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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村幹部」在村裏擔任要職,卻在城萊恩家,這樣真的可以嗎?

2024-02-09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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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村裏的老王找到我,顯得非常焦慮,他說他去村委會找李主任,但是被告知李主任白天在村裏,而晚上和周末則在縣城裏。

讓我感到很詫異的是,這算什麽事啊?村裏的幹部不住在村裏,那村民找他們辦事豈不很不方便嗎?後來我才了解到,李主任這樣名義上是村幹部,但大部份時間不在村辦事的人,現在被稱為「兩棲村幹部」,而且這種情況正在悄然增加。

那麽,「兩棲村幹部」究竟是什麽呢?我進行了調查和了解,發現它主要包括以下三類情況:

第一類是名義上擔任村幹部,實際卻領取村裏的補貼薪資,但已經在城裏買房安家的人。這類人雖然在村裏擔任職務,但大部份時間的生活重心已經轉移到城市。

第二類是在村裏工作白天,晚上住在縣城,來回奔波的「兩點村幹部」。這類人雖然也在村裏工作,但主要的生活還是在縣城裏。

第三類村幹部,名稱上是村幹部,但實際上幾乎全時間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很少參與村裏事務。這類人屬於典型的「空殼村幹部」,盡管他們領取著村裏的薪資福利。

「兩棲村幹部」的普遍現象是,他們名義上擁有村幹部的身份,但大部份時間並未在村裏認真履行職責。這種現象已經成為農村發展的一大難題。

對於「兩棲村幹部」為何激增的問題,經過訪談和調查,我總結出了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村幹部的薪資福利待遇長期偏低,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通常情況下,村幹部的月收入只有兩三千元,相比於城市基層公職人員,收入水平少了將近一半。

李主任告訴我,村裏只給他們發放一點基本補貼,養不起家庭。他說:「我女兒上大學了,學費就要好幾千塊,我靠三四千的薪資哪裏夠用?」許多村幹部因此只能出去做小生意或開店賺外快,無奈選擇了「兩棲」生活。

其次,隨著農村城市化行程的加快,許多村民選擇進城購房,村幹部也為了生活方便選擇在城市居住。他們認為,「孩子在城裏上學更方便,而老年人在城裏看病也更加方便」。

因此,我即使保留在村裏的工作,也需要在城裏買房。我看到李主任家就位於縣城的新小區裏,周末則會開車回村辦公。

第三,有部份本來已經在城市發達地區致富的人,他們仍然選擇回到農村擔任村幹部,積極的幫助鄉親們脫貧致富。他們本來可以選擇在城市安穩的生活,但基於心中的情懷,他們選擇回到農村,希望能夠把自己的能力和資源用於造福家鄉和鄉親們。

這種"兩棲"村幹部是最受村民歡迎的。

透過以上發現,我已經明白了是什麽推動了「兩棲村幹部」的增加,解決了我的疑惑。

前段時間,網民爆料稱相關部門將於2023年對「兩棲村幹部」進行全面清查,此事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註。我看到這則訊息後十分驚訝,立即展開了調查核實。

透過訪談多個鄉鎮的幹部,我發現這個傳聞不實。他們都表示,目前沒有收到任何要專門檢查「兩棲村幹部」的命令或通知。

即使今後要加強監督,也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清查的情況。因為這類村幹部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不能一概而論地打擊。

老馬是一個擁有30年村幹部經驗的鄉長,他認真地告訴我,現在基層幹部的生活並不輕松,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從事這個工作了。

這些「兩棲村幹部」位於政府與百姓之間,奔波忙碌,成為後備幹部的重要來源。如果今後監管太嚴,反而容易導致後備幹部的缺乏。

因此,不能簡單地下令「突擊隊」,必須視情況而定。

我的感受非常深刻。確實,一刀切地打擊可能是過於匆忙。既然這些「兩棲村幹部」表現積極、踏實,就應該給予信任和支持,而不是懷疑。

在這種情況下,村幹部本來就面臨工作壓力,生活條件很差,又受到了社會的指責,負面情緒會逐漸積累,從而影響他們的工作效果和農村的治理水平。

因此,傳言中的嚴查並沒有必要。

盡管絕大部份"兩棲村幹部"依然勤勉盡責,但依然有個別人表現得輕浮、不專業,這類人可能會面臨談話提醒甚至處分。

例如,部份「兩棲村幹部」經常不在村中,村裏的事務完全處於自發發展的狀態,甚至連村民來找他們辦理護照、合約等手續時都找不到人,無法成功辦理。

這不僅直接影響了基層治理,而且讓群眾在需要尋求幫助時無法找到合適的途徑,引發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李大爺憤憤不平地投訴說:「有一次我找主任簽字,他居然推說在外地開會去了,叫我等一個星期後再來。這不是明擺著敷衍我嗎?哪能容忍這種村幹部!」

除此之外,我發現有部份「兩棲村幹部」長期采用遠端辦公的方式處理村務,甚至村裏的會議都是透過視訊電話的形式進行。

不懂高科技的村民對此感到困惑,使得村幹部與村民之間的距離逐漸拉大。我建議村幹部應重視這兩類村民的問題。

針對「兩棲村幹部」的監管問題,我呼籲有關部門應該站在國家和農村全域的高度來思考,理解這些村幹部的實際困難,給予他們更多信任,避免過度嚴厲的懲戒情緒。

不能簡單地將「兩棲村幹部」與「問題村幹部」劃等號。其實,他們中有許多人是因為家庭原因、生計問題而不得不在城市居住和工作。

李主任因為要照顧上大學的女兒,所以在縣城買了房子;而張主任則是為了東奔西走做生意,才擁有了經濟實力支持村裏的集體修路設施。

如果將這些村幹部也打入「違規人員」的行列,只會讓他們心灰意冷。

基層工作確實不易,我們需要更多的鼓勵與支持,而非嚴厲的批評。村幹部與我們一樣,也是普通百姓,他們也承受著生活壓力,沒有必要要求他們過度犧牲自己的利益。

相反,給予他們生活空間,讓他們在公私利益間取得平衡,這是最理性的監管方式。

因此,我懇請廣大網友和相關部門對於「兩棲村幹部」的表現持更為寬容的態度,盡可能避免過度嚴厲的攻擊。相反,我們更應該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理解他們的難處,用一顆包容的心去對待,這樣才能贏得農村基層的尊重和支持。

這對農村的穩定和發展最為有利。

經過調查研究,我認為「兩棲村幹部」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是基層治理的必然產物,需要我們從根本上深入理解並進行引導,而非簡單地加以懲治或鏟除。

我建議,第一,這類村幹部要做到心無旁騖,真正為群眾謀利益,不能將更多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意或家庭上,要讓村民感受到自己的用心。

其次,上級部門應當加強正面的引導,透過提供相關的培訓來提升基層幹部的業務能力,同時適當提高薪資福利待遇,使基層幹部的生活更具保障,從而贏得他們的尊重。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兩棲村幹部」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產物,我們不應追求超過時代標準的東西,而應尋求公私利益的和諧統一。透過鼓勵引導,我堅信農村基層治理將會呈現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