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從哈爾濱市南崗利民小學（在老巴奪煙廠對面的小黃樓，開始時校長是王正民）畢業，升到市第六中學讀初中。當時哈爾濱市只有五所中學，1948年由「從德女中」易名為哈爾濱市第六中學，地點在南崗區郵政街和北京街交口位置。因學校前身為女子中學，故二年級以上班級基本都是女生。校長是李松濤（後為市教育局局長），據說是從延安來的幹部，當時就住在學校主樓正對樓梯的小房間裏。1950年春天，市裏決定在六中的校址上成立第七中學，而六中則搬到霽虹橋東側現在的第三中學位置。搬家時的桌椅板凳都是我們學生自已肩扛手擡搬過去的，那時也沒有搬家公司一說。雖然年令很小也很累，但心裏特別高興，因為新校舍太好了，大紅房子古建築，房間也大，還有大操場。大家都知道這是李松濤校長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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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的班主任是位男老師，性格很溫和，平時無論是在教學上還是對學生的態度上都很好。記得有一次帶全班同學去香坊機場附近一塊玉米地，抓一尺多高玉米葉子上的蟲子。田地面積很大，幹到地頭時天也快黑了，這時老師宣布收工，都集合要走了，老師突然說蟲子沒抓幹凈，往回走重新抓，要求認真仔細點。很快，一個同學高聲說：老師，我撿到一支鋼筆。老師接過來說「這是我丟的，收工回家」。直到這時同學們才明白老師讓重新抓蟲子的意圖了，還是老師心眼多。不久之後的一天，我們正在上課，教導主任楊樹坡突然進教室，宣布我們班主任老師是國民黨特務，已經被公安機關抓走了，在其家裏還捜出了電台，據說他老婆都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特務，沒過幾天就在八區廣場給槍斃了。當時八區廣場靠近鐵路的路基斜坡比較高，有時開完批鬥反革命特務分子大會後，就直接拉到斜坡處就地槍決。記得有一次土匪在太平橋挷架了一個初中生還撕了票，窩點在景陽街，公安機關破案後，抓了一批土匪，開完批鬥大會，直接把四十多名土匪在斜坡處給槍斃了。因為我們學校離的很近，有時在教室就能聽到槍聲。後來，槍決犯人的地方改到新陽路上的松江拖拉機廠的那個斜坡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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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的中蘇關系非常好，學校成立了中蘇友協小組，組長是音樂老師田乃愚。田老師人很溫和，親和力強，年輕，人緣好，記得個子也很高。她很喜歡我，我自然就成為組員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周可以在兒童電影院免費看一場原版蘇聯電影，後來有了中文字幕。據說田老師離開學校後去了中蘇友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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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都是十四五歲的少年，都很貪玩。有一次我（團支部宣傳委員）和陳維卿（團支部書記，後來是天津一個設計單位的領導）、楊義邦（體育委員，後來是國家化工部副部長）放學後跑到動物園翻墻進去玩兒，打了一些未成熟的核桃，回來後才發現核桃皮是掉色的，書包都染綠了，洗都洗不掉。當時我家在大方裏鐵路官房最東頭，是這一條街唯一不是鐵路員工的家庭，走一曼街需四十分鐘才能到學校。尤其冬天，天黑路遠，沒路燈，道又不平，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害怕極了。那時學生上下學是沒有家長接送的。有時，從霽虹橋下進到哈爾濱火車站扒火車到濱江站，跳下車回家，但這事是不敢告訴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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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吋，一次正在上課，突然宣布緊急集合去省醫院化驗血型，這時我才知道我是O型血。當即留下十幾個同學為省委一位幹部搶救獻血，因為年紀小獻血不多。後來血站還給了幾塊錢讓買豬肝吃。我把錢給了媽媽。從那時起，我知道了獻血的重要性。
