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余向榮
中國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存在較大溫差。上半年對增長貢獻最大的是出口和非住房類投資，但其對居民收入和資產價格傳導不暢，消費活動尚缺乏動能。出口有周期性，也遇到越來越多地緣政治阻力；投資面臨債務上升、報酬率下降等挑戰，而且進一步強化供應，會加劇未來的供需不平衡。這種「雙軌式」復蘇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結構性敘事幫助不大。從這個意義上說，直接著力提振消費、暢通內迴圈既是經濟長期永續增長的需要，也是扭轉公眾和市場預期的關鍵。
消費再平衡不是新話題，只是到了需要更加重視的時候。從伯南克2005年針對中國提出「儲蓄過剩論」算起，討論再平衡有20年了。到目前為止，進展依然非常有限。居民消費在GDP中所占比重過去20年均未超過40%。疫後消費取得了恢復性增長，但去年消費率也就39%，社會零售總額跟疫情前趨勢比反而拉大了差距。隨著經濟增速趨緩，一些因素使得我們現在政策重心需要向消費傾斜一些：
第一，經濟體量。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市場占比約15%；去年出口3.4萬億美元，差不多等於印度GDP（3.7萬億美元）。有的行業，中國產能已在全球範圍內占據絕對優勢。在傳統行業，像粗鋼產量，中國占全球55%；在新興行業，中國光伏產能全球占比近90%，鋰電池產能約80%，電動車產量占全球銷量65%。
第二，地緣政治。經歷中美貿易戰、疫情沖擊，各國都更強調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更註重本國工業發展。先是美國對中國戰略產業大幅提高關稅，再是歐洲對中國電動車和綠色產業進行反補貼調查，未來不排除在全球南方也會出現反彈。
第三，民眾獲得感。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居民福利，消費是獲得感的體現。去年出口價格指數下降約2%，今年上半年再降超5%。與其補貼海外消費者或降價對沖關稅，不如提升國民福祉。
如何提振消費？我想這首先需要重新認識消費，避免「節儉悖論」。消費也是一種投資，特別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投資是延遲的消費——不能無限期延遲。要推動消費再平衡，可能也意味著需要重新審視「涓滴經濟學」的政策思路：從出口和投資再傳導到消費，不如直接刺激消費。具體地，我這裏提幾點粗淺的建議：
第一．切實推進發展這個「第一要務」。面臨外部不確定性，防風險固然重要，但「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包括消費。經濟發展了，消費才有活水之源。
第二．讓居民收入增長高於名義GDP增速。消費是收入的函式。支出端要擴大消費，收入端就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分配比例，尤其是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建議中國借鑒日本1960年代池田內閣經驗制定一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將收入增長更明確地納入政策評價體系，動員各方面力量提振居民收入。政策上可以引入雇員薪資動態調整機制，讓薪資增長至少可以追平通脹。同時，要重振民營經濟和企業家信心，畢竟他們創造了80%的就業。讓民企在市場準入、要素使用、政策支持等方面享有公平待遇、避免選擇性執法是第一步。市場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和可預期、穩定以及取向一致的政策環境則更加重要。加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保護亦應是重要一環。
第三．築牢社會安全網。居民收入分配占比擴大的空間必然是有限的，因為它會擠壓企業和政府的份額。薪資增長會侵蝕企業競爭力，而制造業仍是中國戰略支柱。很多政府支出也有剛性。但消費再平衡還可以透過降低儲蓄率實作。我測算去年中國城鎮居民儲蓄率為36%（美國約4.5%），有巨大下調空間，而其前提是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比如，要發展銀發經濟，那就要做實養老金帳戶。今年養老金還能漲，未來十年隨著「嬰兒潮」一代退休，養老壓力會進一步加大，我們需要提前做出應對安排。我們也應建立起與消費社會相適應的住房體系。透過政府回購等形式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可以減少「住房儲蓄」，但除了央行再貸款，作為公共品提供，財政參與不可或缺。多管齊下穩定商品房市場也是避免負向財富效應、重振消費者信心的必要條件。如不擴大政府收入分配占比，那就需要其支出結構更多從基建投資和產業補貼轉向民生。
第四．大力補貼生育。養育成本高企是生育率走低的主要原因。例如，中國嬰幼兒入托率只有5.5%，而已開發國家普遍50%以上。中國80%以上嬰幼兒由父母和祖父母照料，到第二、第三胎他們就不堪重負了。又如，中國人均居住面積42平方米，一二三線房價每平分別約4.4、1.3和0.97萬元，增加一個家庭成員的居住成本約為184，56和41萬元。所以，生育補貼一定要足夠大才能扭轉趨勢，避免像南韓那樣滑入「人口緊急狀態」的風險。去年新生兒902萬，如果一人一次性補貼36萬元（相當於18歲前每年2萬），一年3.2萬億元，相當於GDP的2.6%；相比之下，中國一年基建投資超17萬億元。即便在現有財政框架下，這也是有空間騰挪的。但我覺得更好的辦法是，透過超長期特別國債擴容募集增量資金用於長期人口戰略投資，乘數效應會更大。
第五．喚醒土地價值。我曾做過測算，農村土地財富可達150萬億元，按戶籍人均近20萬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4倍，部份是因為前者有更多財產性收入。城市有成熟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而農村土地和不動產很大程度上不可交易。允許農民土地使用權、特別是宅基地使用權在更廣範圍內流動、交易、抵押，可以有力地釋放農村土地價值，也會進一步促進城市化，使新市民在城市安居後可以負擔生活和住房成本。除財富效應，市場化的土地權益也有助於農村居民獲得消費信貸和其他金融服務。
第六．突破消費場景限制。還是要確立一個市場化原則，減少對消費行為不必要的行政性幹預。比如，商品房限購現在已經放寬，相信未來還會放得更寬。很多人認為，中國人均居住面積已趨近已開發國家水平，因此住房需求已基本飽和。如果按照現行居住模式，這個判斷也許沒問題；但縱觀世界各國，不少人口密度大於中國的國家，大部份居民也是住在多層或獨立屋。所以，開啟思路，我們居住條件改善的空間依然很大。又比如，中央現在要求對汽車的限制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也會釋放出更多消費潛力。
最後，我這裏說的是「再平衡」，不是說投資不重要。相反，我認為投資很重要。我到過很多新興市場國家調研，其中一些地方就是選舉前發錢消費，選舉後收縮財政，缺乏長期投資，經濟陷入一個不斷反復的「消費陷阱」，難以增長。我們前期已經做了大量投資，現在既有條件也有必要向消費傾斜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