理性比對收益和成本。
也有一部份人為了逃避就業、逃避社會，而他們的家庭也有經濟能力支撐他們不就業，不用考慮成本和收益選擇考研。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實際上更多是在消費教育，享受教育帶來的服務。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相信這種教育服務也將越來越多。
我們作為老師，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把相關資訊提供給學生，讓他們作出對自己學術或者職業生涯最有利的選擇。
2010-2020年，不同學歷的收入水平胡薪資優勢對比。澎湃新聞 實習生 馮淙萱 記者 衛瑤 陳良賢
「卷學歷」不意味著就能在就業市場勝出
澎湃新聞： 澎湃數據新聞透過分析發現，從2010年到2020年，本科學歷的受訪者中，畢業3年內的整體工作薪資優勢出現了較明顯的消失，從1.89降至1.33。這是否意味著「卷學歷」是在就業市場勝出比較好的途徑？
崔盛： 這個數據主要反映的是不同學歷薪資相對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本科畢業3年內薪資指數從1.89降至1.33，的確比研究生下降的更多。但學歷對就業影響不僅要分類比較，還要從總體層面比較，例如近十年就業群體中大專、本科學歷的比例增加了多少，碩士生又增加了多少。近十年就業群體中本專科生比例的擴增，也可能是導致這個群體薪資溢價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同學歷的薪資水平僅僅是從數據層面來看，代表了平均水平，但個體的情況各異。當就業環境不太樂觀的時候，並非意味著「卷學歷」就是在就業市場勝出比較好的途徑。如果學生不清楚自己的就業興趣和優勢，不敢進入勞動力市場，盲目考研，這是不值得鼓勵的。我也跟很多學生說，如果明確了自己不適合做研究，不如更早進入就業市場，勇敢地接觸社會，知道自己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等工作幾年知道自己缺乏什麽能力，可以再到高校回爐，這個時候學的技能會更有針對性。現在很多專業的研究生培養也開始從學碩向專碩轉型，鼓勵學生有一定的工作經驗或者職業認知之後，再透過研究生教育提升能力，這樣學到的知識更能匹配社會發展的需求。
總之，在沒有獲得更多薪資溢價空間的情況下，大家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去提高學歷，提升個人的能力。但千萬不要無謂「卷學歷」，要根據個人偏好，明確自己是學習有優勢還是工作有優勢。
澎湃新聞： 這幾年，越來越多考生更加務實，出現「逆向考研」的現象，例如從「雙一流」高校考研到非「雙一流」高校。請問您怎麽分析這種現象背後的動機？這種選擇會不會讓讀研的報酬率降低？
崔盛： 「逆向考研」可能存在幾種情況：一是基於考研的競爭非常激烈，部份學生為了保證自己一定能考上，選擇減少競爭規避風險；二是基於專業發展的考慮，我們平時講「本科看學校，研究生看專業，博士看導師」，每個階段有不同的側重點，例如有的學生考研選擇的學校比本科的學校排名低，但就讀的專業可能是王牌專業或者進了更強的課題組，這樣的選擇不算是「逆向」，而是基於專業和學術發展作出的現實選擇；三是出於職業和區域的考量，例如從北京上海排名較前的本科院校考到家鄉省會城市的王牌大學和專業，由於後者在區域內備受認可，而且對就業有連帶效應，有利於學生的職業發展規劃。所以，看似「逆向考研」，其實有些也是切合實際的合理選擇。
澎湃新聞： 還有一個熱議的現象，高學歷低就業。不少研究生可能從事著一些與學歷不符的工作，例如送外賣、快遞員等等，被視為是一種脫下「長衫」的選擇。怎麽看待學歷優勢和學歷「包袱」對於學生就業發展的影響？
崔盛： 相比於「80後」「90後」，我發現課堂上這群「00後」的孩子已經沒有什麽「包袱」了，他們根本不在乎脫不脫「長衫」，反倒是我們當老師的替他們有這個「包袱」。去年我在課堂上還討論過這個現象，發現隨著文化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的變化，學生想法也會受到影響。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當下，他們會覺得如果實在找不到工作，送外賣也是可以接受的。自己憑能力吃飯，能找到什麽樣的工作證明自己在就業市場的現實匹配情況。
高校應做好學生適應社會和工作的橋梁，例如我們開設職業生涯課程、就業培訓等等，讓學生提前了解社會，讓他們看清自己的優勢到底是學歷還是能力，以及企業用人的要求。理解這些問題之後，學生就會很容易放下「包袱」，進入企業之後也會較快適應企業的需求。
「學歷社會」如何向「能力社會」轉變
澎湃新聞： 您在跟這兩屆學生接觸中有什麽新的觀察和發現？跟以往幾屆學生相比，現在的學生對於讀研和未來規劃有什麽不同？
崔盛： 除了教研，我在學院分管學生工作，跟這兩屆學生聊得特別多。我發現，大家對考研的需求非常迫切，大部份本科生會選擇讀研，沒有考上的還會「二戰」「三戰」。這群孩子也非常務實，他們會覺得「如果賺錢賺得不多的話，幹嘛本科畢業就出去工作？」大家會覺得以本科的學歷就業收益不大、發展前景不好。
在就業上，考編和選調的比例明顯上升。以前，本科生畢業為了考研可能「二戰」「三戰」，現在研究生畢業應付考編選調也開始「二戰」「三戰」。有的學生如果考不上公務員或者選調，為了保留應屆生的身份，會故意不送出論文，延遲答辯和畢業。我跟學生聊，問他們為什麽不去企業更多地接觸社會而想留在體制內？我感覺學生們對就業缺乏安全感，工作生活上沒有闖勁更執著於穩定。學生對就業環境其實沒有很多切身體會，但當消極的反饋傳導開來之後，會像「蝴蝶效應」被放大，學生為了求安全和最大收益，往往選擇最穩妥的路徑。
另外，現在大學生的父母大部份都是「70後」，工作相對比較穩定，能夠負擔起孩子多次選擇的經濟成本。例如有些孩子待業，一心只想找一份體制內的穩定工作，這跟當地的文化認知和父母的觀念引導也有很大的影響。「70後」父母的整體社會認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00後」的畢業選擇。
澎湃新聞： 以前大家會說，透過高考「逆天改命」，後來又說想透過考研「逆天改命」。您怎麽看待這種說法，考研還能「逆天改命」嗎？
崔盛： 我自己是從一個小城市來到北京工作紮根的，我的人生確實透過高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我覺得，一方面隨著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分工越來越穩定，所謂「逆天改命」的現象會越來越少。這並不是說機會越來越少，而是會進入相對穩定的社會分工。另一方面，隨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規模不斷擴大，教育的功能發生了改變，高等教育的篩選功能弱化，大學不再僅僅是為了選拔出精英人才，而是更多的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提升專業水平。至於考研是否還能「逆天改命」，我想當個人找到了合適自己的專業領域，透過研究生階段教育提升了自身的專業能力，成為國家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拔尖創新人才或者行業領軍人才，也可能會實作所謂的「逆天改命」。
澎湃新聞： 大家有句口頭禪，「碩士生多到滿大街都是」。而且現在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是研究生。這導致了很多人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過分追求學歷和文憑， 「學歷社會」由此形成。您認為，「學歷社會」應該如何向「能力社會」轉變？
崔盛： 教育經濟學經常討論一個經典話題：教育究竟是提升人力資本還是提供篩選機制。簡單說就是大學是否真正提高了個人的能力，還是只給我們貼了一個學歷的標簽，讓我們在社會上更好地被辨識？所以，這個問題可以從社會和個人兩層面來看。
在社會層面上，企業求職都需要填寫一欄學歷，在缺乏個人能力評價方法的背景下，大家會傾向於用學歷來評估學生的能力。但如果社會和用人單位能夠更好地辨識求職者的能力和技能，求職者就不需要一味地「卷學歷」，勞動力市場也就會更傾向於能力導向。
從個人層面來看，很多孩子從高校進入社會的過程處於回避心態，習慣性地滯留在高校裏，也不是為了提升個人的能力。如果他們能夠更勇敢地接觸社會，應對挑戰，或授權以更好地適套用人單位對能力的要求，從而推動「學歷社會」真正向「能力社會」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